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
2009-9
学林出版社
荆亚平
226
当代小说中的信仰叙事同文学中的其他主题，比如苦难叙事、革命叙事、家族叙事一样，都属于主题叙事范畴，但在批评界，相对于其他主题研究的热闹和高潮迭起，信仰叙事研究则始终显得寂寥和低迷，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以来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出现才有所改变。在他们的创作中，信仰不再仅仅作为独特的题材进入创作领域，而是因其关涉到人的本真生存、体现为人的灵魂转向的精神力量而进入作家的审美视域。这一对文学与信仰关系的新认识对中国文学整体维度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它突破了长久以来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的单调局面，为文学指示出一个叩问神性，与超验世界对话的崭新维度。 通过对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部分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本书主要集中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新时期中国小说与信仰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信仰是怎样进入小说叙事当中的？信仰叙事在打开与“神”对话的维度之后，在小说叙事和审美方面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这些经验能为未来小说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涉及到信仰叙事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信仰主题与小说叙事进程的关系、信仰叙事的叙事形态及其审美特点等等几个方面。与此同时，笔者还尝试从读者和批评的角度对信仰叙事小说进行叙事伦理解读，旨在发掘现代性伦理视野下信仰叙事的面貌，为更好的理解信仰叙事作品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它们延续了“现代小说之父”鲁迅所开创的关注人的灵魂世界的小说叙事传统。这是本书坚信的新时期以来信仰叙事小说应该得到普遍认同的最主要原因。
荆亚平，女，2005年获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小说、文学史教学研究。
序 绪论 第一章 信仰与叙事 第一节 信仰叙事：可能与限度 第二节 信仰叙事的三种形态 第三节 作为“问题”的信仰叙事——兼谈研究重点与方法 第二章 当代信仰叙事的文化逻辑 第一节 从思想启蒙到形上需求 第二节 民间“宗教热”与书斋里的沉思 第三节 从“宗教先锋”到“宗教主义小说写作” 第三章 信仰叙事的意义生产 第一节 “就让我把道路走到尽头吧” 第二节 “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 第三节 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路 第四节 “福乐式受苦”：穿越苦难的路 第四章 信仰叙事与先锋实验 第一节 “论述型小说”与跨文体实验 第二节 神启性写作与叙述权力 第三节 隐喻：信仰叙事的话语形式 第五章 信仰叙事的伦理解读 第一节 信仰叙事伦理 第二节 碰撞与规避：《晚霞》爱情故事的叙事伦理解析 第三节 敞开与自由：《务虚笔记》的叙事伦理纬语 第四节 伦理救渡与价值错位：一种人本主义反思 第六章 审美与启示：诗与哲学之辩 第一节 “宗教的”与“审美的”：两种启示及其互渗 第二节 神性写作与日常写作：两种审美观照下的文学实践 第三节 当代启示录式写作的内在冲突 结语 信仰与中国小说的未来可能性 余论 神性写作：意义及其困境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信仰与叙事 信仰是人类试图超越自己的现实有限性，获得某种具有永恒意义的一种终远目标设定以及追求这种目标的心理趋向。作为人类冲破世界，冲破时间和空问，追求永恒的强烈意向或者说一种精神行为，信仰来自于人类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而产生的强烈的“归一感”——试图在变幻和相对的世界中寻到一种永恒和绝对。人生来就陷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之中，弗洛姆据此把生与死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全部潜能的无限性和个人实际实现潜能的有限性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称为“二律背反”。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形式，其生命是短暂的，但人的独特与伟大就在于具有自主性和能动陛，总是力争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不断追求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为高于自身生命的意义而生活，创造最有价值的自我。只要生命存在，人就不可能停止追求自我价值和意义的脚步，这是人存在之根基，是人性本然具有的内在动因，一切试图对人追求意义作出解答的思想体系和使人存在变得有意义的努力，都可以用一个共同的词来表示，即信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麦奎利指出，信仰就是“根植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之中的东西”。 信仰既然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自身，就是“根植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之中的东西”，就必然注定了它的语言存在方式和叙事存在方式，这种根基上的同源，注定了信仰与语言、信仰与文学的相遇，这从文学的最初形式——神话那里就已经开始。但是随着文学走出神话时代，特别是当理性逐渐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宰时，信仰的地位旁落。在某些严峻的时刻，信仰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禁忌。缺失信仰之维的文学叙事，见证的是人类生存结构的不完善。而对信仰进行言说，则既是人永不衰竭的渴望，又是对叙事可能性的一种考验。 第一节 信仰叙事：可能与限度 尽管人们试图给信仰出示某种确切的答案，但是有多少人回答这个问题，便会有多少种答案。由于无法解开人类生命世界中信仰的神秘面纱，对信仰的怀疑和否定，对信仰的渴慕和敬畏，便成为活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两股相伴始终的思潮。自理性高扬的时代以来，人类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使命。并自信只要拥有科学和理性这两件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便可以任意驱驰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证和逻辑推理因此成为人的认知前提，只有可被认知的，才是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向未知领域拓进的每一个阶段。但是，当似乎无所不能的理性遇到信仰的时候，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理性既不能明确证明信仰是什么，又无法否定它的存在。而且常常是在理性止步不前的地方，信仰开始。试图对信仰给出证明只能借助语言，借助一种靠逻辑和推理搭建起来的叙事。但所有证明的结果不出其二：或者解释者陷入无所援助的语言泥沼，最终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却又一无所得；或者抱持一种说法但最终却发现只不过描述信仰的一个特征。叙事所欲言说的对象是不可言说的，这是存在于信仰和叙事之间的最大悖论。 L·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声称：“对于不可说的必须沉默。”这一偈语似的短句既指明了言说的有限性，又同时提醒了对于不可言说事物的应有尊重。H·奥特认为，维特根斯士日这里的“说”是指能够清晰明白地言说“特定事件”的事实。理由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文的开头，还有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按照奥特的理解，很自然地就会产生奥特似的疑问：“然而，还存在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就是说，它们在其真实特性上没有恰当地被‘这一和那一事情’这一陈述切中。如果言说意味着说出特定事情，并且如果人们必须对无法言说的保持沉默，那么，人们显然必须对这些真实沉默。但是这个解答或许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无法排除下述可能：恰好这些真实与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如此直接地在我们之问和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实在不能对它们沉默。它们突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信仰即是奥特所说的那种与我们密切相关，但却又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对于信仰，我们同样实在不能保持沉默。 然而打破沉默必须首先面对前面提到过的悖论——言说不可言说之物。信仰为何是不能被证明的？那么，放弃了理性的认识方式，我们又通过什么来确信信仰的存在呢？事实上，实证和逻辑推理在遭遇信仰时表现出的无能，正好揭示了人类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在过度揄扬科学和理性力量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另一种思维原则——信仰和启示。或者在二者之问出现了越俎代庖式的使用。科学和理性、信仰与启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思维领域。来自理性的真理靠科学和知识获取，属自明真理。来自信仰的真理则要通过启示获得，是启示真理。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在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将理性和信仰的差异追溯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对立。雅典是希腊哲学之乡，耶路撒冷是犹太宗教的发祥地，二者构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但在舍斯托夫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和思维原则。希腊哲学的原则是对人的自然智慧的爱，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对理性的服从。犹太教—基督教的原则是超自然的启示和信仰。”关于理性和启示的争论一直是西方思想史关注的重要主题。理性主义最发达的西方同时也成为信仰传统最稳固最持久的地方，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一方可以完全替代、禁绝另一方的情形。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两种生活和思维原则的独立自处和难分高下。等待启示来给出自明真理和把信仰纳入理性的认识范围，都只能得出“对方荒谬”的结论。面对理性思维原则无处不在的强势渗透，舍斯托夫大声宣告：因为荒谬，所以信仰，以示对抗。荒谬意味着超出了理性自明的限度。理性言说的对象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是可经证明的，对于超出理性理解的荒谬的真实，它显得很无奈。理性对经验范围内事物的表述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而在信仰所面对的超验世界里，遵循的正是相反的次序。用安瑟尔谟的话来说就是，“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证明是属于理性思维领域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言说信仰，只能导致类似老子告诫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背离原初的后果。 对于信仰的确信不是源自于某种证明（也无法证明），而是来自对启示的体验。信仰说到底属于一种心理或精神实践，它不能由所信仰之物来解释。当我们说“某某信仰”的时候，得到的是关于信仰对象的信息，至于信仰的心理和精神活动的整个过程却依然雾霭重重。这正是基于信仰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这样的“事实”。信仰不能在经验世界里被证明，但对于信仰的体验却又可能成为不可言说的感受，在人和人之问得到交流和理解。这真令人不可思议！信着的人可以彼此传递和理解有信仰后的喜悦与内心充实，但却无法令彼此重复那体验本身。这一切皆因信仰作为一种心理和精神实践，它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西方的视界来谈论信仰，这就带来了对信仰作为人类共通的普遍性精神体验的误解。虽然汉民族历来被认为最少信仰追求，但是从信仰两个字的造字结构，仍然能看出东西方对于信仰特征的一致见解。在《说文解字》里，“信”为“诚也。从人，从言”。而言者，又解为“心之声也”；仰，“举也。从人从印”。不仅把信仰看作是内心发出的真实的声音，而且还形象地描述了信仰的姿态——一种需要仰视的精神力量。鲁迅在其《破恶声论》一文中，同样很好地阐述了信仰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在他看来，信仰代表着人对形而上的需求和渴盼，只要生而为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他视信仰为人的立身之基，“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在为中国人有无信仰作出阐述时，他指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对照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如下描述： 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思，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压根儿就不曾仰望过什么，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不是把自己交付给存若浮云一般的东西，不是急不可待地使自己为过眼烟云的印象所惑，也就是说，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又不无谓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通过它人们得以走向高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