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
1987
遠景
高陽
无
无
如果说这本书是一部小说，大概只能打5分。但如果说是故事集，大概能打8分。当然高阳讲故事的本事是很高的。
这本书没什么主线副线，情结结构，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罗致了一些汪伪时代南京和沪上的八卦秘闻，在每个故事间考虑了一下起承转合。
看完之后想说说汪为什么从热血青年变成大奸巨恶。
无论国共对抗日内战有多少争论，但是对汪的评价却基本上一致持负面评价，这当然是主流论调。但是在此外，还存在一些为汪鸣不平的声音。比较典型可见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其基本思路是汪离渝之前给蒋的留言：君为其易，我为其难。委身事敌是因为汪对抗战悲观，希望走和平路线使国家免遭涂炭。期间忍辱负重，各种情形，不为人知，最后客死日本，不被理解，成了悲剧英雄。
很难说，以上两种哪个是持平之论，只能说各有市场。汪为什么走这条路，大概只有汪自己知道；但是事实可能是，汪自己也说不清楚。
了解一点汪伪历史比较有价值而且可以茶余饭后顺手翻翻的有几本书，一是高宗武的回忆录，二是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高原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其回忆录中说起跟随汪的和平路线本是希望为东京重庆直接和平出力，对汪组府自立和日本对未来“新政府”和日本关系的设想悲愤交加，于是和陶希圣离沪赴港，是为“高陶事件”；金在汪伪治下办报开银行活动多年，本来就是沪上名记者，与周佛海过从很密，也是重要知情者。
汪走这条路外部有一个契机。日本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参谋本部和大本营、内阁和军部之间在对华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其矛盾节点在于，面对兵员、资源的短缺，是否扩大对华战争，对华战争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
1937年蒋作庐山谈话之后已将日本对华战争看做全面鲸吞而不是步步蚕食，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此外，日本军部也左右了内阁。因此双方之间无法直接沟通了解对方的态度。但是到1938年中国就尽失东南膏腴之地，日本也陷入兵员、资源不足的情况，所以双方之间虽然剑拔弩张，但是基于现实的情况，态度不可能没有微妙的变化，但是因为各方面原因，包括德国大使陶德曼的斡旋调解也未能成行。因此日本除去对华强硬派外，就有人希望通过别的方式调整日中关系，为之后“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和汪的出现提供的条件。
当然，是汪而不是别人走上这条路肯定也有其自己的原因。汪是个有浪漫气质、一生负气的读书人，有抱负是肯定的，有私心有欲望有虚荣也是肯定的，坏就坏在既想有所作为，又思前想后；权力位置上的落差让他忧愤难平，关键时候又喜欢书生意气。当这个“中央政府主席”肯定不是他原先设想的，但是每一步最终却走向他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去。
汪本来对抗战悲观，打算脱离重庆之后，以社会名流的影响力在国统区做和平道路的宣传，发动社会力量推动重庆东京之间的谅解，这也是日本“不扩大派”和近卫三原则的设想。谁知道不遂人愿，离渝抵达昆明后，原来打算依为干成、与蒋有隙的云南王龙云甩手不干，见都不见，让汪极为被动和孤立，重庆对叛徒的手段也让汪派人士极为恐慌。于是汪一行从昆明匆匆到汪比较有影响的法属越南。
很明显，汪继续执行原计划的可能性愈发渺茫，去欧洲避避风头哪怕继续做和平宣传也是可行的。虽然汪在很多政治斗争失败之后都有赴欧的历史，但是这次赴欧洲可能极不体面，因为重庆方面已经就汪的出走做了不点名的报道，因此可能此后很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在此时，蒋和戴笠指派的杀手刺杀了汪随行的原行政院机要秘书曾仲铭，使汪大为光火，心里更是负气一分。至于“艳电”，汪呼应近卫三原则，虽然这也是他本来和平路线的计划之一，只不过发出的地点在越南而不在国内。想象如此情形之下，重庆不作表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点名批评变成点名批判，汪的回头路也绝了。
但是，汪虽然呼应了近卫三原则，但是近卫却倒了台，军部的强势力量使得日本政府对汪所呼吁的“最终和平”并不热心，反而是有要将汪作为棋子的打算。
既想有作为，又没有回头路可走，汪最终还是去了上海。这时候要汪龙袍加身，即便汪自己不想，即便汪自己是个正派人，那些同样不看好抗战前景的政治投机客也会推汪上位。有些人纯粹看得很透，寄人篱下，反正无甚理想，醇酒美人，逍遥快活；最惨是那些觉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即无甚心情穷奢极欲，又耽于哀叹时运不济，前程堪忧。汪的汉奸大帽戴定，其悲剧结果也就是宿命了。
说到头来还是丈夫在世要能屈能伸，周佛海投机政治自然令人厌恶，陈公博这种认真的人纯粹为交情跳火坑又是何苦。倒是有些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有原则也活得潇洒，这才是活得既自知又有分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