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参同契》文本
2004-1
四川巴蜀书社
钦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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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着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 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511年）着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中。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能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 庆元四年（1198）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发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的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钦伟刚，男，1951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武进。
1985年10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国立信州大学人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国立东京学艺大学获硕士学位，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4月回国。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序前言上编 《参同契考异》成书前《参同契》文献实态的考察 第一章 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实态的考察－－以《道枢》为中心 第二章 关于彭晓本《参同契》的疑问－－二百年的空白 第三章 《通志·艺文略》对《参同契》的类文南的著录下编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 第一章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的解释方向 第二章 《参同契》文本的选择 第三章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的删改 第四章 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结语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1）附录D（2）附录E（1）附录E（2）附录E（3）附录E（4）附录E（5）《参同契》相关文献参考文献后记
但是，彭注《通真义》本（《道藏》本）的附录《鼎器歌》与同是附录的《明镜图诀》之间，还见有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建州）鲍仲祺所写的跋文（或校勘记）断篇。根据跋文（或校勘记）的记述，可知，《道藏》本所据的刊本，是鲍仲祺根据当时朱熹《参同契考异》本、郑焕校正本等刊本的基准校勘、删改以后刊刻的④。也就是说，《道藏》本所据的底本，是朱熹晚年的定居地福建建阳的后学鲍仲祺，在南宋后期，根据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基准删改、校定过的《参同契》文本。由此可知，现存彭注本最早的刊本-《道藏》本，并没有反映出彭晓时代蜀地刊本的原貌。 所以，如果后人仅根据这一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前后）的删改本、复刻本所见的“彭晓自署”，来确认彭晓本的成书年代，就显得有点证据不足。 通常，在为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成书年代立证时，除了引用上述《道藏》本后序中的“彭晓自署”以外，一般都会引用成都景焕著《野人闲话》、张唐英著《蜀梼杌》等蜀地文史典籍所载言及“彭注《参同契》”的（彭晓）传记资料。根据《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述，陈振孙所见的《野人闲话》刊本附有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的序文⑤。也就是说，《野人闲话》是在彭注《通真义》本成书八年后就已确实存在的《小说类》文献。此外，根据《郡斋读书志》的著录和记述，张唐英的《蜀祷杌》，是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的《伪史类》文献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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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帮手
很小很薄的一本书，贵了。作者写得很辛苦，内容也专业，但感觉还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