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
1995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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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根據中國大陸和俄國近年來陸續公開的有關檔案文獻，對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發生原因及其經過進行了獨闢蹊徑的重新探討。本書圍繞著事變發生前以及過程中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發展變化，將張學良為了聯蘇抗日、收 復東北，如何在中共影響下準備在西北地區創立獨立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如何配合紅軍實行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又如何因為寧夏戰役受挫，而被迫鋌而走險的複雜經過娓娓道來。本書大量利用第一手文獻資料，披露了許多鮮 為人知的重要史實，對整個事變的起因、經過以及張學良的發動事變的目的等等，都作出了不同於前人的解釋和說明。
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主要代表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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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津涛
刊于2012年5月18日《深圳特区报》
中国近代史上每年都会有大事发生，但是真正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却并没有几件，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件，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给“西安事变”。对发生 在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兵谏”，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一个大概：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迫 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杨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然而真实发生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围绕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各方博弈，杨奎松先生 使用来自大陆、台湾、俄罗斯和美国的原始档案，写出了厚厚一本《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张学良申请入党
西安事变既然发生在西北，那么就不能不从红军长征说起。南京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后，红军被迫“西征北上”，前往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张学良恰于此 时回国，就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屡失利，中央红军甚至曾以数连兵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 下，1936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与中共开始了正式的接触。
中共方面希望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实现“西北大联合”计划，为自身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空间；于张学良来说，他所部东北军要求抗日，打回老家，但是南京政 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只能期望苏联提供援助，而联苏就必须联共。另外，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红军，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他 们的相互厮杀，都只能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所以要生存就必须停止战争，联合在一处。
三方面势力在几次试探性谈判后，相互间逐渐取得信任，最后决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宣布自主。张学良此时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请求。《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说，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一手资料证明，中共确实有意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但共 产国际却指示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奉系老帅张作霖抄过苏联的大使馆，少帅张学良更为中东路同苏联开过战，这些历史恩怨始终让共产国 际衔恨在心。
箭在弦上的“西安事变”
入党之事虽然不成，但合作还要继续。让张学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平定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试图就此将中共势力一举击溃。此时蒋已知道东北军有人 通共，但对张学良本人还依旧信任，否则断不会冒险来陕。如杨奎松所说，为求自保，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 舟，发动政变”。张学良先是两次哭谏，蒋都不为所动，终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条路。
在曾经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看来，张少帅“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社科院已故学 者朱宗震先生则认为，蒋“性格火爆”、张“率性行事”，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显然在他们两位眼中，张学良 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激于义愤，所以才不顾后果地发动兵变，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关了起来。
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杨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发现，年轻的张学良固然有其“直率鲁莽”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是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城府，做事 完全不加考虑，兴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因为很多迹象表明，张学良在联共反蒋一事上相当的小心谨慎，不仅制造假象，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而且在反蒋行动 上犹豫不决。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这本书中展示出的历史事实，使读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张、杨发动事变的原因，但却非唯一原因，要不是蒋介石有意对东北军和 西北军分化、瓦解，将两人逼上了绝路，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
中共转危为安
张学良发动事变时，绝没有想到，之前被自己倚为后盾的苏联竟声明反对，而他自以为爱国的行为，竟也遭到来自全国各界的一片声讨。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 革命》，曾探究过中共在崛起与壮大过程中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作为中共历史上重要一环的西安事变，自然也会为国际局势所左右。二战爆发前，苏联对日本深怀 戒惧，唯恐其北上，与德国东西夹击。因此苏联想要中国拖住日本，使后者无法分身他顾。而在当时只有蒋介石有实力和威望来领导中国抗战，所以苏联非止不同意 中共继续“反蒋”，更不愿张、杨杀害蒋介石，导致中国内战升级，让日本不战而胜。中国各界与苏联的出发点固然不同，但逻辑是一致的，相信蒋死则日本得利， 中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幸在中共内部，主张放蒋的人占了上风，张学良权衡利弊后也终于冷静下来，获得蒋口头承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就宣布 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交锋的内容，《西安事变新探》补充了杨奎松旧作《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中略说的部分。
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位结义大哥会把自己推上军事法庭。审判长是辛亥元勋李烈钧，少帅在法庭上以 李发动的“二次革命”与自己所为相比，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我们知道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李烈钧在九江率先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讨袁，此举固然是正义的，但却绝对不合法。当初蔡锷就给李烈钧去电称，“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 也。”西安事变其实也与“二次革命”相同，是以违法手段行正义之事，且可能为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说起来，蒋介石的一生可谓是“成也少帅，败也少帅”，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老蒋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中原大战时挥军入关，又助蒋铲平了党内异己，但是一场西安 事变却为蒋大哥埋下了败走孤岛的种子。无论如何，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感激的，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少帅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两蒋 辞世。
如今西安事变过去了七十多年，张学良也做了古人，是时候给历史的是非功过一个结论了。杨奎松书中的答案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此 说与史家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纲》的论点不谋而合，“真正得利的为中共，不仅转危为安，陕北苏区亦随之扩大……延安或毛泽东时代自此开始。”当然蒋介石 也不是一无所得，他在事变后确立了唯一领袖的地位，领导全国抗战。只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苦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事变的发动者。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5/18/content_20481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