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
2011-9
徐新建 巴蜀书社 (2011-09出版)
徐新建 编
258
遗产是过去给未来的珍贵礼物。这份礼物的传递注定由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完成。这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遗产都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遗产研究与保护也日益成为一项紧迫的国际性事务。必须看到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中，遗产保护，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并不仅仅是对遗产作为对象的保护，而更强调维系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的永续关系，强调保护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并倡导跨文化、跨族群的对话与责任。因此，深入推进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遗产体系与遗产话语，具有中国对话世界的重要意义。
发刊词 历史的责任与担当 专论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 遗产的崛起 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 世界眼光 跨国族群意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中越边境京族文化边界的个案研究 亚裔文学的珍贵遗产——天使岛诗歌与囚禁叙事 笔谈 重释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 民间信仰表述的历史路向——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 文化遗产的意义 活着的传统 非物质遗产的审美规范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重述 田野实证 苗族山林农业的文化遗产——关于木楼、米酒和草木灰等典型案例的调查讨论（一） 景观遗产与旅游应用——国酒茅台的区域案例 用牧人的眼睛看这世界 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 区域与历史 大禹崇拜在川西北羌族地区 精致与繁缛：明清时期的民间造物艺术 三星堆残身鸟足人像考 访谈 遗产、旅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科•马达兰访谈录 作者、译者简介 后记
版权页： 插图： 1911年，中国发生了史家所称的“辛亥革命”。革命矛头直指本土从政治到文化的既存体制和旧式传统，并开启了20世纪暴力式的变革先河。自那以后，尽管革命的主体和阵营不断更替，对旧体制、旧思想和旧习俗的攻击、摧毁则几乎始终如一。 “辛亥革命”在组织上源自孙中山等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该会于1905年前后发布的《革命方略》等文告，昌明了革命的原因、手段和目的，认为“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并且，“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孙中山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宣告的政府任务便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辛亥革命”奉行的路线是武装夺权。这与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表示的盛赞密切关联。孙中山说“太平一朝，与战相始终”，今天的革命者“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而一旦将革命的对象定为“专制流毒”，一切既存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观念基础便均在横扫之列。 贯穿晚清到民初的、与武装夺权有所区别的另外一条革命路线，是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文化维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宣扬的“三界革命”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影响巨大。 梁启超的“革命观”受日本译名影响，强调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与“淘汰”而非政治与军事的“武力”和“暴动”，但也将二者关联在一起，并且注重前者对后者的引导和制约。他指出革命是“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岂惟政治上为然耳”，故“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常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以这样的看法为基础，梁氏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著名主张，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种观点的核心便是立足文化、革旧维新。延续到陈独秀那里，便演绎出新旧对立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先是指出“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继而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问题在于已发生的革命皆“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淤”，致使“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于是，陈氏在肯定批判孔教开创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学革命为例，明确主张建立三新，推倒三旧，亦即以革命者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对照，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及“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至此，在文武并置的革命路线下，中国既有的典章制度及文化艺术均被视为新世界的进化障碍，不是被当做“专制流毒”革除，便是当做“黑幕”、“垢污”及“陈腐”、“迂晦”的旧传统而予以推倒、扫荡。 在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程里，在“反传统”方面表现最力的是两次全民动员。除了1919年“五四”兴起的“打到孔家店”以外，便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对待传统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
《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描写了遗产的问题丰繁复杂，世人的看法见仁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