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作人
2004-4-1
河南大学出版社
孙郁,黄乔生
301
无
编后记 本卷最初计划编成《周作人来往书信集》，或者，缩小一点，编成《周作人书信集》，会为周作人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资料。无奈种种限制，无法措手，计划一缩再缩，竟成了他人致周作人信函的结集了。周作人书信数量本来很大，从他的日记中即可了解其概貌，但历经战乱动乱，天翻地覆，现在所能见到的并不多，征集起来十分艰难。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又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书信不可能像鲁迅的书信那样有被征集、整理和出版的命运。例如与废名和沈启无两个弟子，曾经有非常亲密的书信往还。周作人给他们的信幸亏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周作人书信》中保存了一些，而他们给周作人的信迄今几乎没有问世，也许还藏在哪里（例如在周氏后人那里）也说不定。这么说是因为，废名的信曾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摘录过片断（例如《怀废名》等，可见他曾经保存，写文章时拿来参考）。鲁迅、周作人两兄弟通信很多，可惜也颇罕见。鲁迅致周作人的信，据统计有几百封，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十几封；而周作人致鲁迅的信，差不多与来信数量相当，但除了那封他亲手交给鲁迅的绝交信，其余全无踪影。此外，就我们所知，周作人好友钱玄同收到过很多周作人书信，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发表在影印的《鲁迅博物馆藏现代名人手札》（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此外，据说钱氏的后人手中还约有百通之谱，前不久风闻要捐献，后来又说要拍卖，现在不知下文如何，希望不远的将来得与读者和研究者见面。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我们现在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全部，本卷选取的是已经公开的书信中的一部分。风趣幽默，无所不谈，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自然也增加了我们阅读的困难。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周作人书信目前存世和出版的情况。他本人生前编定的书信集只有一种，即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的《周作人书信》，里边所收信函并不多，而且收信人基本上是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几位所谓弟子。其中大半篇幅是他的所谓“书”，即公开发表的信，如《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济南道中》、《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恰如鲁迅一篇文章的题目《不是信》，这些只能说是书信体的文章。后来有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两卷（其中包括一些与鲍耀明的通信）；鲍耀明编的《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本）和《周作人晚年书信》（实际上是周作人鲍耀明来往书信集，此书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按时间先后，一封一封接排，而且还将周作人晚年日记有关条目摘引出来，可与信件对看）。这两个集子周作人生前都没有看到。1995年，大陆出版了一本《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仍仿《周作人书信》体例，收录了很多所谓的“书”。关于书与信的分别，本来“言为心声”，都是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表达，不必强分一个真实一个虚假。如果区分，就只有程度的不同罢了。周作人在他的书信集的序言中，从公私的角度对二者有一个大略的界定：“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本卷收录的这些致周作人的信都是不打算发表的，可以归人尺牍类。至于有些信本来不打算发表，后来竟被发表了，也仍以作者的原意来取舍。
《回望周作人：致周作人》收入鲁迅、周建人、许广平、章太炎、胡适、罗家伦、顾随等家人、朋友、学生等致周作人的信札。
·弟览兄鉴鲁迅致周作人（16通）周建人致周作人（7通）许广平致周作人（2通）阮和森致周作人（1通）·岂明吾兄·章太炎致鲁迅、周作人（1通）蔡元培致周作人（9通）许寿裳致周作人（1通）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9通）钱玄同致周作人（39通）刘半农致周作人（11通）胡适致周作人（17通）郁达夫致周作人（7通）林语堂致周作人（3通）徐志摩致周作人（4通）·岂明先生·罗家伦致周作人（1通）茅盾致周作人（15通）郑振铎致周作人（4通）李小峰致周作人（2通）曹聚仁致周作人（10通）蒋光赤致周作人（1通）章衣萍致周作人（1通）王乔南致周作人（1通）邵洵美致周作人（1通）杨霁云致周作人（1通）·岂明吾师·俞平伯致周作人（94通）孙伏园致周作人（3通）江绍原致周作人（37通）章廷谦致周作人（11通）汪静之致周作人（3通）潘漠华致周作人（1通）应修人致周作人（7通）顾随致周作人（8通）编后记
弟览：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也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赎还之机会多多也矣。潘公的《风雨之下》实在不好，而尤在阿塞之开通，已为改去不少，俟孙公来京后交与，请以“情面”登之。《小说月报》拟稍迟寄与，因季黻要借看也。关于哀禾者，《域外小说集》附录如次：哀禾本名勃罗佛尔德（Brofeldt），一八六一年生于列塞尔密（Lisal-mi，芬兰的内地），今尚存，为芬兰近代文人之冠。一八一九[九一？]年游法国，归而作《孤独》一卷，为写实派大著，又《木片集》一卷，皆小品。关于这文的议论，容日内译上，因为须翻字典，而现在我项尚硬功夫也。土步已好，大约日内可以退院了。《小说月报》也无甚好东西。百里的译文，短如羊尾，何其徒占一名也。此间日日大雨，想山中亦然。其实北京夏天，本应如此，们前两年却少雨耳。寄上《文艺复兴史》，《东方》各一本；又红毛书三本。ErnstBrausewetter《北方名家小说》（NordischeMeisternovellen）中论哀禾的前几段：芬兰近代诗的最重要最特别的趋向之一，是影响于芬兰人民的欧洲文明生活的潮流的反映，这事少有一个诗人，深深的攫住而且富于诗致的展布开来，能如站在他祖国的精神的运动中间，为《第一芬兰日报》的领袖之一的哀禾（J．Brofeldt的假名，一个芬兰牧师的儿子）的。就在公布的第一册，他发表三篇故事，总题为《国民生活》的之中，他试在《父亲怎样买洋灯》和《铁路》这两篇故事里，将闯入的文明生活的势力，用诗的意象来体现了。最初的石油灯和最初的铁路，及于少年和老人的效力有种种的不同。人看出开创的进步来，但从夸口的仆人的状态上，也看出一切文化在最初移植时偕与俱来的无可救药的势力。而终在老仆Peka这人物上，对于古老和过去，都罩上了Romantik的温厚的微光。正如Geijerstam所美妙的指出说，“哀禾对于人生的被轻蔑的个性，有着柔和的眼光。这功效，是他能觉着交感，不特对于方来的新，而且也对于方去的故。”但这些故事的奇异的艺术的效力，却也属于能将这些状态纳在思想和感觉态度里的哀禾的才能。岂明先生：赐函谨悉。前承先生见借会稽郡故书杂集，由马先生转交与魏建功先生，当由他保存至昆明。全集集稿时，始电请航寄至沪，现保存在生处。如先生何时需寄回示知当设法也。全集已出书，因是几位朋友帮助，靠收预约款付印。但因不景气之故，售价未敢提高；而纸张、印工等等费去甚巨，约二万金。除预约所得，初版尚欠约八千元，生收得版税千元。现虽再版，尚未出书，版税不知何时可有，即有亦不会多（初版千部，每部版税一元）。大先生生时，靠版税生活，但因他自己境遇之故，不便露面多交涉，故常常饿肚皮做事；大病亦不敢住医院，免多花费；其所以死，经济也有关系。死后北新想出全集，颇为敷衍，版税倒按月付与北平老太大及上海生处。但自去年八月起，平沪即同时停付。此二年余之生活困苦，生即不言（大先生死后丧葬费三千余元，及医药等共欠五千余元），谅在先生洞鉴中。不得已，从纪念金中借取九百元，先后寄平，听说将次用罄，近即无法。而沪上生处海婴身弱多病，常在调理中；又大先生遗书甚多，不能不妥为保存；上海复寸金寸土，屋租奇昂，生活费更高（以前欠债尚无着落）；统计年余费用，全由纪念金款借取，自以为将来全集出后，可陆续筹还。现全集出来所得之款，全部还去，仍欠二干余元。目下两地生活，绝无善法。生与海儿，即使行乞度日，然太师母等春秋甚高，岂能堪此，又岂先生等所忍坐视。中夜彷徨无计，故特具陈经过，乞先生怜而计之，按月与太师母等设法，幸甚！肃此，敬候著安生许广平上十月一日二（1944年8月31日）岂明先生：久未奉候，惟于出版物中得悉先生近况一二。最近又得拜读先牛近著《药堂杂文》及《书房一角》，于越先贤著述再三致意，思古情深，令人感动。日前上海报载，有北平家属拟出售藏书之说，不知是否属实？果有其事，想为生计所迫使然。鲁迅先生逝世以来，广平仍依照鲁迅先生生前办法，按月筹款，维持平方家属生活。即或接济不继，仍托平方友人先以垫付，六七年间未尝中辍。直至前年（卅一年）春间，身害大病，始无力如愿。病愈之后，邮政、银行、商店俱无法汇款，而平方亦无熟人可托，束手无策，心甚不安。不久前报载南北通汇，又多方设法，仍苦无成。其间重劳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兹者出售藏书之消息倘属事实，殊负先生多时予以维护之意。广平特恳请先生向朱女士婉为劝阻，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而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亦先生爱护先贤著作之意也。至朱女士生活，广平当尽最大努力养汇。如先生有何妥善方法，示知更感。倘一时实在无法汇寄时，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接济款项亦盼示知，俾将来陆续清偿，实最感荷。先生笔墨多劳，今更以琐屑相烦，殊深歉愧，尚祈便中赐教一二，俾得遵循。敬候著安许广平八月卅一日（5）你昨天所说中国人表示情感思想的器具，还是中国语言文字最为适宜。我以为这完全为习惯便利起见。若有中国人能用爱世语或暎……语做文章，我们应该和用中国文做的一样看待，并不觉得这样不好。（6）我近来思想比半年前--至前二年略有变动。我觉得那些中国调的白话文白话诗无论如何做得好，总还是传统的东西。我竟觉得非做“极力各洛”的拗口诗文，不能算真正的民国的国语。老实说，我以前看了你们那种欧化的文章，我虽然不反对，不过总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能做得像寻常白话一点则更佳。所以我虽不主张严幼陵派的新文章，却很主张胡适之派的新文新诗。可是我现在觉得不对了。我觉得胡适之的诗文，就是失之于太像宋词和明清小说一点。我以为至少非像你那种欧化语体文不可；而且还应该努力做得“极力各洛”，使其去中国旧白话文（三字注意）愈远愈好。不过这其中有一个限制：就是必须懂得一两种外国文，而且有文采者才配如此。否则还是学学别人的欧化白话文为是。（像我就该这样。）若不问自己的程度，胡乱做些“杜撰的欧化文”，那自然要比做传统的白话文更糟。帝制遗孽之夏寿田，虽然到高师去教什么“论记之文”了；我想我们的面孔更要做得难看些才好。（7）你说注音字母的草书和罗马字母相同也不妨。但是像卩メ尢若写成pxh，古丫若写成by，你觉得怎样？这决不是我故意找两件怪东西来和你开顽笑；我是提出这问题和你讨论的，因为我对于它，想不出好办法。没有草书真不便；有了草书而不像罗马字（譬如上举二音若作pxh，by）则真不好看；像了罗马字又似有混淆之虑，你究竟以为如何？玄同十、十九一七（1922年12月27日）启明兄：示悉。你不撰文，我很觉失望。现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这件事是这样的：钱玄同和黎锦熙二人有一种“阴谋”，就是想借《国语月刊》来做一个“文字革命”的宣传机关。但此事发轫之始，必须有好几个鼎鼎大名的新人物说几句话，借以表明这不是不识字的人胡闹的事；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大胡闹，和文学革命一样，不是一班“主张通俗教育的人们”（如劳乃宣、王照之流）做给“小百姓”吃的窝窝头，实是对于鱼翅燕窝改良的食物，--是鸡蛋牛乳之类。如此，才能立得住脚。但新人物之中，有人是不赞成此事的，（如尹默），有人是绝对不做文章的（如幼渔），那就不用去游说他们了。计有蔡元培，沈兼士，周作人，胡适四人是赞成--至少不反对--此事的，故我曾献议给他们，说，这四个人是必须要他们有几句话的。现在蔡沈两人之文是寄去了。适之偏偏病了，但我总还要想法请他发表几句话的。至于对于你，我现在还要作最后之请求，我想了一个办法：请你写一封信给我，（闻黎均荃曾有信、给你，那么，写上玄同均荃两人也好。）说明你对于汉字改革的意见。你若主张简体而不赞成拼音，也请老实说。若主张兼提倡世界语，则更请老实说。即使所说和《国语之改造》（？）（题目记不清，就是登在《东方杂志》那篇文章。）一篇有重复的话，也全不要紧。总而言之，必须要“汉字改革号”中有你论“汉字改革”的文章就是。至于信的长短，当然更不成问题了。如此办法，你肯吗？我是希望你肯的。贱足似已渐愈，大概民正一九二三年献岁，我便将上课了。弟玄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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