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時報文化
陶涵
林添貴
无
无
这本书至少向读者展现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种声音。比如对西安事变、八年抗战、远征军、三年内战有了不同的阐释（关键是揭示了更多的有根据的背景信息，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国际局势）。特别在蒋介石的全球政治观（比如二战应同哪国结盟，对抗哪国、国际背景下的反法斯西观点）、台湾治理方面让大家有了新的认识。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在南京陷落后发表的报告：“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再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
蒋介石在书中的形象是坚定、清贫儒家、自律（至少在做委员长时已经做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者（从他到台湾后整顿军队、政治、经济可看出）、基督信徒、孙中山思想追随者等。用电影里蒋的一句台词评价蒋介石再恰当不过：“我言必行，行必果！”，还有在渡江战役电影里他的一句真诚的话：“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就要靠各位仁兄的了！”
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律己但缺乏律他的方法，用人不当用人不查、过度依赖外援而无法整肃内部，运用一些非民主卑劣手段（上海青帮、军统、中统、白色恐怖和暗杀）。在抗日、内战过程中也犯过不少错误。
一贯的外国作者的严谨--重点事实必引用。一贯的翻译有点拗口。以后读书要多做笔记，否则走马枪的略过，剩下的都是记忆碎片了。
北伐，抗日，國共內戰，敗走台灣，保衛金門、馬祖二島以保台灣，委員長的一生似乎一直在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與獨立奔走驅馳。
抗日戰爭初期，唯與德國合作，出口戰略礦物，同時為了組建現代化部隊而姑息日本同時受到國內的壓力，抗戰前期就是在這種近乎孤無援的形勢下度過。
委員長一邊積極防禦，一邊爭取國際的道義支持。為了讓國內和西方國家對中國懷有信心，下令部隊死守南京。二戰期間為了和盟國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而姑息篾稱他為“花生米”的“酸醋喬”史迪威。為了爭取美國的軍援，多次表示再這樣下去就“打不下去了”，這在美國人看來是一種政治伎倆，但這又何嘗不是以死相逼？
他影響國際政治長達半個世紀，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繁榮、現代化的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時間，他想將南京建成一個全國模範城市，以作為未來中國城市發展之樣板。然而日本侵華使這一切成為泡影。退守台灣後希望將台灣建成中國未來的模範省。在這一點上，他應該是成功的。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他一生的奮鬥終於換來了一個理想中的國家，一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傳承中華文明的現代社會。從這一角度他是可敬的。
“以蔣介石而言，儒家的服從、和諧、穩定和務實觀念，加上孫中山的改革理念'訓政'主張，構成這位國民黨領袖的威權手段和人類進步的期許。”
讀這本書的本意是為了了解歷史，讀過後覺得這是一部勵志的人物傳記。它教會我們要從逆境中求生存，在黑暗中尋求光明。
最後，節選幾段書中最後部分的幾段文字。
“有一次，熊丸見到蔣經國念《孟子》給父親聽。多年前父親念這位古代聖人的書給兒子聽，如今情況反轉，相當感人。
”《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他的過世，使我們'又想起二十世紀政治上不朽的幻想'－－委員長一再宣稱從他的小堡壘，他將反攻大陸，擊敗龐大的解放軍。蔣應該很驕傲，有那麼多人在那麼長久的時間裡，對他要擊敗共的信念堅定不移。
“老委員長曾經對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去世時仍是個獨裁者，我必將和所有的獨裁者一起為後人遺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確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永遠活在中國每個家中'－－他這裡的中國指的是兩岸。“
我讀的是台版，所以用繁體字發表算是表達敬意吧。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中国正式步入了现代历史范围，军阀割据；到1945年，中国在百年来的对外战争中首次成为战胜国，中国完成了蜕变。这段时期内，国民党一直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大党、也是实际政权掌握政党，而蒋介石从1926年直至1975年去世，一直是该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从他的角度，看待这段时间内的中国，既有最高掌权者的视野和讯息，也有个人日记中透露的真实，非常合适。
真实，是这部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蒋介石长跨56年的日记的公开，给这部自传奠定了一个更加客观、细腻的基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的观念和基督教信仰，使得他为人真诚、让人敬佩；而孙中山的改革理想和“训政”主张，也让它手握领袖的威权。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在心忧国家大事的时候，也有家庭问题的烦扰；就算前线战事紧急，也会及时赶回家处理亲戚纠纷。虽然这和传统意义上的神一般的领袖不同，也可能会因此耽误时机；却让别人从中看出了蒋介石作为一个男人的一面，丈夫的一面，更加生活化、更加人性的一面。谁说这不会令人更加着迷呢？
蒋介石对世界格局拥有异常清晰的判断，这不仅体现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对苏联的策略的预测，也体现在战后对苏联意图的预测上，而与他将往甚多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如史迪威、马歇尔却相去甚远。对个人人性的深刻了解，可能是其中原因。也因为过于关注极具影响力的个人，使得他容易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其他关键人物和因素，这使得他在外交上既成功也失败。与他交流过的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均对他有正面评价。但对于美国派驻中国主要联络人，如史迪威、马歇尔，蒋介石却没有进行深入、有效地沟通。而这些人，现在来看，在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中扮演着比美国总统更为重要的角色。对这些中间联络人缺乏信心，不够了解，以致在有些人看来值得敬佩的真诚、务实的个性，在他们看来却显得懦弱、可笑。
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人。无数次我曾设想，如果当年国共内战的结果不是那样，那么现在中国将会怎样？辽沈战役中，林彪指挥的军团打败数换统帅的国军，赢得了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认为有两个蒋介石失败的可能原因：
1. 二战期间，没有培养出足够优秀的军事领袖和队伍。蒋介石事无巨细，通通指挥的战事作风，是的军队的领导无法得到有效锻炼。虽然在有的时候，蒋的出色指挥能赢得战役；长久看到，小弟们的能力无法得到提升。陈诚、傅作义等一批军事指挥官，在内战期间，和共产党的对战中，均显示出自保意识过强、战术不够灵活的特点。
2. 二战结束到内战开始的时期，因对苏联的不现实期望，错失时机。使得共产党在此期间，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实力大增；而国民党却在此时推行实际上并不成熟也并不合适的民主政权更替，大大削弱党内凝聚力和对外警惕意识。
在战争上，毛泽东是公认的优秀军事指挥家，蒋介石输给他也不是完全地出乎意料之外。现代国家建设上，蒋介石比毛泽东更胜一筹。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前，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和社会的各项指标不算很坏，且还取得了一定的经济进步之外；更体现在了蒋最后三十年对台湾的建设和治理上。短短五十年，台湾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编程今日全球经济、教育、健保最为先进的地区之一，蒋氏父子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社会，为后来慢慢崛起的大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从国共内战，到台湾治理，我看到了蒋介石的蜕变。他是一个儒家思想与威权手段并存的独裁领袖，在夫人宋美龄的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于英美打交道的过程中，慢慢地了解了英美文化，知道台湾时期，才真正成熟；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成员人性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却一直不愿立即面对，知道退守台湾，终于狠下心来治理整顿，甚至借鉴了不少共产党的组织经验。
坐拥台湾，是蒋介石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不幸是人所共知的。幸运的是，他的治国理想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微型社会得以实现，他用实际的行动和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样子，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的一生，为无数人瞩目。他的无数决定，影响着现在中国的进程。今天的社会因为他在过去所做的事情而呈现出现在的样子。敢问历史能有几人如此？这就是影响力，这就是伟人。
很高兴在大陆看到这本书，虽然不知道与繁体版本相比是不是已经阉人一枚，但书中很多对历史的披露依然让被洗脑的我们大为吃惊。比如，毛泽东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表示，对日作战多年，红军损失10余万。共军军力保持稳步增长，而此时的国军却已经损失百万主力部队。联想到近年流行的抗日神剧，不禁让人唏嘘。
我们错怪蒋介石太多！
想读到一本关于前政府首脑的较为客观的传记，在当今中国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在这本书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从小一直被告知的是，蒋是卖国贼，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勾结，不积极抗日，政府腐败之种种
从这本书里，才看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政府首脑，更多的是惆怅与无奈，北伐、西安事变、在抗日中与美国将领合作时的种种无奈、面对苏联的无奈。
但他有一个信念一直没有变－－一个中国的大统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近三十里，中国很不太平，原本清帝和平退位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是国内却军阀混战，人民百姓受苦受难。
在国民政府的引导下，教育体系没有中断，金融有所发展，在外国列强面前也有了尊严，经过多少的抗战，日本宣布投降；当然政府也腐败，特务系统很黑，蒋说这也是他一直头痛的地方，所以后来去了台湾，大力整治。
蒋与毛也算是斗了半个世纪了，最终毛胜，蒋败走台湾，很好奇现在大陆人怎样看待这两位曾经的竞争者。
“ 大战结束，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蒋主政之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收复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蒋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关于苏联战后的意图，他看得清清楚楚；和他来往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却错得离谱，可是大家都没有给予他公允的评价。
当然，蒋自己也做了许多错事。他对多党制的代议民主制度不仅只有三分钟热度，有时候行动还与他信奉的儒家精神、基督教诲，以及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互相矛盾。他有几次批准的极端行动，已到可怕的无视道德甚至是堕落的地步。 例如一九四七年，他下令或批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都属违反人性之事，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
蒋在日记或其他地方，从来没替自己这些极端行动辩解。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针对世界文化走向的一场无情战争，血流成河，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而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他曾经自称是“战争之人”，暗示他肩负道德重担，和杜鲁门及丘吉尔下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Dresden)的决定，并无两样。但是，当然他这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和其民主国家盟友一样，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的二十五年间，蒋主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社会，有机会进行建设；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寰时，可谓功大于过。蒋过世之后三十年，若他于地下有知，则必定大为折服今天台湾有最先进的、低费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高科技经济的亮丽成绩。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贫穷的这个小岛于二〇〇七年外汇储备居全球第四位，以购买力均价为准，人均所得为三万八百美元——一九六〇年仅为一千二百美元。 ”
本书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英语是母语。作者写本书主要的依据是美国的历史档案、蒋介石日记。重点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蒋介石的经历和一些重大决策的经过。与《中国革命史》课本有不少出入。与《中间地带的革命》可以互相参考。书中明确提到解放战争中苏联的武器援助是关键。
河南有大饥荒也就罢了。
在湖南，薛岳之前的几次长沙会战打得还不错。为何在将士战斗仍然比较英勇的情形下，打成这个样子？
台版287-288页，据传李济深组织了私下联合，计划在重庆政府垮台时出面统筹大局，他已和七战区余汉谋，四战区张发奎，九战区薛岳达成共识。
台版305-306页，“这显示他对将领忠诚程度的重视大于好好捍卫这些城市”，“他的日记显示，他有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动机在这些城市击败日军--他晓得如果得胜，必可争取到美国及国人对他的支持“，“生怕补给落到薛岳手里的他显然不会让十四航空军空投军火给守军，就算土制军火也不行“
至此，我不太能理解其它书评里面对蒋的较高评价。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相信要恢复中国的主权及世界地位，条件就是国家统一、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愿意牺牲一切保家卫国、有纪律的人民。蒋、毛也都明白，他们或友或敌所打的军事大战，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领土完整或政治权力，还有对现代中国重回泱泱大国怀有截然不同的憧憬。虽然毛泽东有他战术上务实的一面，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打造出他的严苛手段。可是以蒋介石而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观念，加上孙中山的改革理想与 “训政”主张，构成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威权手段和对人类进步的期许。
蒋不论在大陆和台湾期间，个人对中国统一的信念绝不动摇。虽然他和军阀妥协使国家不致四分五裂，虽然在试图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时，姑息日本人达六年之久，他却从来不曾正式放弃中国对任何领土的主权。他对中国应该要维持统一的坚定信念，或许正是一九四八年东北战败后，没有努力坚守华南半壁江山的原因之一。他反而选择退守台湾，在这里他终于能完全地独裁控制，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追求他长期的梦想——以儒家及基督教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华人政府。
一九二八年底，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蒋形式上把中国一统旗帜，虽然政府实质命令只能及于少数省份。在“南京时期”，既无外国援助、外贸又不振，东北及其重大岁入来源皆被日本人抢走，他在经济、社会和民间生活上仍可达成相对亮丽的进展。此时，世界陷入经济萧条，日本人蚕食鲸吞的侵略节节进逼，加上还得与称兵作乱的军阀以及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持续作战。从一九二八年起，眼看与日本终究无法避免一战，蒋展开宏大的计划，以战略矿物支付德国，由德国协助打造一支现代化部队；计划往大西南大规模撤退；把许多兵工厂往长江上游搬迁；兴建滇缅公路；成功推行全国货币；禁止在沿海省份新建工业；将故宫博物院无价珍藏迁往四川；全力围剿共产党军队，逼其走上“长征”，撤离到离蒙古仅只数百英里的边区。
由于认识到往后数年，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大敌也是中共的支持者——苏联， 将是军援唯一可能的来源，蒋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前已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明知国共合作流于形式，他信守承诺，甚至还对中共提供金钱资助。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苏联对华军援。
抗日战争终于爆发时，蒋在上海、长江流域投入精锐部队展开长期浴血抗战，头两年就折兵损将达百万人，但是他号召中国人民进行马拉松作战，取得西方国家道义支持，令日军伤亡惨重，只能占领中国四分之一领土、管辖中国三分之一人口。他和苏联交涉成功，获得数亿元的军事援助，包括一度有数百架军机由苏联人驾机参与抗日。历四年之久，损失了八成以上工业生产能力和财税来源的自由中国，除了苏联援助，一直都独立与日本奋战。数千万难民涌人大后方， 可是卡路里消耗量大致仍能维持和之前相同的水平，而且通货膨胀虽厉害但不可怕。
大战结束，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蒋主政之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收复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蒋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关于苏联战后的意图，他看得清清楚楚；和他来往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却错得离谱，可是大家都没有给予他公允的评价。
当然，蒋自己也做了许多错事。他对多党制的代议民主制度不仅只有三分钟热度，有时候行动还与他信奉的儒家精神、基督教诲，以及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互相矛盾。他有几次批准的极端行动，已到可怕的无视道德甚至是堕落的地步。 例如一九四七年，他下令或批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都属违反人性之事，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
蒋在日记或其他地方，从来没替自己这些极端行动辩解。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针对世界文化走向的一场无情战争，血流成河，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而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他曾经自称是“战争之人”，暗示他肩负道德重担，和杜鲁门及丘吉尔下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Dresden)的决定，并无两样。但是，当然他这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和其民主国家盟友一样，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的二十五年间，蒋主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社会，有机会进行建设；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寰时，可谓功大于过。蒋过世之后三十年，若他于地下有知，则必定大为折服今天台湾有最先进的、低费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高科技经济的亮丽成绩。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贫穷的这个小岛于二〇〇七年外汇储备居全球第四位，以购买力均价为准，人均所得为三万八百美元——一九六〇年仅为一千二百美元。
蒋在台湾的政治遗产则依然有高度争议。我们可以理解，他和他儿子不一样，在大多数本省人心目中仍然非常不孚众望。二〇〇七年，民进党政府把全台湾地区两百多座蒋介石铜像及雕像拆除。大部分的石雕像被支持者保住，包括一座骑在马背上的蒋介石雕像，都移到其慈湖暂厝之地附近一座公园。蒋家后人担心日后还有其他不敬的动作，同意未来将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遗体归葬溪口老家——显然他们在当地会最受欢迎。二〇〇三年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去世的宋美龄，在遗嘱中亦要求，在适当时机将其遗体由纽约迁葬上海宋氏家族墓园，置于二姊庆龄之侧。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她要求葬于溪口她丈夫之侧。显然她的最爱是亲共产党的二姊。1
二〇〇八年三月，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老党在台湾又告复起。原本独裁的、 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在一场大胜中赢回台湾的领导人宝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获得大多数本省人的支持。以民主而言十分可喜的是，民进党接受败选的事实，确保台湾地区第二次政权和平转移。新任领导人马英九是外省第二代， 反映了台湾地区在族群融和上的进步。马英九显然是个温和的务实派，主张台湾继续自由，不过他也有隐约的“一个中国”观念。
我们不清楚蒋介石晚年是否和儿子有相同观念，认为全民民主同时是台湾长期生存，也是两蒋父子留给后人遗产的唯一希望。直到临终，他很可能都认为蒋经国缓慢的民主改革只是要安抚本省人及美国的意见。即使如此，在他过世三十年之后，他可能仍会佩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的民主改革，导致台湾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
他或许也会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最能促进“一个中国”理想的因素， 就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热络，以及双方经济业已大大整合。二〇〇八年，台湾上万家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一千亿美元，而且这些台商有一百万名台湾员工及眷属在对岸定居、工作。
蒋或许也会相信，最后中国统一的最佳希望系于大陆的制度变化，它们有一部分是受到台湾嘈杂却活泼的民主模式之鼓舞。蒋曾经对魏德迈将军提到他的此一卓见，当时他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他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两岸。
二十一世纪初始，若蒋于九泉之下回来略微看一看世界，他必定也会大吃一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变成受人尊敬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还有太空船绕月飞行；以第三世界水准而言家庭农业繁荣，有巨额外汇储备，甚且整体经济可望在三十年之内追上美国。事实上能这样成功同时源自于中国过往的创业精神也有新的市场经济导向。蒋可能会认为，若无日本或苏联的干预，他早就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可提前二十年起动，数百万中国人民也用不着在战争中丧生送命。
他也会特别高兴，为了解决后毛泽东时期缺乏有力的伦理哲学、宗教或意识形态，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以民族主义和古老的儒家思想，来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两者皆是以回头汲取中国丰富的文化和伟大的历史，来界定国家的道德与伦理核心。所以，蒋肯定会将中国的新领导人视为现代儒家，和他一样致力于使中国成为治理良善、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大、 但被公认是和平的角色。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比较可信的史书一直在交叉比较着看，读完这本，觉得这本书在大的事实上基本是可信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有几个观点让我眼前一亮。首先是卢沟桥事变，按照作者的叙述，似乎是说蒋有意借着卢沟桥事变展开对日全面作战。我当时觉得作者这是瞎扯淡，因为过去八年蒋一直在对日求和，以争取打造一个较为强大的中国来等待日本的全面侵华，这10年也被称为黄金十年。一般的观点都是认为卢沟桥事变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被迫对日全面开战。但是回过头来看西安事变，在事变之前，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共与蒋其实已经在谈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只是瞒着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形势大变，即使事变后蒋同意的统一战线与之前共同声明内容一致，但也变成了蒋是被迫接受，从而失去了与苏联谈判的筹码。也就是说，蒋在此时已经开始在各方压力和国家利益中考虑对日作战。在西安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没有必要，苏联的援助也相当可信，国内党内军内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蒋自己也已经痛苦忍受日本10来年，这样就有了相当的动机来推断蒋是在考虑对日全面开战了。西安事变后半年就开始了日军全面侵华也许可以当作例证。
另外，作者将蒋似乎说成了一个高瞻远瞩甚至料事如神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是在退守台湾时期，面对国际上风云变换的局势，书中常常出现“正如蒋所预料的那样”的句式。我对蒋退守台湾之后的历史不太了解，也不可能像作者那样看了蒋的日记，所以只能看看热闹了。
读完这本书有些感想。
1，作者的功力真的相当深厚，用详实的资料把蒋和身边的人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我对宋美龄，宋子文等有了更多的认识。
2，国家真的要自强自立。那时候国力羸弱啊，只能在列强里讨利益，虽然蒋表现着儒家风度，但是想着真心酸。抗战后，美国派了个傻逼史迪威，但一样也要供着。
3，美国人好骗，也不了解中国内情，被共产党耍得团团转，蒋没办法也只能照着美国说的做。美国在国共内战期间的政策严重误判。
4，七零年前后，中苏交恶，美国觉得应该与中国修好。在国家利益面前，尼克松的做法无可厚非，甚至对和平做出了贡献。但在这中间，尼克松对台湾耍诡计、玩阴谋，满口谎言，背信弃义。这样看来，尼克松能惹出水门事件真是毫不意外了。在这里值得尊敬的是两蒋和台湾社会。在一系列被抛弃的事件后，两蒋依旧能保持冷静，理性和尊严，而台湾社会至少表面来看很平静，一切照旧。我想，这是一个经受了太多苦难而成熟的社会才有的心态，这让我想到了犹太民族。
真心期待中共档案解封后出来关于中共的各种史书啊。
讲蒋介石的书可谓多矣，陶涵（Jay Taylor ）的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本书主要以第一手材料 -- 蒋的日记 -- 为依据，作为西方学者作者不人云亦云，让读者得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而准确的“蒋介石”。 同时，作者文笔流畅描写细腻，林添贵的翻译也切实通顺，让人不 忍掩卷。但略有遗憾的是，作者明显是站在偏袒蒋的角度来解读蒋的内心和行为，隐含的赞誉甚多，而批判之处不着力道。同时，作 为西方人，对于解读蒋性格形成以及蒋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地缘派系传统文化等等，讨论不够深入。本书中，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吕芳上所做的导读<重评蒋介石>比较客观，值得细读。读本书的同时，可以对照阅读李敖和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这两本书，一 个正一个反，一个偏袒一个批判，但同时都有第一手材料作为依据 。如此，读者看到的“蒋介石”形象才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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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重評蔣介石
呂芳上
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繼承性創業者」的難局
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學》，從「貞觀政要」中體悟領導藝術，提出「繼承性創業」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屬於繼承性的創業者。乍看之下，這一名詞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後繼的領導者打開局面時，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創業精神，實乃兼含創業與守成二義。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遺志。一九二○年代孫由建國走到主導政治新局，志業尚待展開而撒手人間，蔣以軍事強人、黑馬姿態獲取大任，且以孫的繼承者自居，既要守成還得創業，革命歷程矛盾糾結，險象環生，艱苦備嘗，終其一生實未曾完成建國使命。蔣介石初期自視為革命家，既握大權，還常慨嘆「無組織、缺人才、沒情報」，對立者迭起，被視為保守主義者、現實投機者，終與民主鬥士無緣。一九四九年避難臺灣，自認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敗者視之。雖以頑強意志，亟思再起，但終賚志以歿。這位「繼承性創業者」蓋棺之後，幾十年來其事業肯定、否定由人，稱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頓，實不為過。蔣介石的確是二十世紀複雜又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要寫好他的傳記並不容易。
二、製作的蔣介石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個人的奮鬥史，可以反映民國歷史發展的許多重要面向，他辭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傳記。根據柏克（Peter Burke）的說法，像法國路易十四這樣的「偉人」，形象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當然也可能被他的敵人「醜化」。從一九二○年代初葉開始嶄露頭角到七○年代中葉過世，蔣從來就不是沒有爭議的政治領袖，對他評價的消長，正反映了政治的現實與時代的劇變。早期的傳記、年表，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毛思誠編，一九三七年），熊式一的蔣介石英文傳記（一九四八年），董顯光的中、英文《蔣總統傳》，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九七八年），甚至於透過日人古屋奎二執筆的《蔣總統祕錄》（一九七四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權，刻意型塑「偉人」形象做為宣傳利器，其中多數的作品看不到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共開動反宣傳機器之前，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九四七年）應該是較早從政敵角度「揭發」蔣的負面書；待二戰後到七○年代，國共鬥爭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一九四八年）、《金陵春夢》（唐人〔嚴慶澍〕，一九五八年）、《黑網錄》（陳少校，一九六三年）等書，貶抑蔣為「流氓」、「草包」，把蔣等同「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走狗」，很影響大陸一般人對蔣的觀感，甚至成為當年臺灣留學生出國必讀的海外「禁書」，影響不可小覷。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樂《蔣介石的中國》（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項美麗的《蔣介石別傳》（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蔣介石》（Robert Payne , Chiang Kai-shek, 1969）等，內容僅及蔣的前半生，不嚴謹也不完整。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之後，在臺灣學界首見的蔣傳，是出自擅長「細說」歷史的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一九七七年）或因係匆忙推出的應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當粗糙的「淺議」書。隨後幾年，臺灣民主化，史學研究的鐘擺，擺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領域，國共關係雖開始改變，政治史材料也空前開放，但國共歷史卻都引不起史學界的興趣，蔣生平的研究也幾近停擺。不過，九○年代臺灣同時出現了對蔣看法截然不同的兩本傳記。一九九四年，旅美史家黃仁宇，出版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當時蔣日記還沒開放，黃辛勤的淘沙撿金，從毛思誠、秦孝儀及古屋的書中截取日記作為素材，用慣用的「大歷史」手法，把蔣的錯失歸咎於時代，給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一九九五年李敖、汪榮祖合作出版的《蔣介石評傳》，引人矚目。李說要「以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批判味十足，這種幾近「自力報復」的蔣傳，有學者評之為「雷聲大雨點小」。
有意思的是，這些年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看法有了轉變。不過在八○年代前後，仍可明顯看出中共的態度決定了學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連續出版過蔣「生平」、「傳」、「傳稿」、「評傳」、「外傳」等，不下十數種書刊，仍多在特定意識形態內打轉，不免「戴帽」、「穿鞋」貼標籤，看不到「學術」。一九八○年代初期，榮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兒子」、「上海流氓」為蔣的身分定調，楊樹標以「肯定」、「否定」分階段給蔣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蔣在抗日時期正面的戰場領導地位，直到九○年代才給他「民族主義者」的稱號。對蔣而言，或許得來不易，但嚴格說大陸學界還不能不聽「黨」的話。世紀末，有些學者（如楊天石等）開始以紮實史料為基礎，以專題研究還蔣本來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學術性的蔣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同樣的轉向也在西方出現。七○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陸培湧（品清）寫過一本用心理史學解釋蔣介石的青年時代專著（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學術意味，可惜他沒能看到後來才公布的「蔣介石日記」。蔣過世之後，寫過戴高樂和史達林傳的英國傳記作家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被中共視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兩人合寫的《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1976）號稱第一本蔣介石全傳，內容卻沿襲七○年代中共官方對蔣的論調，以二手材料認定蔣教育少、思想保守，頭腦簡單、缺乏創見，反共不反日，是戰術家不是戰略家，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謂陳說畢見。有意思的是這本七○年代的應景批蔣作品譯成中文，一九九二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當時未受注意，到今年（二○一○）改由北京國際文化公司重新包裝上市，卻大大引起媒體矚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二十一世紀初的譯書，竟引導讀者回到七○年代對蔣的認識和評價，令人詫異。
八○年代之後，美國歷史學者開始自由進出大陸實地觀察與研究，「一覺醒來回到解放前」，對文革、對現實中國的重新認識，使漢學家重評毛澤東的個人和時代，相對的也重估蔣介石的個人與時代。芝加哥大學的艾愷（Guy S. Alitto）在一九八六年發表〈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長文，代表西方學界重評蔣介石歷史地位較早的呼聲。二○○五年，香港南華早報記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員長：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2005），號稱是近三十年來第一本蔣的傳記。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拋開國共兩黨的觀點和框架，試圖由蔣介石的發跡到中國大陸淪失的歷史過程中，尋求蔣的角色、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他對蔣和毛俱無好感，但在「成王敗寇」的意識下，仍不免對蔣有武斷批評。他有新聞記者的文筆，行文引人，可惜討論歷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談到蔣氏夫婦個人生活問題，多人云亦云，又喜歡用假設語式，不符史法。尤其以一九四九年為斷限，終有所不足。顯然，加工製造寫一定看法的蔣介石，不難；寫不帶成見、真實的蔣介石，不易。
三、追尋「凡人」蔣介石
為歷史人物作傳，要能不曲筆、不隱惡、不虛美，前提是要有寬鬆自由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能找到關鍵性原始材料。過去中外學界對蔣介石的研究，都受制於「政論」與「成王敗寇」式的論定，擁蔣、貶蔣各趨極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蔣介石」這一人物的歷史仍未有學術研究的成熟時機；另外就是史料遲未開放，學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近年這些條件幾全成熟，西方學者最能掌握先機的是陶涵（Jay Taylor）。
二○○九年，曾為委員長之子立傳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在哈佛出版為學界矚目的新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這本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與範圍上，大大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學者大量利用二○○六年才開放的蔣介石私人日記的第一人，這是本書絕大特色。同時作者以過去研究蔣經國的基礎，擴大且較為詳細地討論臺灣時期（一九五○～一九七五）的蔣介石，相當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論述，蔣一生功過因此有了異於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筆極好，特別是刻劃蔣和他身邊人物細膩動人，對史事解說常有肯棨論點，畫龍點睛之術更教人佩服。也許因外交官出身，書中對中美外交關係論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雖屬舊題仍具新義，五○年代後金、馬外島的棄與守，曾見中美之間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認為蔣多次以「勒索」方式辦成外交，讀來偶會嘖嘖稱奇，但也見到蔣介石頑強特質與靈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陸」的虛與實，恐怕不是只靠單方面的外交文書就能推定的。書中有些論斷難免牽強，例如作者不認為西安事變有什麼關鍵性影響，說法不足服人；談蔣與周恩來亦敵亦友的關係，靠密使來推定，諜影幢幢，不無大膽。書中顯示有些問題確是一個洋學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蔣介石與傳統文化，特別是蔣對宋明理學的興趣；例如蔣的複雜人際網絡，兼及黨內派系和黨團關係；又如蔣日記中所表現的內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書也不諱言蔣的矛盾性格，最嚴重的是個人清廉但卻縱容部屬貪腐，最後自食其果。總的說，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功大於過、譽多於毀。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老調重彈之感，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適時「重評蔣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鉅著。
作為歷史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瞭解：是一介凡人、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又是中國近代動亂歷史的時代見證人。論者早已指出：蔣既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傳統的護衛者；出身農家，卻與富豪名媛結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執政時卻難脫獨裁形象；一位重視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卻不免容忍官員貪腐。他的確具有時代矛盾與衡突的色彩，但也決定了近四十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國共鬥爭中，他是輸家，但對近代中國確有諸多貢獻。他在臺灣時期的政治建設與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貶，但力圖與西方接軌，走向現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蔣介石算不上是梟雄，也稱不上是聖賢，要準確研究蔣的一生，這些論說都算面太廣、實太虛。蔣介石比毛澤東幸運，因為他較早步下神龕成為「凡人」。至此，歷史研究沒有擁蔣、反蔣的問題，學者只想知道蔣究竟是怎麼樣的平凡「人」？做出過什麼不平凡的「事」？
撰文：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翻译：胡新宇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等。
http://book.sina.com.cn/history/zl/2013-03-07/1703431653.shtml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我们既定的思维模式、评价标准，甚至是行动指南。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蒋介石，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评价与定位。
第一，他为什么就失败了？
第二，他失败了又怎样了呢？
第三，成功者固然赢得了胜利，带来的是怎样一个新中国？
第四，新中国的人民，真的很幸福吗？
第五，假定历史可以重来，失败者没有失败、成功者也没有取得成功，那又将是怎样的中国？
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如果必须要对此说明，我想说，没有之一。
他任性残忍，善变易怒，天真纵容、软弱妥协，也曾好色。
他信奉基督教，敬奉杨明学，克己，自我反省；他忠诚，坚毅，善于预测、评估形势，他隐忍，民主，以大局为重；他注重外表言行，中山装长袍和军装是他的三件衣服，坚持冷水浴。
他没有学历却靠忠孝得志，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忠于自己的军队；于军阀混乱中获得统一；在不可能的条件下抗战8年，消耗了大部分精锐部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并把中国推上了世界5大国的行列，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清朝之下被列强瓜分的东亚病夫，是日本铁蹄下的妇孺。他废除了除澎湖、香港、澳门之外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始终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坚持温和改革，始终坚持国家主权独立。
是的，他是失去大陆的人，但他也是保住中国的人。
而他与老毛斗争中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心中至高的那面旗帜，他是国，他是党。
哦，他也让我明白，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以前没看过相关的书籍，对蒋的印象停留在电视电影等，看这个书之后，虽然说不好作者的说的是对是错，不过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毕竟很多国内书籍都是说蒋坏话的。感兴趣推荐看一下，特别是我比较关注西安事件。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比较关注。
读了美国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有些感触。乍一看，这本书学术性很强，五百多页的书光引注就有118页，应该很客观公正，实则不然。
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推荐序》中说：“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第ⅶ页）没错，陶涵极力美化蒋，但蒋太不堪了，作者虽有如花妙笔，却也不时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
一开篇陶涵就说：“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等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见识褊狭的军官，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抗强、以柔克刚的国家领袖。”。（第5页）这为全书定调：以夸赞为主。
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极力回护蒋。有时也承认蒋做过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往后十年，蒋也靠向鸦片的种植和消费课税而赢得大量财源”，但接下来的评论让人瞠目结舌：“官方的本意是借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少毒品的使用。”（第51页）这道理能说得通吗？
蒋第二次围剿红军，“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的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第三次围剿红军，“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第65页）在陶涵看来，蒋的两次失败都是由客观因素导致的，与蒋的不得民心和指挥能力的欠缺无关。
红军长征，“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共军和平过境”。（第79页）没有给出参考文献，这“大概”是作者的臆想。
关于七七事变，作者这样写道：“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第104页）将七七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军队头上。
为了阻遏日军的步伐，蒋批准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这造成89多万人淹死，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严重后果。作者评价道：“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第111页）
抗战胜利后，蒋的货币改革使沦陷区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大多数倾家荡产，而作者的评论是：“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胀和伪币黑市汇率早已腾升，现在会受害的是极少数不知在抗战胜利前减少持有伪币的人。”（第299页）受害的是“极少数”，呵呵。
特务暗杀李公仆和闻一多，作者评论道：“可是，民主同盟只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冒国际制裁的风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第318页）在陶涵看来，李公仆和闻一多“不甚有名气”，因此不值得杀害，对此，我只能“呵呵”而已。
史迪威跟蒋有矛盾，作者站在蒋一边贬斥史迪威。（第5、6章）马歇尔跟蒋有矛盾，作者也站在蒋一边。蒋之所以失掉大陆，是因为美国支持得不够。（第8、9章）等等。蒋该庆幸自己身后有陶涵这么个知己吧。
蒋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中外学者们公认的，代表西方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持这样的看法。相对而言，陶涵的书立场过于鲜明，不够客观公正。
当然我并不说本书无任何可取之处。第一章《新儒家青年》，第四部分《岛屿》有很多新鲜史料，让人大开眼界。
近来读了一些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有的极好，如孔飞力的《叫魂》，视角独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我很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视西人如帝天”的时代该结束了。
连续看了四天，终于看完了，好累~
一个人如果想要进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反省，从过去的经历经验中得到教训，然后在未来的路上才能走的更顺畅。
国家更是如此，要想进步，就必须检讨过去走过的弯路，哪里是当时没看清楚走错了，哪里是被人误导迷失了，很多时候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能及时认清，悬崖勒马。
书中讲了很多蒋介石晚年的反省小细节，读来还都挺有意思，比如说，他说自己最后退守台湾，可能对自己是个好事，因为在那儿他才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己当年追求的社会。
进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对于个人，不断的试错可以促进他的进步，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足够好的记忆力去回忆并反省这些错。
而对于国家，不断的试错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前提条件同样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记忆，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真相的记忆，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寒假闲来，读了这本书的下卷，是pdf版，不知纸质书是如何划分的，我读的大致从抗战胜利开始。从这部分来说我觉得这部书更适合叫做“蒋介石与二十世纪中美关系”。
该书作者是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的深入研究是该书亮点，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局势与美国政策和世界冷战格局存在巨大的联系。作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描写也延顺着中美关系进行，可谓“铁打的老蒋，流水的美国总统”。而美国的决策与态度不仅成为了线索，似乎也是本书（至少我阅读的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本书不应该定义为蒋介石的自传，称作“蒋介石与二十世纪中美关系”更为合适，毕竟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定义不能仅从中美这一个角度来诠释。
另外，作者的情感偏重也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对于日本战败后东北的接管这一段，对几股主要势力的描写让人感觉：美国在敦厚受骗、宽容妥协；老蒋经常可怜的无辜受责，而中共和苏联在欺瞒拖延和口行不一的状态下获得了胜利。
对于历史书，我认为应该有情感因素，不加入当代人理解的历史毫无意义。所以这本整体上是部好书，内容使大陆读者在忍受繁体竖版的同时开阔了视野。但书名似乎更适合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对于老蒋的祖国来说，这部书的内容还是无法撑起这个大气的书名。
从一人的日记大约可以看见此人那时那刻的真实感受。蒋介石的日记被揭秘，但不是全部。其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文人拿枪杆子，都是对儒家推崇，都是对曾国藩评价颇高。蒋介石的作风更接近宋明理学的派头，自省自我批判，而毛泽东那副东晋名士 惟真英雄方本色的气概，给他平添了几分人气。这段时间还看了本，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写的书，读完只有，呵呵，一句。主席果然洒脱。而再看蒋介石的书，确实他集于基督徒的虔诚自律和儒家的灭人欲与一身。
当然，这样说起来他是好人。没错，不能否认他是好人，好人也可以失败。他败给了时代，时代给予他权利但没有给他成功的机会。我想从这本从外国人口中大白话的描述中，大概可以跳出长期大陆舆论给他强加的刻板映像吧。
因为委员长不信任薛岳，书里提及多次这个事。
等胜利的心态，自保心理加重了，想保存实力，战后对付TG。豫湘桂大溃败的后果很严重，就是让美国看轻了中国，为了加速胜利，只能允许苏联染指东北，造成了战后东北问题的复杂化，成了国共内战的关键点。
日本把血本都压上了，出动常规师团（大规模在中国战场动用的只有两次，上次是侵华初期），集中41万人，常规师团战斗力之彪悍在诺门罕、南洋，苏美英都领教过，对国军基本是以一当十，不过日本常规师团也有两个废掉了。
台版最后一句话，至少在此一世纪是如此，推动现代中国在21世纪前进的，是蒋介石的主张，不是毛泽东的观点。
嗯，有同感
这本书台湾原版有七百多页，楼主不妨再看看
这样一部极不客观，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作品其实不太值得读，还是读读那些靠谱的海外汉学家的作品吧。
不得民心?指挥能力? 在30年代蒋政权是相当得民心的，经济建设黄金十年。指挥能力就更无从谈起，红军长征，路过的军阀大都是抱着“养匪自肥”的目的，比如刘湘。至于龙云，左派人物，和汪精卫、中共多有交往，后来龙云旧部在东北反蒋投共。花园口大堤有效地组织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另外是80多万难民，不是淹死，要黑蒋，改几个字就好了，呵呵
李闻惨案，是地方自己搞的，和蒋无关，这个也被人考据过了。
沦陷区的币制改革确是败笔，影响了民心和军心，另外老美非逼着蒋裁军，导致军心涣散。
就当时而言，美国民主党，有亲共左倾传统，并且也对腐败分裂的军事独裁者蒋很有意见，承诺的15亿美金到了败退台湾的时候才给了2亿，不过共产大陆的现实超出了美国预料（最初认为毛是可以争取的而不倒向苏联，想让蒋、毛一直斗争下去、使中国分裂），结果中共不仅统一了大陆还倒向苏联，直接诱发了韩战、越战。老美也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