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
2009-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谢京辉，王荣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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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走过了整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积极发挥国家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排头兵的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 正是得益于政策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上海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截至2007年底，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到12001.16亿元，经济连续第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年均汇率折合，已达8594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目前，全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水平正处于进～步发展之中。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上海城市功能不断转型升级、综合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综观上海30年的发展历程，其改革开放取得了以下几个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寻求城市发展的突破与创新。30年来，上海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努力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制定了一批重要的发展战略，如“科教兴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国际竞争力”等，不断引领城市发展迈向新的阶段。其次，在注重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政治体制和法制改革，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上海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土地制度、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行政审批制度、城市管理体制、地方大部制等政治领域进行适时改革，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全面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步推动政治文明进程。再次，以保障民生利益和促进社会稳定为核心，将社会建设作为内生动力之一，加大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事业改革，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上海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实际上就是上海人口不断多元化、社会结构分层化、社会利益复杂化的动态过程，如何有效保障民生利益，维护好社会稳定。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职能并不能完全有效地监控市场秩序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的权益，市场亟需身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外的相对中立的第三方或亦可称为“第三域”空间的行业协会组织。能否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其协助管理市场秩序，维持市场稳定，促进行业自律以及维护企业和消费者权益等功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和现实的意义。而作为政府一方则需要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为行业协会组织的建立和功能发挥优化环境、创造条件。特别是在上海努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实现“四个率先”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进一步激发行业协会的活力，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基于以上不成熟的思索，我们集中了相关研究人员展开探讨，并形成《上海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实践与经验》，供读者参考。
总序王荣华序言第一章 行业协会发展的起源与理论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起源第二节 行业协会发展的理论第三节 行业协会的自治第四节 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第二章 清初以来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第一节 清初以来上海行业协会发展回顾第二节 行业协会与上海商品经济发展第三节 近代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局限第三章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第一节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演变第二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现状特征第三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经验及趋势第四章 行业协会与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上海行业协会与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节 上海行业协会面临的挑战第三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政策建议第五章 行业协会与上海中小企业发展第一节 中小企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第二节 行业协会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节 加强行业协会服务上海中小企业的思考第六章 上海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与实践第一节 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中的功能与效率第二节 我国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发展过程第三节 上海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实践第七章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战略思考第一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功能定位第二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模式、特征和原则第三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战略思路第四节 促进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路径选择第八章 发达国家行业协会发展的若干经验第一节 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立法概览第二节 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立法的主要模式第三节 借鉴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立法经验附录2002年以来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的部分法规文件后记
信息不对称等。基于对市场失灵等问题的解决，人们便求诸于“有形之手”——国家的干预与调控，从而国家权力便在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下伸入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市场失灵的矫正，但对企业而言，国家干预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负效应①：一是国家干预导致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失落，因为在市场经济既定资源条件下，国家对资源控制力的加强必然是以企业对资源支配权的弱化为代价；二是国家干预是以行政当局经济政策的颁行和实施为主要表象，但经济政策客观上又具有易变性的特质，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严重影响其经济筹划和决策；三是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悖。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和解决，行业协会便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第一，行业协会将分散的企业按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改变了单个企业在谈判中的弱小地位，并且由于集体行动，还可以节约和分摊单个企业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的交易成本。正如有学者对美国行业协会的研究后所指出的那样，行业协会成立的最初目的之一便是抵御政府的干预②；第二，由于行业协会集众人之力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因而政府必须重视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于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便吸纳行业协会代表参加政策的制定和讨论，企业便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渠道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情况及趋势，从而为其建立良好的理性预期奠定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二）政府失灵催生“第三条道路” 政府干预是对市场失灵的回应，但是，经过几十年政府干预的实践及理论研究，人们发现政府干预仍有其不足之处，在市场失灵的某些环节上，政府有时试图有所作为的举措，要么收效甚微、事倍功半，要么事与愿违、得不偿失。这说明，在市场失灵的某些区域，也可能同时存在着政府失灵。 关于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其原因，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揭示和论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在给定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主要经济变量，如总产出水平、消费水平、就业水平等并不因政府干预而有所变动，由此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