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论集萃
2008-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编
425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是草 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爝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人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夫妻权力与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徐安琪。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精选”，书中具体收录了：《我国经济基础的转型与道德重建》、《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中国经济行为伦理特征及行为规范的演变和趋势》、《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分析》等文章。
序言上篇 论文精选（2002～2008）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 消费革命与消费者自主 中国转型期政治形态的特征与走向 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 从日本“町内会”的走向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东亚路径 转型期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人力资本、社会分化与发展能力 转型期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社会生活与婚姻家庭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单亲主体的福利：中国的解释模型 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感——上海的经验研究 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 夫妻权力与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家庭：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变迁和政策支持 父亲参与：社会态度、实际贡献和个人体验——上海城乡比较的视角 爱情的类型：普通人的爱情观——开放性问题的量化尝试 近代日本家庭制度变迁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社会学视野下的禁毒研究 论中国艾滋病的立法框架 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 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论中国艾滋病“问题理论”的视角——与《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一文商榷 毒品转向的文化透视下篇 优秀论文摘要（1985～2001） 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 论社会保障与福利事业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 社会形态的两重划分与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实质 略论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当代中国文化型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英法知识阶层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略论发展及其过程中的集中后扩散效应 中国当代社会的八大转型 上海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报告 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辨析 现代大都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与目标——关于上海城市社区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日本社区建设管窥 我国经济基础的转型与道德重建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求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 转型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变动和腐败的利益根源及治理 对我国转型期反腐败问题的思考 发展社区与发展民主：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 “墙头经济”和集体社会主义——从单位办“三产”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深化当前腐败问题研究的三个视角 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中国经济行为伦理特征及行为规范的演变和趋势 经济多元化发展中的社区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现代文明与当代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生活与婚姻家庭 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 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 中国离婚的现状、特点和趋势 变动中的城市家庭关系 论转型期亲子互动的特征 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分析 择偶标准：50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性病防治对策探略 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与特点 观念调适：妇女再就业工程的新基点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领导人民革命而获得的，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然而，宪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这种领导地位，而并未对党如何实施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作出明确规定。关于党的执政（领导）方式的说明和规定，是在党的章程和文件中作出的。党章在总纲中表述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关于各级党组织对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关系，党章在“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等部分中，分别表述为“领导本地方的工作”、“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等。关于党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意与此同时，宪法和党章又明确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弟血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在《总纲》中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于是，一方面党被要求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又未对党的执政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无疑是法制上的一大缺陷。半个多世纪来，在不少方面，党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为依据实施对国家事务的领导的。从法理上说，一个政党的章程和决议只对该政党自身有约束力，并不具有国家法律的效力，即使该党是执政党。因此，党对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将党的主张以建议的形式向人大提出，由人大按照法定程序予以采纳后，成为人大的决议或立法，尔后转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二是通过党在人大或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及工作于其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宣传和说服工作，去影响人大的决策，使党的主张转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