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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名家注读辩误

赵又春 赵又春 岳麓书社 (2012-05出版)
出版时间:

2012-5  

出版社:

赵又春 岳麓书社 (2012-05出版)  

作者:

赵又春  

页数:

251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论语名家注读辩误》从共有500余章的《论语》中选出80章来,对当今四位极具影响力的注家——扬伯峻、李泽厚、傅佩荣、李零,给出的注释、翻译和解读,进行检讨、批评和分析,在论定他们的注释、翻译、解读,乃是或至少包含有误注、误译、误解之后,再给出《论语名家注读辩误》作者自认为正确的,亦郎最符合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解。对“误解”,不仅指出“误”在哪里,还分析导数这误解的原因;对“正解”,不仅讲明“正”的理由,还交代获得它的思路。故《论语名家注读辩误》司对带有了《论语》章句导读的性质。

书籍目录

序/金春峰 自序 一、因错解了词义而误 1.视其所以 2.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3.丧,与其易也,宁戚 4.事君数,斯辱矣 5.愿无伐善,无施劳 6.民鲜久矣 7.知之次也 8.文莫,吾犹人也 9.博学而无所成名 10.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11.克己复礼为仁 12.径弪然小人哉 13.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14.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15.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 16.与师言之道与 17.乐道人之善 18.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9.敏则有功 20.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二、因语法分析错而误 1.君子不重,则不威 2.礼之用,和为贵 3.吾何以观之哉 4.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5.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6.不知所以裁之 7.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8.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9.士不可以不弘毅 10.譬如为山 11.善人之道 12.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13.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14.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15.夫如是,故远人不服 16.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三、因未把握到上下文之意关联而误 1.学而时习之 2.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3.学而不思则罔 4.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5.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6.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7.人之生也直 8.务民之义 9.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0.好勇疾贫,乱也 11.工欲善其事 12.难以哉 四、因脱离孔子思想体系孤立作解而误 1.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2.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3.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4.里仁为美 5.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6.朝闻道,夕死可矣 7.德不孤,必有邻 8.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9.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1O.匹夫不可夺志也 11.巧言乱德 12.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13.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14.当仁,不让于师 15.乡愿,德之贼也 16.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五、其他 1.绘事后素 2.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3.质胜文则野 4.游于艺 5.女奚不日 6.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7.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8.言不可以若是其畿也 9.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 1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1.君子不以言举人 12.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3.君子贞而不谅 14.有教无类 15.道不同,不相为谋 16.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的以上解释和翻译,在训诂上显然没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1.这样解释颜回之志,就不但概括了个人的言和行、行己和待人两个方面,又限于讲自我修养,所以很合颜回的不讲求事功、偏重德性的性格形象(“不夸耀自己”是“言”的方面,是讲“行己”;不回避辛劳属于“行”的方面,其实质是不把辛劳之事推给别人,所以是讲待人);2.如果把“无施劳”解释为“不表功”,后一句就和前一句“无伐善”的意思重复了,因为“表功”正是“伐善”的表现;3.这一句的流行解释和前一句在意念上不对称,按我这理解,就很对称了,所以在修辞上也好一些。 这一章中孔子讲他自己的“志”的三句话,注家们的解说也不全同,但我尚未形成自己的“定见”,就不多说了,只想指出两点:一、孔子表述的“志”似乎不是他想“做什么”或“怎样做”的愿望,而是他希求出现的美好的社会局面,也即他追求的“天下有道”,换言之,他讲的“志”是社会理想,而非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的水平、境界。我以为,确认这一点虽然使得“志”概念不同一了,但却很符合孔子的“性格”。明确这一点,是正确解读、翻译孔子言其志的三句话的基础,可没有一个注家进行过这种讨论,也未先行作出交代,因此,他们的解读必定禁不起追问。杨伯峻、李泽厚、傅佩荣的译文就都有这缺点。二、李零把孔子说的“老者”、“朋友”、“少者”解释为“比自己老的人”、“和自己同辈的人”、“比自己小的人”,颇有新意,但未必站得住——孔子的年龄是变化的,他的志也跟着变吗? 6.民鲜久矣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雍也·29章》) 本章中的“至”字无疑是“极”义,所以杨伯峻、李泽厚、傅佩荣给出的头一句的译文,都很正确,杨伯峻的是:“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另二人的几无差别。为什么呢?一般都不从“中”字上找原因、理由,而从“庸”字上立论,又大多沿用朱熹的说法:“庸,平常也。”李泽厚先引用他人的话说:“凡日用间人所常行而不可废者,便是正常道理。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可废。”“‘平常地行为’实际是指‘有普遍妥当性的行为’而言。”然后自己说:“‘中庸’者,实用理性也,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此‘人道’,亦‘天道’。虽平常,却乃‘道’之所在。”钱穆说得更明日:“其所以为至者,言其至广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宝贵,而至高至难。”杨伯峻、傅佩荣则“中”、“庸”并重,前者说:“孔子拈出这两个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后者分别解释了“中”与“庸”后说:“合而言之,即是择善固执,也就是人生正途。” 按以上解说,“中庸”这个“折中的和平常的”、“有普遍妥当性的”、“至平至易”的道德,理应从来并且永远被人们普遍奉行的,可有趣而不可思议的是,下一句竟然是:“民鲜久矣”,而且又都翻译为:“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杨伯峻),或“人们很久没拥有了”(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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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名家注读辩误》由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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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了。但是一些关键地方还是没能做出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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