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2007-12-1
上海书店出版社
陈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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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就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考古学、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沿革、理论进展，详细介绍了从西方早期思潮，经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到新进化论，再到后现代思潮的发展历程，评述了自发论、水源论、战争论、贸易论等早期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并对社会复杂化问题、酋邦问题、五大文明古国考古学考察的最新进展等作了重点阐述。尤其是本书结合中国良渚文化去向研究，对国际上早期文明崩溃问题研究进行了精彩评述，这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文明走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陈淳，浙江奉化人，194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获硕士学位。1982-1986年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1986年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人类学系留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1986年底回国，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农业起源、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远古人类》、《中国猿人》、《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等。
序言前言第一章 认识论的探讨 1.1 传统史学途径 编年学 史料与考辨 对考古学探索的影响 1.2 科学途径 归纳与演绎 规律与表象 1.3 范例的变更 新考古学 新史学 1.4 小结第二章 思潮与理论 2.1 西方早期思潮 2.2 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 2.3 马克思主义进化论 2.4 文化历史特殊论 2.5 美国新进化论 2.6 社会类型与酋邦概念 2.7 弗里德的政治社会演化 平等社会 等级社会 阶层社会国家社会 2.8 塞维斯的社会进化模式 游群 部落 酋邦 国家 2.9 对新进化论的批评 2.10 后现代思潮 2.11 小结第三章 社会动力与进程 3.1 柴尔德的自发论 3.2 威特福格尔的水源论 3.3 卡内罗和哈斯的冲突论 3.4 拉斯耶的贸易论 3.5 亚当斯和弗兰纳利的系统论 3.6 雷德曼的系统/生态论 3.7 从酋邦到国家 3.8 小结第四章 社会文化复杂化 4.1 环境与文化生态 4.2 人口 4.3 聚落形态 4.4 城市与都市化 4.5 威信、权力与管理 4.6 奢侈品与手工业专门化 4.7 宗教、礼仪与艺术 4.8 小结第五章 考古学和民族学中的酋邦 5.1 厄尔的案例：丹麦、夏威夷和秘鲁 5.1.1 丹麦的赛地区 5.1.2 夏威夷的考艾岛 5.1.3 秘鲁曼塔罗河谷上游 5.1.4 多线演进的酋邦 5.2 危地马拉的卡米纳留尤 5.3 加勒比海地区 5.4 美国南部地区 5.5 中美洲奥尔梅克 5.6 中国环太湖地区 5.7 中国海岱地区 5.8 四川成都平原 5.9 小结第六章 早期国家的民族学与考古学观察 6.1 近代原始国家 6.1.1 祖鲁 6.1.2 西非王国 6.1.3 切罗基 6.1.4 夏威夷 6.2 古代早期国家 6.2.1 美索不达米亚 6.2.2 埃及 6.2.3 玛雅 6.2.4 印度河流域 6.2.5 中国的夏与商 6.2.6 小结第七章 文明的崩溃 7.1 讨论崩溃 7.2 了解崩溃 7.3 个案比较：玛雅与良渚 7.4 小结后记 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展望参考书目
第一章 认识论的探讨就像探究人类起源一样，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应该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人类关注自身来历的自然延伸，于是不同的解释和认识途径成为不同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群体，都会穷究自己所处社会制度和现状的来历和形成过程，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后来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而国际学界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更大关注，其研究方法对民族学和考古学产生更大的依赖。这一差异主要是中国有不间断的编年史和丰富的典籍，而世界上大部分文明和早期国家都缺乏连续的编年史和可与中国比肩的文献资料，所以必须依赖历史学以外的方法来进行探索。在讨论人文学科的认识论时，皮亚杰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称为探求“规律”的“正题法则学科”，将以重建和理解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为“人文历史学科”。前者关注不同时空中重复发生事件的规律及内在变量；后者不是从现象中抽象出建立规律的变量，而是以补充的方式，达到每一过程的复杂性和原初性。虽然历史学家能够借助规律而深入理解历史事件，但是他更注意的是个别事件的特征〔1〕。因此，历史学虽然常被归人人文和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就其认知途径和方法论而言，还是和其他学科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传统史学的认知方法和现代史学又有很大差距，把传统史学从现代历史学范例来加以审视，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认识途径一定程度受治学传统和材料性质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价值也是文化科学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换言之，采取什么样的认识途径和方法也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并非任何现象和问题在研究者眼里都具有文化意义，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研究者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2〕。为此，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历史学导向，除了源远流长史学传统之外，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影响。张光直指出，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历史记录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为后人指出了方向。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此传统史学并不仅仅是编史，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建立可供效仿的行为准则并提供道德说教的因果报应〔3〕。他还指出，尽管近代西方史学传人中国之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对象，但是它特别注重对客观史实的记叙，和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两大特点，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4〕。正是传统史学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使得史学与儒学一起成为国学的两大支柱，并被看作是文人学士跻身仕途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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