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有風雷
2010/01/23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劉大任
240
无
這本書由兩篇小說組成，《杜鵑啼血》寫於八十年代中後期，作為書名的《遠方有風雷》，卻是最近的新作。寫作時間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說，前後時代氛圍和寫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為什麼決定收在一本書裡呢？答案只有一個。 我想針對歷史，說幾句話。兩個故事，都不約而同（坦白說，動手寫《遠方有風雷》那段時間，偶爾想到《浮游群落》，卻壓根兒忘了《杜鵑啼血》），採取了抽絲剝繭式的偵探手法，無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狀態。 《杜鵑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當時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後來又在臺北《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前前後後，聽到過一些迴響。香港方面傳來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輩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讓人告訴我：「你這枝筆，太毒了！」臺灣的朋友，也有相當強烈的反應，主要意思似乎是：劉匪大任，翻然悔悟，開始反共了。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我對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從來沒有為他們進行「解構」的企圖；對於臺灣文藝圈內習慣反共的意識形態，我也毫無興趣轉變他們的口味。想面對的，無非只是歷史。說得更細一點，其實是歷史進程中的知識份子行為，和知識份子面對歷史的精神狀態。 我所以要寫，當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通過自己的體會和反思，我覺得我瞭解他們。他們的志氣，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情愁，他們的動搖幻滅和追求，我懂。而且，歸根結底，歷史是他們的書寫，不論他們最終是否粉身碎骨。所以，讀這本書，請你務必忘掉任何個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會組織體制撇開一邊，請聚焦於人類中的這一特殊群體－－知識份子。不管你認為他們是否精英或垃圾，這批人，最複雜，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再談一談《遠方有風雷》。 雜誌刊出後，也聽到幾種不同的意見。一位老朋友說：從來沒有讀過這麼難讀的小說。必須說明，這位老朋友，其實是讀文學出身的，所以，他說「難讀」，絕非他的文學素養不夠，應該是帶著「貶」意的客氣表白。為什麼自己一點都不覺得「難讀」，他卻困難重重？仔細想過，問題可能出在這篇小說反映的「歷史」。無庸諱言，由於自己是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其中歷史情結，任何細節，很容易舉一反三，但對我這位朋友，他來自大陸，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後出國，六、七十年代以海外臺灣留學生為主體的保釣運動，他完全陌生。歷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寫作時的‘想當然耳’，要他仔細辨認小說各種細節之間的內在關聯，恐怕不免強人所難了。 我確實意識到這個困難，所以，在一次訪問中，承認這篇小說「有點硬」。這個「硬」字，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陸背景的「硬」，是因為對臺灣的陌生；臺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則對小說反映的「左翼生態」，可能不知所云。然而，這不更加要求我們嚴肅對待歷史嗎？可能，我當初構思的時候，未能慎重對待可能出現的問題，把內容篇幅過度濃縮了。假使一開始便規劃為長篇，或許會從容得多。不過，這裡卻涉及我近年來對於小說寫作美學的一些觀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範版《秋陽似酒》的後記中，寫了下面一段話：「重讀自己這幾年洋洋灑灑的『大文』，一股膩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間。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腫，官僚巨賈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對於我，往往引起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 於是自然有了削、刪、減、縮的要求。」 《遠方有風雷》的歷史場景，發生在四十年前。實際上，小說概括的時間，前後大約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著的人，都是這個時間範圍內的產物，處理這樣一個生死相關的歷史，怎麼實現「削、縮、減、縮」的要求？我覺得，我已經竭盡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硬」是沒有辦法的。還有一位老朋友，長年寫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種意見。他說：為什麼不把「母親的故事」換成另一種觀點？好像《羅生門》，小說不就「立體」了嗎？慚愧，寫作的時候，從頭到尾，這一類的念頭，完全沒有出現。難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乾二淨？讓我先談一談「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體」這個問題。 首先，我並不覺得《羅生門》那麼「永恆」。我說的是電影，不是芥川的小說。眾所周知，黑澤明的電影是結合了芥川的兩個短篇（《羅生門》和《籔中》）改編而成的。那個做法，當年確有石破天驚的效果，今天看來，也不過爾爾。「人性」再複雜難測，「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懶惰了吧。其次，所謂「立體」，看你要建立什麼東西。通過「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謂「立體」，這個「立體」，我看相當脆弱，人性七情六欲，無論怎麼結合，也不過幾十種形態。自從西風東漸以來，從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瑪斯，從意識流玩到魔幻超現實，什麼花樣都有人玩過，又怎麼樣呢？抄襲模仿裡面，沒有歷史。前面說過，我只想面對歷史。 《遠方有風雷》是小說，也是歷史。這個小說，這個歷史，自有它的「立體」。這個歷史的「立體」，大概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觀點呈現。「母親」代表一種歷史，「父親（雷霆）」代表另一種歷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種。小說一開始便聲明要「恢復真相」、「還他公道」。「真相」必須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種「歷史觀」。「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還保釣一個公道，我覺得還可以放大加深，因為，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知識份子小說，尤其是中國的，必須老老實實，不能回避這個深淵。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紐約 無果園
小組真正的力量！劉大任最堅強的左派小說。還六十年代臺灣在美左翼知識份子公道與真相！劉大任繼《浮游群落》之後，對保釣運動深層自剖新作！ 「南國冰果室」二樓的祕密集會，讓學生精英雷霆意外入獄。出獄後他遠走美國攻讀學業，與同志組成讀書小組，積極傳播思想，期待有朝一日能將這股新力量帶回臺灣，重新作戰。正值美國《保釣運動》順風而起，左、右派知識份子兩方勢力互相拉扯權鬥，當左派份子獲得艱難的勝力時，雷霆妻子的「政變」，卻徹底瓦解整個小組。三十多年後，兒子雷立工收到國外學報，有篇論文引起他的注意，他決定，徹底解開父親生平祕密的謎團。
劉大任 臺大哲學系畢業，早期參與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現專事寫作。 著作包括小說《晚風細雨》、《殘照》、《浮沉》、《羊齒》、《浮游群落》等，運動文學《果嶺春秋》、《強悍而美麗》，園林寫作《園林內外》，散文及評論《憂樂》、《晚晴》、《月印萬川》、《冬之物語》、《空望》、《紐約眼》、《無夢時代》、《走出神話國》、《赤道歸來》、《神話的破滅》等。
總序：一個二流小說家的自白／劉大任遠方有風雷杜鵑啼血《遠方有風雷》後記／劉大任附錄：「保釣」的新解釋－－歷史沒有被浪費掉的熱情／南方朔
01 走進大樓，光線忽然暗了下來。我低頭看了看腕表，四點過三分，應該不算遲到，不過還是下意識地加緊腳步，順著廊道兩邊的門號尋找，拐了兩個彎，很快找到了史第文森的研究室。這座大樓，看來是百年老建築，外表有些破敗，牆上爬滿枯而未死的常春藤，門前的磚砌臺階，凹凸不平，但整體花崗岩骨架，即使上了年紀，依舊給人永遠屹立不倒的印象。裡面的裝潢卻明顯陳舊了，有些地方的油漆都已剝落。這個時分，雖然開了燈，感覺倒像黃昏，尤其剛從外面的冷空氣走進屋內，溫差變化的關係，眼前好像有霧。坐下時，我一面寒暄，一面掏出手絹擦拭眼鏡的鏡片。史第文森端來一杯熱氣蒸騰的咖啡。 這房間的天花板特別高，也沒鋪地毯，卻不覺清冷，也許是一屋子堆滿的書架，製造了溫暖，書桌上那盞古典銅燈，配上綠色玻璃燈罩，讓周遭變得柔和安詳。 「立工，多久不見了？」史第文森說。「有十幾年了吧！上次見面還在臺北，送你去機場，不是說要保持聯絡嗎？卻從此沒有音訊了。」 「怎麼找到我的？」 「查你們校友會的網站，才知道你在紐約……。」 「接到你的e-mail，以為你還在臺灣，你的郵址為什麼還有tw呢？」 「我沒離開臺灣，這次來，是特別請了假出來的。」 「噢，那這次旅行，是pleasure還是business？」 我沒有搭腔，轉頭看見史第文森身後的牆上，貼著一張宣紙，上面歪歪斜斜，大概是他的手筆，寫著四個大字：吳牛喘月。「改變研究方向了嗎？」我問。「沒有啊……，還是現代史……，怎麼了？」跟隨我的眼光，胖大的史第文森旋轉皮椅，才發現我的問題原來是他幾乎忘了的「書法作品」引起的。「哦，這個，去年在一本書上讀到的，覺得很有意思，恰好我的書法老師叫我練習創作，便選了這個成語。你看，我們『洋鬼子』研究你們的歷史，是不是有點心虛，就像『吳牛喘月』？」我忍不住笑了。 「這次來，我卻要向你這個『洋鬼子』請教我們的歷史呢！」十五年前的那個暑假，我正讀研究所，覺得時間比較寬鬆，又想減輕母親的負擔，遂通過一個美國同學介紹，找到一份短工，幫一位史丹福大學博士候選人做研究助理。薪水不算高，卻不無小補，工作本身則很有趣。史第文森的論文，涉及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懸案，他找到重要關係介紹，打通關節，獲得特許使用「石叟資料室」的資格。但他的中文程度有限，時間又緊，不得不忍痛犧牲，分出一部分研究金，雇用我幫他抄寫。「石叟資料室」是陳誠建立的，內藏三○年代五次圍剿擄獲的許多第一手珍貴材料。使用這些天下唯一的孤本，有個嚴格規定：不准攝影或複印，只能手抄。 我這個短工，最後打了一年多。後期不但抄寫，還包括擔任史第文森的翻譯。經歷過那段歷史而碩果僅存的人物，都七老八十了，就算身體健朗，神智清醒，每個人都是一口濃重鄉音，所以，這種翻譯工作其實不太好做。也許就因為這個困難，我跟史第文森不免吵吵鬧鬧，反覆爭論，無端增加了交流機會，到最後分手時，兩個人已經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了。手抄的上百份資料，沒留下什麼記憶，大抵是些公告、電文、會議紀錄和傳達文件之類。倒是那些專訪，內容和細節彷彿歷久猶新，一來由於被訪者的口音，增加了翻譯困難，往往要來回解釋徵詢，才有可能把意思弄清楚。 其次，史第文森雖然中文有問題，那段中國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歷史，卻滾瓜爛熟。明顯感覺得到，他的提問經常擊中要害，被訪者有時甚至惱羞成怒，反應強烈，拍桌子罵人的事，都曾經發生不止一次。訪問對象裡面，有前政治犯，有實際參加過策反和地下工作的黨工，還有跟魯迅打過筆仗的胡秋原一類頗有名氣的老知識份子，但印象最深的，卻是一位老兵出身的退伍軍人。不知道史第文森通過什麼渠道找到這位老人，只記得，有一天，他好像特別興奮，一大早把我從熱被窩裡拉起來，跳上他的摩托車，趕到臺北縣一個眷村模樣的破房子那裡跟人會面。史第文森一股正經，特別交代：今天的對話，可能就是歷史，請仔細檢查，錄音機千萬不能出錯。 老頭子大概快八十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在福建長汀執行任務，槍決瞿秋白，他是當時開槍的劊子手之一。 「那件事還記得蠻清楚的，」老頭子是中校退伍的老國軍，也許一輩子行伍生活鍛煉，年紀雖大，身板仍然硬朗，國語不算標準，帶點湖南腔，咬字卻很清晰，「主要是那天的場面，如臨大敵，出動了一百多人，犯人卻是個文弱書生，我當時便覺得有點小題大作。我們在長汀公園待命，等犯人用完最後一餐，才把他綁起來，押解了兩里路，在西門外羅漢嶺行刑。犯人態度挺好的，一點不囉嗦，揀一塊乾淨的草地，盤腿坐下，像個菩薩似的，還問我們：這個姿勢，對不對？」 「有人說，你們師長是瞿秋白的學生，槍決前，一直在等蔣介石先生的特赦電報。還有人說，那封電報在槍決後兩個禮拜終於到了，當然已經太遲，這些事，你聽說過嗎？」 「我一個小兵，哪知道這些，我那時剛入伍，才十八、九歲嘛！」 「又傳說，瞿秋白處死前寫信給郭沫若和魯迅，請求協助，蔡元培也幫忙關說，你聽到過這些傳聞嗎？」 「我只知道犯人喜歡寫、喜歡讀書，特別喜歡豆腐，最後那一餐，就有一大盤，吃得乾乾淨淨……。」我想，我後來的研究，所以儘量避免現代史，說不定跟那一年多的經驗有關，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實在太複雜、太難把握了。 窗外天色漸漸暗淡，空氣中似乎彌漫煙霧，校園路燈亮了，籠著一圈光暈，來來往往的學生，拖著長條身影，在薄薄的雪地上交織成變動不已的圖案。「附近新開了一家湖南餐館，臘肉下酒不錯，我們上那兒繼續聊！」史第文森說著，站起來拿他的大衣。 02 聽完了故事，史第文森問：「你要找的，究竟是歷史？還是你自己？」我沉吟良久，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我不知道，但總覺得，應該還他一個公道。」 「你是說，你父親？」 「對，我父親。」 03 三個月以前，收到一份國外出版的學報，裡面有篇論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理，論文探討的問題，應該跟我沒什麼關係。我現在的專業是明史，這篇論文卻屬於現代史的範圍。然而，作者是久已失去聯繫的老友史第文森，自然想看看他現在的研究主題。那個題目，也有些怪，不太像嚴肅的史學論文，倒像是抒情散文，我當時還懷疑，這個「洋鬼子」，怎麼如此沒信心，用〈內戰盲腸？〉這麼不倫不類的語言做題目，還加上一個問號，難道是想蒙混過關？沒想到的是，讀了不到幾頁，一個名字，子彈一樣，嗖一聲，直接打進了心臟。那段文字是這麼寫的：“雷霆是這個學生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運動過程中表現的思維習慣和作為方式，讓我們覺得，歷時半個世紀的國共鬥爭，至今仍在延續……。” 我這一生，有個無法解開因而只能設法遺忘的謎，始終埋在心裡。母親似乎有意隱藏，多次追問，只有一個答案：他那個人，糊塗蟲，我提都不想提！現在，父親居然以這樣一個身份出現。多少個夜晚，腦子裡瘋狂轉動而終於無可奈何的種種意念，彷佛從潘朵拉的盒子裡面突然釋放，我知道，這個謎，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萬流歸宗，反躬自省，我心裡透明，如果不能重建父親一生的歷史，這個困擾我半輩子的謎，是不可能解開的。然而，作為一名專業歷史研究者，我深深瞭解，史料是重建歷史真相的關鍵。連司馬遷這樣獨步古今的史學大家，都免不了要翻遍「石室金匱之書」，窮追「六經百家之言」，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所有的調查研究，目的無非是為了「成一家之言」，準備材料。失去的，不可能完全找回來。歷史真相是個程度問題，材料多寡，決定真相的深淺。這些都是基本常識。我唯一能做的，還是那句老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面對的難題是，這個「歷史重建工程」，幾乎沒有任何可靠的材料，如何著手呢？ 我離開父親的時候，才不過八、九歲。父親永遠離開我的時候，我們分離不相見，差不多三十年，如果要從我的記憶中去追尋，那個父親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我們家的照片簿裡面，父親的照片，只剩下一張，就這唯一的一張，還是合照。我估計，要不是裡面留有我妹妹的影像，這張照片也不可能倖存。而且，從自己的記憶中追尋父親的形象，這個形象，很可能受到多重扭曲，母親有意無意的影響，很難剝除清洗，我自己呢，從童年到成長，感情有沒有受到傷害？心理發展是否平衡？種種因素，都可能成為我釐清事實、客觀分析的障礙。我該如何控制這所有的不利條件，為「重建工程」首先建立一個不偏不倚的基礎？ 讀完〈內戰盲腸〉那篇論文的那天下午，恰好是颱風過後，窗外晴空一碧如洗，不遠處，鳳凰木落紅滿地，一對靠樹根坐著的學生情侶，相依相偎，戲謔糾纏，雖然隔著玻璃，幾乎可以聽見他們的笑語喧譁，我忽然下了決心。要解開這個結，母親心裡深藏的祕密，可能是一切的關鍵。 然而，問題來了。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一向諱莫如深，母親願意談嗎？只有一種可能。我必須讓她瞭解，這是我跟她兩個人共同的傷痕，沒有她的幫助，我一個人無論如何走不出來。但是，要求她幫助我，我不能不先幫助我自己。 於是，我開始悄悄布置我的尋根之旅。首先安排的是我的職業，經過協商交涉，校方終於答應我留職停薪一年。史第文森那裡，是我的第一站。他幫了我不少忙，我拿到他那篇論文全部資料的一份影印本。通過他的介紹，我訪問了父親的一些老同志。目前住在紐約長島的一位涂伯伯，曾與我父母同在一個讀書小組，提供了不少資訊。史第文森又建議，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搜藏不少我父母當年參與的那個學生運動的原始材料，絕對值得好好挖掘，他說他的許多原始資料就是從那兒找到的。 加州本來就在我的計劃範圍之內，三藩市灣區是父母親讀書、結婚並參與學生運動的重要地方，我也在那兒出生。胡佛圖書館的資料搜集工作結束後，我索性搬到B大校園附近，按圖索驥，找到了我們住過的小公寓，又在距離奧克蘭黑人區不遠的地方，查勘那間電器修理店，現在改成水果舖了。那天運氣不錯，水果舖的韓國老闆居然知道父親一位合夥人的地址和電話，我約孫伯伯見面，顯然他也蠻高興，我們在唐人街吃飯，他還指著附近一座建築說：那就是我們曾經義務協助辦報的地方。 最後一個禮拜是在洛杉磯度過的。雖然晚年從商，父親身後並不富裕，孫伯伯說：你父親可能是朋友當中最不在乎錢財的人，撒手前不久，還託我轉寄了一筆不小的金額，捐贈給大陸的希望工程。通過他的聯繫，我終於找到父親最後的住家，見到了我習慣叫阿貞姨的父親未亡人。阿貞姨的模樣，跟我過去的印象不太對得起來，但清楚記得，小時候，我們家跟吳家，三天兩頭，經常來往。吳叔叔離婚後，聽說回臺灣了，但他現在是政壇紅人，又是獨派大老，雖然好不容易打通電話，聽到我想談的題目，一口回絕了。 父親什麼時候跟阿貞姨結的婚，卻是這次見面才知道。第一次發現的，還有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同父異母弟弟立兵，目前跟他母親同住。最讓我意外的是，阿貞姨堅持要我搬出旅館，在她家多住幾天。我冒昧提出訪談的要求，她很爽快答應了。我提議錄音，她也毫無難色。很多關鍵性的懸疑問題，都是通過她才大致清楚。我在羅蘭崗住宅區盤桓了一個多禮拜，那是父親晚年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身體裡面流著同一半血液的立兵，對我特別親，開車帶我到處轉，總不忘提醒：這是父親每天必來買中文報紙的雜貨店，那是他最愛吃的四川餐館什麼的。 離美前的那天早晨，我們三個人一道上玫瑰丘陵園。我把帶來的鮮花插進瓶裡，燒了一炷香。行三鞠躬禮時，突然發現墓園高處的自動灑水系統開動了。清晨斜射的陽光，儘管還不怎麼明亮，卻在四處噴灑的水流上方，創造了淡淡的彩虹。 父親墓旁，還有一塊小一點的墓碑，上面簡單寫著：鍾愛的女兒 立農 一九七六—一九八三。 那就是母親終生魂牽夢縈的我的妹妹。
「『保釣』已過了四十年，由於時代結構的改變，應將它拉高到更有歷史普遍性的角度來思考一些隱而未顯的課題。劉大任的這篇作品，即可說是一種境界上的新探索。不以犬儒的態度嘲笑他人的熱情和被扭曲，肯定每個人一步一腳印的痕跡，〈遠方有風雷〉真正想說的，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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