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五卷）
2004-12
译林出版社
吴远迈
822
无
概论 70年代以后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总起来说,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状态,在于一批极有天赋,然而有着不同年龄和学识,不同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成就和影响的文人的集合,使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在这个时代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 首先是在欧洲,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文学大国和优秀作家。这30年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31名作家中,欧洲便有19位,占了近三分之二,可谓人才辈出。虽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文学面貌各异,甚或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活力、创新和多元化倾向却十分相似。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新进展,具有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出众多驰名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下召开,会议气氛紧张,争论激烈,作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1987年,回归文学的“反思”冰山突现水面,直至1989年,反思和回归的热潮势头不改,大量被禁作品开禁,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杂志订数猛增。这一年,主导苏联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作协章程中删除。1990年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各杂志纷纷抢登他的被禁作品。 1991年,风云突变,苏联党政高层领导斗争加剧,各种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存在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成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由于多年来的积怨和不同政见被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俄罗斯文学迎来了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各种作品百无禁忌、良莠不齐,纷纷破土而出。这些年,老作家们接连谢世,尚存者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那些4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学中坚,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则脱颖而出,给俄罗斯文学平添一抹春色。但是,俄罗斯文学欲现昔日的辉煌,恐怕还得“蓄芳待来年”。 东欧(现称中欧和东南欧)诸国与苏联情况基本相似。在波兰,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底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工人罢工。7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恶化,全国发生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应运而生。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文艺团体被取消,所有出版机构被查封,文学刊物停刊,一些作家移居国外。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添了波兰当代抒情诗的分量。除了这两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诗人还有赫伯特和鲁热维奇,以及40年代出生的巴兰恰克和李普斯卡,青年一代则有奥哈拉派的希维特利茨基和波德夏德沃,古典化派的迪斯基和凯拉尔,先锋派的索斯诺夫斯基。几代诗人的诗歌特色、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不尽相同,显示出波兰诗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匈牙利于1968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1989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该党终止工作,成立匈牙利社会党。同月,国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多党制,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文学创作在七八十年代除了现实主义作家外,也出现了以沙布·玛克托、曼蒂·伊万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和以山陀·弗伦茨、弗耶什·安德烈为代表的“更新代”作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昆德拉等作家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哈韦尔等被监禁;大批作家遭流放;由塞弗尔特任主席的作家协会被解散。1969年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只任总统;1989年又辞去总统职务,同年捷联邦会议两院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剧作家哈韦尔任总统。1993年元旦,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独立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上最负盛名的是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弗尔特和流亡国外、已入法国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的过度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不满情绪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暴露无遗。这次事件震撼了法国,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并导致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结束了一个时代。因受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影响,彻底抛弃现实主义而盛极一时的新新小说派开始衰退,主将索莱尔斯于1980年与《如实》杂志彻底分道扬镳,法国文学进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旗帜、没有流派的多元化时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向不可阻挡。 原为新小说派元老的西蒙,在法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那匠心独运、“将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力与对时间的深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无疑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自成一格的文学大师。1996年去世的杜拉斯,擅写日常生活,但她摈弃原先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方法,把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一部以少年时代初恋为背景的小说《情人》,缠绵悱恻,充满异国情调。同样拒绝传统的勒克莱齐奥,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荒漠大海的神秘冒险,还是节奏疯狂的都市生活,细腻无序的描写总是与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图尼埃大器晚成,43岁时才发表处女作,但即获大奖,第二部作品《桤木王》又获龚古尔奖,确立了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其作品想像丰富,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但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莫迪亚诺的作品虚实相间,结构紧凑,语言明快。通过回忆与想像,以表现生活的不安定和潜伏的危险。 战后英国,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1982年英军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而1997年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史。但“英语世界”的出现,使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许多用英语写作的英联邦作家移民英国,亦给英国文学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这30年,英国文学前有卡内蒂(用德语写作)和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出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再摘桂冠。这30年,英国文学既有老作家莱辛、戈尔丁、斯帕克、福尔斯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又有马丁·艾米斯、麦克尤恩、巴恩斯等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日臻成熟;也有布鲁克纳、拜厄特、德拉布尔等女作家巾帼不让须眉,还有号称“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之崛起,蜚声国际文坛。这30年,英国诗坛异彩纷呈,新人辈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造就了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的西默斯·希尼。希尼的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背景和地方特色。品特的戏剧也成就斐然,1996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其戏剧作品语言幽默洗练,善用荒诞和比喻,富有象征意义。 德国在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柏林墙将一个民族分为东西两个阵营,走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1990年两德统一,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历史终结。民主德国曾拥有三位一流作家,一位是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她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神话、象征、荒诞、梦幻于一体,将真实材料与文学虚构及主观评述有机结合,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一位是剧作家海纳·米勒,他借助历史、神话和传说,并对戏剧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怪诞奇崛中显露出本人的悲剧史观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另一位是诗人布劳恩,他的创作简洁、冷静、客观,富于哲理,表现出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联邦德国有两位作家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格拉斯“以他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而以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著称的马丁·瓦尔泽,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居斯金德,专写家庭生活、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作家沃曼,通过荒诞手法表现现代人失落感的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等,都是当今德国文学的佼佼者。 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侵略战争。1955年,美、英、法、苏四方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并于同年10月撤出占领军,接着奥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文学上,奥地利属德语文学,约翰内斯·马梅尔与德国的海因茨·康萨利克同为当代德语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大众文学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彼得·汉德克则是战后奥地利最重要的作家。前者主要写小说,主题常为疾病、灾难、死亡、绝望和沉沦;后者主要写剧本,创作完全违背传统戏剧,是一种没有情节、对白、场景、道具的“说话剧”。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年收入居世界前列。文学创作分德语地区和法语地区,而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更为著名,其中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成就最大,均为戏剧家和小说家。前者的戏剧立意鲜明,荒诞离奇而富哲理,情节完整而语言幽默;后者的剧作大多表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并有极强的喻意性;小说多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个性自我认同的困难。 意大利从战后至60年代初,经济发展较快,但后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使它陷于困境。70年代后,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缓慢回升。80年代初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持续了三年多,高失业率激发了社会矛盾,恐怖活动猖獗,政府换班频仍,民众心理空前脆弱。文学失去了昔日新潮迭涌、流派更替的局面,一片凋零,70年代后始恢复元气,被先锋派否定的现实主义有所振兴,实验主义继续发展,风格独具的作品时时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两次被意大利作家——蒙塔莱和达里奥·福摘取。前者的诗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之细微感情,现代人那孤凄、哀婉、怨怼的情感隐逸于诗的艺术意象之中;后者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于一身,发挥假面喜剧即兴表演的特长,兼收欧美现代派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现代讽刺喜剧。埃科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位文学家,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成果融于结构繁复、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中。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式小说中融现实、幻想、哲理为一体,凝重荒诞的哲理性内容和观念糅合在寓言故事所特有的神秘朦胧的美感之中。莫拉维亚遵循写实主义传统,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力图揭示异化社会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西班牙因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长期闭关自守。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自80年代起,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文学也蓬勃发展。阿莱克桑德雷和塞拉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者继承西班牙抒情诗传统和现代派手法,对人生、爱情和当今社会的境况作了深刻探求和描述;后者的小说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以富有节制的同情”和充满悲剧色彩的叙事“勾画了孤独无助者令人心颤的形象”。 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独裁者萨拉查在葡统治长达37年,1970年病逝,1974年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西斯政权。但直到1986年苏亚雷斯当选总统,葡萄牙近六十年才有了第一位文人总统。同样,葡萄牙这时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他是位关心世界命运的作家,作品新颖独特,充满隐喻和暗示,“通过由想像、同情和讽刺所维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有所了解”。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在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但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增加,各国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瑞典经济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教育高度普及,以现代福利国家著称。挪威的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巨额利润。丹麦女作家索若普为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写妇女的日常生活著称。瑞典1974年有两位作家雍松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都在70年代去世。目前重要的作家为诗人古斯塔夫松和女小说家埃克曼。冰岛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为描写渔民生活、反映冰岛巨变的卡拉松和描绘一个充满欢笑和痛苦的世界的古德蒙德松。芬兰的阿尔波·鲁特为芬兰著名工人作家,以写赫尔辛基工人生活著称。 希腊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1946年爆发内战,1949年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大资产阶级掌权,实行白色恐怖。1967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1973年废黜国王,确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981年议会选举,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1979年诗人埃里蒂斯因“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显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获诺贝尔文学奖。 70年代后,亚洲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繁荣,但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印尼和菲律宾的民族冲突……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宁,但总的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新的成就。 日本文学在七八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派别,如“透明族”、“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这些文学派别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反常心理和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种种迷惘、失落、空虚和颓废情绪。到90年代,这些风行一时的派别渐渐风流云散,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学观和政治观融入日本传统美学中,“在荒诞的故事叙述里蕴藏诗意的抒情,对人类危机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另一番天地。 印度文学自50年代起盛行的区域文学流派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七八十年代。作家们以边缘小村落为依托,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90年代后,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如阿鲁·乔希、维克拉姆·赛德、乌帕马尼亚·查特吉和女作家阿妮塔·德赛、帕拉蒂·穆克吉等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集荒诞与现实于一身,将富有特色的印度文化传播至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大批犹太作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共同创造了以色列文学的繁荣。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他“从犹太人民的生活汲取主题”,创造出“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60年代至90年代“大屠杀文学”的代表人物为阿佩费尔德,他的《为每桩罪恶》和《不朽的巴特法斯》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而奥兹则是“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主张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非洲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政局动荡;文学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创作的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对较高。埃及是文明古国,1953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1978年,埃及通过谈判收回西奈半岛。1981年萨达特遭暗杀,穆巴拉克当选总统至今。他执政后,坚决镇压国内极端势力,继续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1988年,小说家马哈福兹因“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继承阿拉伯文学传统,又吸收和运用象征、隐喻、荒诞、非理性等现代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力。 尼日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独立后,历史遗留的地区和部落矛盾日趋尖锐,政局不稳,军事政变不断,至1985年共有六次大的政变,70年代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1986年,剧作家兼诗人、小说家的索因卡,因“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约鲁巴传统艺术相结合,对发展非洲民族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南非当局长期以来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直至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1991年,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澳大利亚在战后鼓励英国和欧洲人移民,1966年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允许亚洲人移民定居,至80年代后移民人数激增,使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同时亦滋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人的意识危机的矛盾。1973年小说家怀特因“以史诗般的气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一部《风暴眼》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私、冷漠、苦闷和迷茫。彼得·凯里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品,而伊丽莎白·乔利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发表的许多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战后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独立运动曾多次造成国内政治危机,1982年以《宪法法案》替代《英属北美法》,并确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国语。加拿大民族文学在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女作家阿特伍德,其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描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世界,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她的诗歌一反传统诗的形式,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表达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色,一部《英国病人》轰动国际文坛,被认为是“反殖民小说的经典之作”。法语文学作家安娜·埃贝尔以《卡穆拉斯卡》被称为“当代最优秀的魁北克小说家”。 美国在60年代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并将越战升级,导致经济衰退。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美国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75年福特政府正式宣布侵越战争结束,但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一面试图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一面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参加海湾战争,长期从各方面制裁伊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大肆轰炸南斯拉夫。 这30年,美国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变化很大。索尔·贝娄和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加上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思,使美国文学拥有四位犹太裔现实主义大作家。他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辩各不相同,但都将细致描写与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交融,创造出新的语境,来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与命运,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 同样,厄普代克也以描写细腻和现象主义方法见长,在他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兔子系列”,花费40年时间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人物兔子哈利·安斯特朗姆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常以暴力和爱情为创作主题的女作家欧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兼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手法,表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卡弗和贝迪描写平凡生活的细节,塑造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成为“简约派”的代表人物。 变化迅速的美国生活,促使一些作家用更新颖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巴思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实验精神;冯内古特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融科学幻想为一体,对美国社会进行漫画式的嘲讽和揭露;多克托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和编织,用匪夷所思的情节来怀疑美国社会繁荣安定的真实性。品钦在“黑色幽默”的基础上,以各种艰深的现代科学、杂乱无章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营造当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梦魇般气氛。 这30年,美国文学亮点中的亮点,是黑人文学的崛起并融入美国的主体文学。哈里的《根》、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伊什梅尔·里德的《物神》、怀特曼的《隐匿地》以及桂冠诗人丽塔·多弗,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等,都以他们出色的作品和非凡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而1987年俄罗斯侨民诗人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多多少少让俄罗斯感到几分沮丧和无奈。 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造就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流派纷呈。70年代以后文坛继续火爆,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鲁尔福、纪廉等一批文学大家凋谢,文坛显得静寂许多,到了90年代才又奇迹般复苏,新老作家开始新一轮冲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获奖既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骄傲,亦给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增添了荣光。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虽未获此奖,但其声名并不在他们之下。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清冽、明丽、灵动、精致,令人神醉情驰。在富恩特斯笔下,现实主义又重放异彩,历史和幻想在作品中交融、升华,组成一首深沉悠远的命运交响曲。擅长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个人情爱和社会重大政治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交相辉映。卡夫雷拉·因方特注重文学语言的探索与革新,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被他注入了独特的古巴音乐舞蹈成分。 文学爆炸后,拉美一些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以一部充满魔幻的《幽灵之家》演绎了一个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她的同胞埃德华兹1999年获塞万提斯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沸腾》让读者再次领略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阿根廷的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重新回到情节,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融入影视手段;多产的波塞在《天堂之狗》中用艰深而高品位的文字展示落后的文明与文明的落后。 巴西受葡萄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余年。1964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三届政府均实行独裁统治。1979年文人政府掌权,实行大赦,改革经济,逐渐使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特雷维桑为巴西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短小凝练,意韵深刻。特莱斯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文笔细腻流畅,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卡布拉尔是战后巴西诗坛声望最高的诗人,具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而维里西莫则是当今巴西最知名的专栏作家。 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小点——圣卢西亚,面积6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十三万,其中黑人占九成,原为英国殖民地,1979年始获独立,经济以香蕉种植业为主。如今小小的岛国,因它的子民沃尔科特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瑞典文学院称他的叙事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称他的大量诗作“散发出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末的世界文学乃至文化已显现出多元化和通俗化走向,这种走向也许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概论第一章 美国文学 概述 第一节 小说 第二节 戏剧 第三节 诗歌 第四节 多元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第二章 英国文学 概述 第一节 小说 第二节 诗歌 第三节 戏剧 第四节 伊格尔顿及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三章 德语文学 概述 第一节 民主德国文学 第二节 联邦德国文学和其他德语文学 第三节 德国统一以后的文学第四章 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 概述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学 第二节 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和索尔仁尼琴 第三节 “回归”文学和新侨民文学 第四节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第五章 法国文学 概述 第一节 杜拉斯和图尼埃 第二节 70年代的小说家 第三节 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 第四节 法国文学的通俗化第六章 意大利文学 概述 第一节 新先锋派退潮与实验主义继续 第二节 现实主义文学 第三节 方言诗歌第七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文学 第一节 澳大利亚文学 第二节 新西兰文学 第三节 加拿大文学第八章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 第一节 西班牙文学 第二节 葡萄牙文学 第三节 西班牙语美洲文学 第四节 巴西文学第九章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概述 第一节 波兰文学 第二节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 第三节 匈牙利文学 第四节 罗马尼亚文学 第五节 保加利亚文学第十章 北欧文学 概述 第一节 丹麦文学 第二节 瑞典文学 第三节 挪威文学 第四节 冰岛文学 第五节 芬兰文学第十一章 东方文学 概述 第一节 日本文学 第二节 朝鲜文学 第三节 韩国文学 第四节 越南文学 第五节 印度尼西文学 第六节 泰国文学 第七节 印度文学 第八节 伊朗文学 第九节 土耳其文学 第十节 以色列文学 第十一节 阿拉伯各国文学 第十二节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第十三节 非洲法语文学 第十四节 非洲英语文学索引后记
书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一部集体撰写的大型文学史著述,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及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目前国内外尚无如此规模的同等著述。这是一部涵盖20世纪东西方全景的文学史,涉及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本书是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第五卷。涵盖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一部集体撰写的大型文学史著述,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及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目前国内外尚无如此规模的同等著述。这是一部涵盖20世纪东西方全景的文学史,涉及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本书是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第五卷。涵盖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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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博览群书》 作者：叶 隽
曾有媒体报道，改革以来国内中国文学史书籍达一千六百余种之多，很是“骇人听闻”。文学史这一叙述体例，本是舶来之物。本国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多半非本国人所著，盖他国才更需了解异国的文学史，以求按图索骥。中国人有“文苑传”，而无“文学史”。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学术范式进入现代中国语境以来，就文学史撰作论，20世纪早期林传甲的《中国大文学史》首开国人撰“文学史”之风，此类著作目的在于普及传播。作为一流学者志业的文学史撰著，当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同样以“文学史”为名，但高下可以相去甚远。
我区分各类文学史著作有两类，一类是普及本的文学史（教科书），不必讲求什么独到心得，此类当称为“编写”；另一类则为史家心血之作，是其研究范围之内的“拔高见峰”，真正可当作“独著”的文学史，其核心在于作者必须形成自家的独立史观。比如丹纳的《英国文学史》、朗宋的《法国文学史》、格尔维努斯的《德国之诗的民族文学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现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叙述问题，就容易得到通达之解。在我看来，外国文学史的定位可能是另一个问题，就文学史类型而言，我不认为中国、外国就是一种学术性分类，而更多属于操作性的方便和需要。尽管如此，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情境，此处仍以“外国文学”作论。距今最近的20世纪的演进史，必然会成为21世纪的显学。这当然既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涵盖域外发生却同样与我们关系密切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由此意义而言，国人撰作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确实值得认真对待，譬如手头这套由吴元迈先生主编的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相比较全书共计250万字的宏伟篇幅，我更看重主持者的整体理论思考与框架设计：将20世纪外国文学史区分为五段，分别阐述世纪之交、1914～1929年、1930～1945年、1946～1969年、1970～2000年的外国文学；其主要的取径，仍是将文学发展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1914、1929、1945、1969、2000年，基本都有重大事件的发生。
吴宓对文学史的功用有很清醒的认识：
文学史之于文学也，犹地图之于地理也，必先知山川之大势，疆域之区画，然后一城一镇之关系可得而言。必先读文学史，而 后作者、书、诗、文之旨意及其优劣可得而论。故吾人研究西洋文学，当以读欧洲各国文学史为入手之第一步。此不容疑者也。近 年国人盛谈西洋文学，然皆零星片段之工夫，无先事统观全局之意。故于其所介绍者，则推尊至极，不免轻重倒置，得失淆乱，拉 杂纷纭，茫无头绪。而读书之人，不曰我只欲知浪漫派之作品，则曰我只欲读小说，其他则不愿闻之，而不知如此从事，不惟得小 失大，抑且事倍功半，殊可惜也。欲救此弊，则宜速编著欧洲文学史（吴宓《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之史诗•附识》，载《学 衡》第13号，1923年1月）。
较之那代先贤，我们无疑是幸运的，经过几代前辈的筚路蓝缕，我们已经多少有些可以凭借的“家底”。但如何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却迫使我们必须一方面进行与世界学术主流同步共声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也需常回首做更多的学术史清理。
以吴宓的“文学地图－地理”尺度与教科书之标准衡量，《20世纪外国文学史》叙述流畅、涵盖广泛（达六十多个国家文学），确属一大特色；若以学术专著论，索引编制值得表彰，但诸如关键词（如人名等）的中外文对照表、主要参考文献实属不当缺；更重要的是，读后，我未能看出著者通达剔透的“史家意识”。读此书，有三个问题横亘心头，提出就教方家。
一是对于学者而言，在“教科书”性质的文学史与“研究专著”的文学史之间如何选择？二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单兵作战”与“集团攻坚”之间如何取舍？三是中国学者的“本土情怀”与研究对象的“陌生倾向”如何协调？
对于第一个问题，教科书编写当然是必须之事，但作为学者，应当立足于自身创造性“研究”。因此我想，在一名学者的漫长“文学史研究”历程中，应有第三种可能，即“撰作”。这方面的代表，我举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为例。此书作于1940年代（后出增订本），作者虽未达大学者成熟之境，但此书元气淋漓、锋芒闪烁，既有扎实的史料积累，亦有自家个性的史观。本书讨论德语文学基本是将各国文学放在一起叙述的，那么互相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能交代一下似更好。譬如将贝恩、凯泽、卡夫卡、德布林一并归于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文学当然未尝不可（第2册第311～348页），可在我看来，以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为代表的小说家群，基本建构了奥国现代小说的传统（这与德国传统很不一样），这一文学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意味着奥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建构完成。相比之下，刘大杰的《德国文学概论》或许可以参考。此书不以“史”为名，但实际上就是一部“德国文学史”，著者强调：“我在这书里，较详地叙述了上面所举的诸作家。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只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从雷心到表现派，这几个作家，好比特高的山峰，连成了一线。我想读者，或者能够在这书里，得一点关于德国文学系统的概念。也可以说，这是编者唯一的希望”（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第2页，北新书局，1928年）。这种对史著名分的自觉趋避，表现了作者很自觉的“史家意识”。相比较日后以“史”名之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当时刘氏悬的之高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主持者显然是意识到了目下各类学术工程的瓶颈所在，所以强调集体编书的弊端，所谓“理论审美观点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文体风格的不一致等”（第1册第19页）。还不仅如此，譬如中西文名词对照表的缺席、注释数量较少（且无西文），都削弱了此书的学术使用价值。另外，这类集体著作个性的学术锋芒固然不必过于强调，可若能有自家的独到眼光则必然让读者“耳目一新”；虽然文学史难免就是要“贴出标签”，但这标签如何贴得让人觉得较为合乎情理，似还可多加斟酌，譬如将黑塞归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旗下，就让人觉得颇难接受。虽然早期黑塞作品反映了对现实的揭露，但诚如作者指出的那样，《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玻璃球游戏》很明显是超越现实，走向和谐、理想和永恒的世界（第2册第372～381页）；而且黑塞身上的理想主义情结始终是比较浓厚的，即便是批判现实，也仍有其理想化的超越一面。总体而言，作为研究者的我，更倾向于“单兵作战”；虽然必要时也须“集团攻坚”，但在操作方式上应有技巧可循，至少能让学有专长者有“发挥腾挪之空间”。实际上，将一部文学史（无论国族文学史还是通史）分解为若干专题（但不宜过多），每个专题均邀本领域之权威专家操持，即便未能成功建构宏观的理论与框架，但专题叙述本身已自不容小觑。当然，这里未考量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合作意识与操作可能。
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在我看来是更为迫切的。我以为，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关于“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当面对外国对象的时候，我们在充分借鉴和学习其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彰显自家的文化身份、呈现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展现自家具有原创性的思路和见地，而不仅是对他们亦步亦趋，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书的章节标题仍不脱“流派”、“作家”的思路，基本以此为名，虽然涉及不少小语种民族－国家文学，如菲律宾文学、伊朗文学等，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而且整体编排比例上东西方文学似显得过于不均衡（这当然与学界生态有关），如在第一卷中西方文学占到十章，分别讨论法国、德语、俄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意大利和希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欧和东南欧、北欧，只有第十一章是讨论东方文学；即便是在西方文学的章节中，以语言划分或国家划分似乎都宜有一定标准，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多样并存，更多地是为了撰写者的便利，而并不能予人一种清晰的“框架性建构”的感觉。在具体论述中，似也颇有可商榷处，譬如在德国文学史上，豪普特曼与苏德曼是齐名的大家，但本书对前者描述颇详，对后者却只以半页带过，虽然也承认后者是“德国自然主义最重要的小说家”（第1册第71页）。这其中涉及到材料的发掘与阐释、资源的寻找与更新、理论的思考与转换等方面，乃是中国学者面对“外国对象”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一套多人（七十余人）集体撰作的多卷本著作，显然很难要求史观的协调与一致。但对于整体性的外国文学研究（扩大而言对“外国学”都有效）来说，这种自觉的“史家意识”思考无疑相当必要。勃兰兑斯把文学史的功用看得极为重要：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前言第2页，张道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泰纳更强调：“在每个民族里，必定要产生出一定的精神状态，反映这精神状态的即是当代的文艺运动。”像这样有理论深度的思考，在我们似乎还是相当的缺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具体来说，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体意识在面对外国对象时，究竟该如何在有效借鉴外来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建构？而这一点又如何在“史家意识”的自觉情怀中协调其张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1世纪初的这部外国文学史的出版，或可视作文学史“编写”的一个学术性的终结；它的编写质量的高度，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自觉地走入“撰作”的阶段，即更多地出于学者个体的“学术史意识”。至少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超越“独著文学史”的更高理想尚未能有。中国的文学史叙述，曾起到“范式”功用者，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可谓开山式的著作，作者身为引领风气的学科先驱，却都未将自己的著述命名为“史”，仅称“史略”，或曰“史稿”，一方面固然是其谦逊，另一方面更是其作为纯正学人的“知学”的表现。当然日后“史”的泛用，有其时代潮流的因素，不可一概苛求前贤。而相比本国文学史的母语材料、传统血脉、自家语境，外国文学史的撰作难度大，数量亦少。百年现代学术史，能列其名并受到学界一致推重者相当少见。就中，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夏炎德的《法兰西文学史》以及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可算翘楚，而王佐良先生关于“英国文学史”的研究也值得重视。若仅就德国文学史而言，尚不能列出一部既令本学科同人推重、又得知识界广泛认同之作。勉强荐之，刘大杰先生的《德国文学概论》或可备选。而当代外国文学通史性质的著作，则是空白。就此意义而言，此部规模甚大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
我评论文学史，重“撰作”轻“编写”，乃是强调撰作者本身必须具备相当自觉的“史家意识”。就目前来看，国人的外国文学史撰作，基本上可以定位为“国族文学史”（“民族－国家文学史”）叙述，这从本书基本以国别文学为基本建构框架亦可印证，主持者强调此书收入六十多个国家，但仍有一些国家未收入，其原因在于寻不到掌握该国语言的文学研究者（第1册第18页）。所谓“国族文学史”，包涵的范围甚广，有多少民族-国家，就应有多少民族－国家文学史。但真正落实，远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的，还是主要民族－国家的文学史。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语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需求，故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学人，一时代亦必有一时代之文学史。不但需要有通达明识、树立自家气象之本国文学史，亦同样需有广博视阈、借石攻玉的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