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文化研究
2009-10
巴蜀书社
四川省教育厅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李白研究会//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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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接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来信，告以中心作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即将召开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会，会后拟编辑出版《李白文化研究》（2008），嘱我为序。2009年伊始，即收到编就的会议论文集。我忆起2006年春在江油参加了李白文化旅游节的学术活动后，曾顺道至绵阳，访问刚刚成立的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当时情景尚历历在目。中心成立之初，百事待举，面临许多困难，就连最基本的办公场所都显得局促而简陋，但是，中心同仁的热情很高，颇有摩拳擦掌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时间转瞬过去了两年多，得到中心举办这次学术交流会的消息，我十分欣喜，当然没有理由不去勉力完成中心交给自己的任务，因承乏为序，谈谈在拜读了会议论文后的感想。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对于李白文化的研究，这是当前李白研究的新潮和热点。“李白文化”是一个新语词。
《李白文化研究》围绕李白精神和人格来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来探讨李白文化的历史价值、现代意义乃至未来意义，从而汲取其积极内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决不能以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地看待这件事，不能希图这种研究的应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图李白成为一个当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对“李白文化”热，这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清醒认识。 其次，是实证性研究方面的成果。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杨栩生、沈曙东《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以下简称“杨文”）。这是一篇挑战性与严谨性兼具的论文。《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名作，为古今读者所熟知。然而，自从詹镆先生198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一文后，其结论遂为李白研究界以至唐诗研究界普遍接受。二十多年来，学界鲜有不同意见。杨文可以说是首次与詹镆先生权威性的观点进行认真商榷，因而具有挑战性。杨文考证之严谨，可于几处着力点见之，如：《文苑英华》题注“集作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所指“集”即始于乐史，终于宋敏求、曾巩的《草堂集》；“蓬莱文章”点出了李云校书郎的身份；李华虽擅纂碑铭，但并不闻名于李白之时，其扬名是至德二载以后事，所以，《文苑英华》以“蓬莱文章”为“蔡氏文章”属编纂之误；《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与《饯校书叔云》非一时一地之作，等等。这些考证都很见功力。杨文既出，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此诗题目乃至内容的进一步思考和认识。由于李白生平家世及诗文版本等传世原始资料有限，实证性研究在李白研究中一向具有“攻坚”性质。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种情势下，每前进一步都非易事。因此，我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指望突然间会有惊人发现。只有付出较之前人更为扎实而严谨的功夫，才可能有或大或小的收获，而每一或大或小的收获都是令人欣喜的。杨文在这方面正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杨文之外，康怀远《“专车之骨”臆释——兼谈李白的大赋情结》和殷春梅《李白（横江词六首）与横江风波题材诗歌》在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各有所获。
序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及心态的文化解析李白青少年时期文化心理个性（人格）特征李白现象之文化心理取向的生成及演进试探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李白文化的尴尬处境李白精神的现代认识之我见“李白学”构架轮廓刍论李白与“道”李白、杜甫与黄河论李白的仕途取向与诗歌中的功名情结李白的廉洁思想及其根源李白《横江词六首》与横江风波题材诗歌李白饮酒诗阐释的有效性探究“专车之骨”臆释——兼谈李白的大赋情结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李白“五岁诵六甲”商榷历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浅论《李白与巴蜀资料整理及研究》序李白诗歌与乔吉散曲之比较“洄水沱”现象的两个样本——论李白与郭沫若共通的思想文化征候郁达夫与李白的精神气质比较诗性的浪漫——李白与拜伦汉诗词汇文化意义的解读原则与翻译策略——以李白《静夜思》的英译为例从等效翻译理论简析《送友人》四个英译本的意象的再现李白诗歌用典英译刍议从跨文化角度看绵阳李白景点标示语英译将绵阳的“李白文化旅游”推向海内外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与李白文化旅游灾后重塑形象的可行性分析——以四川省江油市为例李白文化对绵阳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传统文化、李白诗歌与现代教育的思考李白对本真生命无比自由的表达与当前人文教育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会综述
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及心态的文化解析 二 安史之乱后李白的诗歌对现实的反映虽然有所加强，但诗人内在的精神气质及价值取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尤其表现在李白对朝廷与叛军双方态度的超然及对涉及朝廷安危的重大事件的淡漠上。这种超然与淡漠是先秦魏晋以来独立自由的人格传统、六朝士风及道家哲学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两对矛盾，三个方面即安史叛军、李唐王朝、下层民众，两对矛盾即安史叛军与李唐王朝的矛盾及安史叛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李白对这三类对象两对矛盾的感情态度存在微妙的差异：对安史叛军的暴行，李白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对下层民众的苦难，李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对安史叛军与李唐王朝的矛盾则态度暖昧，远未表现出类似杜甫那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与耿耿忠心。面对叛军的嚣张气焰，李白反而屡屡表示要隐居山林，躲避灾祸：“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在儒家看来，相对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安史叛军与朝廷的矛盾才是更重要的第一位的矛盾，如果唐王朝果真被颠覆，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汲汲用世的士人将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代表的汉儒政治文化体系中，“君为臣纲”是“三纲”的核心，忠君也是士人最高的伦理标准。然而，面对李唐王朝与安史叛军的生死搏斗，李白明显表现出淡泊超然的态度，许多重要的涉及朝廷安危的事件未能入诗即为明证。 这种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就是对先秦纵横任侠思想“卫道”精神的缺失。先秦尤其战国士人虽然不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气及受人知遇、以死相报的勇决，却缺少解除天下忧困的宏大抱负及以道自任的历史责任感，这种精神气质多少影响了李白的人生选择，使他在四海鼎沸的危难时刻倾向于隐遁避世，而不是践行“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英雄誓言。在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下，这并非是发生于李白身上的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带有一定的群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