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与暗流
1994
稻禾出版社
朱晓阳,陈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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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执笔人朱晓阳自称出国前是报告文学作家。他自述报告文学之比纯文学简单在于报告文学只需用“民族”、“国家”、“命运”、“契机”等观念搭出一个概念框架，然后往里面填上统计数据、采访资料即可。因为朱晓阳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批评起《河殇》来显得特别精到。但他似乎没有反思这本《象征与暗流》也是以同样的方法炮制出来的。先用“权威主义人格”、“牺牲仪式”、“权力符号”等等搭出一个概念框架，再把朱和宋的个人经历填充进去。这些经历是如此私密而具体，几乎要给全书套上真实的光环了。文革中，朱是一名“红小纠”、“知青集体户户主”，他也果然保持革命精神，自觉地“恨斗私字一闪念”；叛逃后，他就变成了“白小纠”，“狠斗公字一闪念”，凡是不从躯壳起念，凡是超出个体的欲望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灌输、规训的产物。他如同一名间谍，利用他跟我们（大陆人）有着相同的受教育和成长背景的身份，潜入我们的意识深处，要捉出所有可能的共产主义幽灵来，要抓出已然和马克思结成同盟的孔夫子的幽灵来。但是他无法证明，这不是对人性新一轮的阉割，不是新一轮的规训。
朱晓阳是矛盾的，既包括朱自己坦承的矛盾，也包括他自己没有明言的矛盾。朱自称八十年代属于没有固定单位、身份暧昧不明的“盲流”。他既在专制社会结构底层，是最容易受打压的一群人；但思想上他又受权威主义影响，想要得势，爬到社会等级的高层耀武扬威一番。他对运动的态度是，既受激励，热血沸腾地想要参与其中；又带着若干顾虑，想要保持一种旁观者，或者说见证者的姿态站在运动之外。他有一些话没好意思说出口，在集体主义年代里，纯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承认，而他又摆脱不掉这些个人的欲望，于是他深为之苦，而不得不求助于一种虚假的形式，即以压抑自己努力符合集体要求来换取奖赏，以此获得满足和承认。但这种曲折的形式始终是不舒畅的。所以在投奔西方之后（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需要为个人欲望正名，其中一项策略就是凡与“集体”相关的，他都将之视为虚伪教育的产物。这本书的个人口述历史式的写作技巧无疑迎合了正名策略，朱一再强调两个口述者（他和宋）的边缘人身份，强调他们受到政府和学生的双重排斥，强调他们的成长经历，以此显示他们的殊异性；但是为了本书的论述达到效果，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暗示他们的经历，哪怕最细微、最隐秘的想法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朱对于学生运动只能将之表述为“无私”，一种虚假的表现形式；而把学生领袖用国际捐款满足个人口腹之欲的行为轻易地安上“道听途说”四个字，不予仔细调查考证。当然他更没有理直气壮地位这种行为辩护。为欲望“正名”的活动不可能彻底，朱晓阳也不可能用“私”字取代“公”字，他甚至也摆脱不了他所厌恶的那种“救世论”的气味。因为朱晓阳尽着他的努力想要攻破“红色神话”。尽管他不喜欢《河殇》，但作为恶的、落后的“黄色文明”（大河文明）和作为善的、先进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这一组基本判断已然被朱接受并消化吸收。朱不同意用传统士人型的“铁肩担道义”的方法来传播“蓝色文明”，因为这种方法有其黄色背景；他也不同意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传播，因为这种方法是脱胎于“红色文明”的。他更情愿选择一条“蓝色文明”自身提炼出来的个人主义道路。
朱晓阳常常到福柯那里寻求理论支持，他自己也意识到福柯理论用到中国有些水土不服。于是他一再辩解说建国后大陆的统治方式不过是福柯所说的古代粗放型的权力模式。那么好的统治方式是什么呢？朱晓阳理想的东西不正是福柯所反对的东西吗？—— 一种落实到每个单独个体的微观权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