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赋文体源流新探
2007-7
巴蜀书社
韩高年
342
无
《诗赋研究丛书：诗赋文体源流新探》运用文体学研究方法，探讨构成诗歌与辞赋的文体诸要素的来源、演变，以及赋与诗的相互关联等问题。其中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诗经》《楚辞》某些诗歌类型的文体来源，及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对诗的影响问题。后一部分侧重在讨论汉魏六朝时期赋的文体起源、演变，以及赋与同时代的诗的关系。 书中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取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角度，既深入剖析了特定的文化传统、文学思潮、社会心理等因素对诗、赋文体形成的影响，又探索了诗歌和辞赋文体的起源、演变及其转化、兴替，描述文体演变中构成文体的“支配性语言规范”的转化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现象。相信这类成果的积累，可以深化文学史的研究。
韩高年，1971年生，甘肃省永昌县人。2001年6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7月出站，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文学评论》《文献》《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40余篇，为中国屈原学会理事。
《诗赋研究丛书》序序前言从“诗”与谣、谚、歌、颂的关系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三代史官传统与先秦诗、史同体从祝辞到宴饮仪式乐歌——论《鱼丽》《南有嘉鱼》的文体来源高禖祭仪与《宛丘》《东门之枌》屈骚的悲剧精神及其在文体层面的衍变《九歌》楚颂说《天问》题义及构思的跨文化思考五言诗起源及相关问题探索散体赋的句式实验与新诗体的产生赋之“序物”、“口诵”源于祭神考赋的诗文两栖性特点的成因战国纵横家言与散体赋的关系兼裁众美，其美在调——散体赋的创作模式和美学旨趣论贾谊赋的“承上启下”两汉咏物小赋源流概论西汉后期士林中的退隐之风与诗赋语体的新变汉晋赋中的自然及自然观的演变文体辨析与魏晋赋风的转变 文论“别调”与魏晋赋中京都、音乐、说理类题材的反主流倾向南朝诗赋的形式美学倾向及其价值文化心态对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的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其四，《鱼丽》《南有嘉鱼》中“鱼”的意象是丰产的象征。《小雅·无羊》第四章云：“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旒维斿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旒维旖矣，室家溱溱。”以梦见鱼多为丰年之兆。再如《山海经·西山经》云：“文鳐鱼，状如鲤鱼……见则天下大穰。”是鱼为丰年象征之又一证。 也有以鱼少为贫困之象征的例子。如《小雅·苕之华》第三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穰。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以“罶”之无鱼、唯见星光，来暗示人们由于物质缺乏，穷而无养的现状。对鱼的渴求，也就是对物，即丰衣足食的渴求。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鱼丽》一诗所隐含的巫术心理企图——以“鱼丽于雷”的仪式希求物之“多”且“美”。 此外，民俗中的年画有“年年有鱼”者，虽以谐音的方式表示吉庆，但如果追求起根源来，其中蕴藏的心理文化内蕴，恐怕也与上述关于“鱼”的象征性不无关系。二从巫术祝辞到宴饮仪式乐歌我推断《鱼丽》《南有嘉鱼》源于巫术仪式，是以诗歌创作的原初动机为出发点，对其所反映的特定文化心理进行观照的结果。而朱熹等学者据《仪礼·乡饮酒礼·燕礼》认为《鱼丽》《南有嘉鱼》是燕享通用之乐歌，则主要是从诗歌的体用为始，对诗本文的阐发。 《鱼丽》最初是一首用于巫术仪式的祝辞，描述了巫术仪式和仪式中人们的心理感受，后来这种仪式逐渐衰亡了，祝辞却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中，因其带有明显的巫术心理色彩——这种与极重视诗歌体用的创造动机相契合的文化因子-一从而被它的收集者慧眼选中，成为新的创作动机（即宴饮和祭礼时祝福、助兴）统照下进行创造的最佳素材。于是，经由乐官之手加工改造过的《鱼丽》遂发生了创作动机和诗歌内蕴上的位移，成为今天的模样。说《鱼丽》在流传中经历了由仪式诗到宴饮诗的功用变化，原因如下：其一，考察今本《诗经》中的《鱼丽》，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被改造的痕迹。章法方面，今见的形式是很不协调的，诗的前三章由于各自多了“君子有酒”二句，为每章四句，与后三章章二句相比极不平衡，似乎违背了先民讲究和谐对称的倾向。从内容看，也存在着相互抵牾之处。“鱼丽于罶”句是实录式的场景描绘，和一般只限于注意事物局部特征的“兴”有所不同。同时，它与我认为是后加上去的“君子有酒”二句也似乎全无干系。再者，前三章之“旨且有”、“多且旨”、“旨且有”也显然与后三章相矛盾：既然“多且旨”矣，后文又何必再去不厌其烦地祈求呢？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