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覺醒
2008/8/27
香港中華書局
丁韙良
无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1916年），美國北長老會派至中國的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62年（1850年—1916年，期間有4年時間不在中國），曾任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學貫中西古今，對晚清中國社會有微細的觀察和獨到的見解；著有《漢學菁華》（The Lore of Cathay）和《花甲憶記》（A Cycle of Cathay）等。
介紹了滿清帝國的全貌 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
著重描述了作者所親身經歷的1902至1907年間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並試圖解釋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潛在力量，表達了作者對於中國光明未來的極大期盼。
丁韙良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要遠比其他的西方漢學家們更爲深刻，對於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絕大部分西方人都更爲深厚，因此，此書是研究漢學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
无
P142
【俄国人贪婪的眼睛盯上了朝鲜，从一个贫穷的朝廷那里榨取利益，并且获得了在鸭绿江中的通航权，以及鸭绿江两岸的伐木权。】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胃口和欲望，从十九世纪晚期的全球扩张，到一战后的个人欲求，再到今天我们自己的精神饥渴：难道我们还不足以认清这个一脉相承的线索吗？
基督教（作者）与资本主义（史实）之间的确存在亲和力。当代国际秩序的本质既是西方秩序，也是基督教秩序，并非什么超现实主义的普世真理。
P149
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大打出口。美国人出手相劝，于是，【自从本文写完之后，诺贝尔和平奖最近刚刚被授予罗斯福总统】。
这也显得很搞笑。越是自认为虔诚而笃定的事情，在价值体系之外的人看来却很有嘲讽的味道。刘禾说，近现代西方人观看东方的方式说到底还是康德【主-客体二分】的对立视角，即【我vs.他者】的二分。但越是在这种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虔诚肺腑的自传性文体里，这种只朝前看的视阈才会愈发愚蠢地暴露无遗。
人的眼睛都长在自己脸上，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看，没人能把眼珠子挖出来，用手拿着，举在天上看。而且眼睛也只长在前面，所以只能往前看，看不到背后，更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
丁韪良的自传很可以拿来作比较阅读，比如《老残游记》和吴研人的小说。但这还不够。
比如对于关税司，课本上讲的是我朝被剥削，没有权力什么的，可作者就说清政府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清廉的机构。
还有满人，没想到作者竟用诺曼人来进行比喻，这确实是想不到的。尽管总觉得不妥，但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
但要注意作者是美国人，游走于天朝的高层之中，对于事情的看法自然和底层的不一样。
或许这就是他将满清的未来完全预计相反的原因？这本是几乎是刚出版没几年，历史就和这位“满清的老朋友”开了一个玩笑——辛亥革命了。
所以我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现在不同阶层的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究竟哪一种才算是“符合历史大方向”的呢？不得而知。
这就需要多多了解了，毕竟自己眼中的世界只是自己身边的人的感觉。不同的人，生活在相同的社会中，却感受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所以，千万不可夜郎自大或妄自菲薄，贻笑于大方之家。
——读《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
在个人的记忆里，我总是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即在今天我的家乡，晋南、晋东南的一些地方，曾经有很多新教世家，有些地方，整个自然村落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的世家，现在的后辈中也还有人信教，——就在这个现代中国。我曾经有几次就此询问过家里的长辈，特别提到，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改良性质的信仰的来历，是否当年有传教士来到过？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向我讲述了或者说转述了更老辈人的记忆。我问的时候专注于人们的表情和叙述方式，因为知道他们多半不会讲清楚对这件事的具体看法，但是表情会表现出一个人潜意识下的态度，纯乎自然。我并不想搞清楚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对授予者有怎样的影响，而对当地人如何看待这些传福音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有兴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传教士的选择，他们当年来到一个“新世界”的理由，也同样值得注意。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先生在《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一书曾经说道：
“……对此我怀有一种个人的兴趣，因为正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隆隆炮声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从此便认定它是一个传教的好场所。”（参见本书124页）
这样的话语对于现代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感情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浓重的笔墨，而且是来自历史教科书的关于民族最深刻的创伤，划出长长的刻痕，有人把它看作是国家历史中屈辱的肇始。但是，丁韪良毕竟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早期考察近代中国的西方人，如果我们不再在宏大国家叙事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可观上来说，倒是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上有趣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端倪，即当年大量的、不同派别的西方新教传教士选择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地，确实存在着明确的遴选标准，甚至，即便在中国境内，选择哪个行省、哪个地区来开展他们领自上帝的使命，也是先有自己的判断的。
丁韪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标准，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传教事业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过程。在今天，对外输出价值观这样性质的事业，或者说可以向外输出价值观并且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是一种国家荣誉，也即总是社会中强有力的资源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这样的机遇，他们更多时候是民间组织，甚至，往往是个人面对不可预见的困难和危险；同时，既然是价值观的输出，一定是寻求认可和继承，就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时间。对于世界上一些具有长期“排外”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士寻求一线“开放”的机遇，或许要比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商人心情更为迫切。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蛮荒的印象，这时，所谓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敲开了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的大门，虽然我们听起来不舒服，但是确实对“丁韪良们”是一个重要的消息，从此，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天天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他们行色匆匆的旅程。历史的沉痛和机遇，总是纠结在一起。
对于丁韪良来说，这个旅程或许过于漫长了一点，这位美国人，作为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竟然在中国前后生活了62年。——虽然看起来这个遵循“笨拙精神”的历史人物或许是“爱你所选择的”那种人，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带着感情工作毕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原著中来看，我们如果说他“始终”对开始变革的中国社会充满信心，对这个古老国家接受西方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在文字里确实表达出了这一显著的倾向。也即，他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开始变革，而且这个国度一但开始变革，就会有接受世界文明的成功历史。有趣的是，他认为当时最有能力使古老中国及早进入这一伟大进程的是“清政府”。即便这个统治阶层充其量是曾经鼎盛王朝的没落阶段，虽然有了外交衙门、派遣大臣留洋考察，新兴海军，但其实根本不能冠以“政府”这样的现代政治概念。
丁韪良把促使当时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而起改革的原因，概括为“五幕正剧”，即清末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被认为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一段历史，相信人们可以容易接触到的史料已多，现成的专业研究材料汗牛充栋，个人心中自有定见，无需赘言。只是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叙述颇值得审视。在丁韪良的叙事中，洪秀全只是初步和当年设在广州的美国浸礼会的分支进行了接触，“在并未得到正式洗礼和尚未获得传道者信任的情况下”，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就创建了自己的本土宗教组织，并且进而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在广西“起事”，从而造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界形成共识的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兵荒和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见，那些星星点点的孤独于古国各处的基督教派系下的分支，对于这样一个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临时政权，一定会有一个被吸引到认识的过程。丁韪良的记录中，有几个批次的传教士代表，曾经试图进入“天国”内部进行一番考察，他本人也进行过这种努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他对太平天国的正式评价并不是很多，他做出过一个积极的考察报告，尽量以善意理解这场本质上不过是把神圣的信仰当作幌子的封建农民起义。
这本书在今天的史料价值，更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致力最深的对当时中国的地域考察和改革考察，而是记录了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教育投入，附录中的一篇《在中国传播世俗只是的传教士机构》个人认为极有意义，通过史实透露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值得今天的读者详加体察和思考。除了传布福音，在当地进行所谓世俗知识的普及，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千百年来的又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这时，往往在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形成一个交汇点。在朝廷的庇护和资助下，1906在北京创建了“协和医学院”（现在多称为“协和医学堂”，协和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显示出各个教会合作在中国致力教育投入的成就。医疗本身是一种现实解决，教育则是一种长效机制，通过丁韪良的表述，我感觉当时的教会工作还是以教育为轴心。他的记录中还表述了当时自己如何为中国社会编著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课书，另外一些教士还编著出很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和读物，将宗教精神融汇进这些书籍之中。尽管在我看来，这些教材和书籍的起点远在当年它们的受众接受能力和审美之上，但还是觉得应该对这样的良苦用心表示相当的敬意。从这篇提纲式的文章来看，更佐证了我对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投入和贡献的一贯看法。尽管近年来，专业研究者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足以改变人们固有看法的成果，但是对于在很长久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没有对这种投入和贡献予以客观的认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读者，应该感到惭愧。
丁韪良写于1906年的本书的序言中，曾经说道：“我们是否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这个设问，对于今天很多皈依的青壮年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契合，他的问题或许也是后者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关乎文明。
2010-1-31
我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我的评论，首先，因为这本书我不得不回顾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这必将是庞杂和不堪的。其次，此书采用的常见的西方记者式的文体，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读者的眼光。再有，无论丁韪良比其他同时代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更有好感，更有同情心，以及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贡献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仍然对他抱有警惕。
有学者否定存在“欧洲文明中心”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西方殖民者以此作为殖民世界的借口。当他们遇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中华帝国时，不像在其他大洲那样顺理成章、理直气壮。以坚船利炮取胜后，他们甚至把禁止使用“夷”来称呼自己的要求堂而皇之地写进《南京条约》，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外交条款，其时，“德、刑”的对象已颠倒了位置。丁韪良参加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翻译和起草工作，不知当时丁的心情如何。期望中国基督化的丁韪良，逐渐偏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在他的著作里，不难看出文化使者和政治谋士的味道浓烈起来。美国不是当时西方列强的老大，抱着你们（葡萄牙西班牙英法日俄）吃肉，我跟在屁后也绝不喝汤的心态。
事实上，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是传播福音的无法避免的手段和副产品，也是逼迫“中国开放”的必要途径之一。在传教士看来，基督化才是这个衰老帝国的唯一救命稻草。丁韪良一厢情愿地说：“我们是否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员？”今天所谓全球一体化的理论，有没有与其相似之处呢？丁韪良的愿望落空了。大清帝国的决策者也辜负了他。他赞美“慈禧的统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革新”，称与他私交甚好的张之洞为“长弓武士”，他大声疾呼也于事无补，这位“19世纪的利玛窦”眼睁睁地看到，没过太久，大清帝国就驾崩了。
丁韪良在其著作《天道溯源》中说：“阐圣教使人共归圣域也，非一日矣。”丁在中国扎根六十余年，“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地写下了大量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觉醒》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部。丁韪良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具有简约纪事的性质。也许他并没完全理解中国文化，比如他在《中国觉醒》十七章解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时说：“如果学过《易经》，孔子就可以通过计算随机概率来调节他的行为举止了。”也许他急于使基督教传入中国，不得不勉强基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使他的文字前后矛盾，——毋宁说是他的心态吧，一面对中国赞赏有加，一面认为中国亟待拯救。他天真地认为，中国若能改变服饰，剪掉辫子，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本书的封底引用丁韪良的话“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将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位置，但我想，这不是丁韪良的原意，本书的设计落了丁的状语：“在完美科学和真正宗教的激励下”。所谓“真正宗教”，才是丁的真正用意。在论及中国婚姻制度时，丁认为“一个能容忍上述两者（指儒家和佛教）之一或兼能包容的民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之所以薪尽火传，就在于她的包容性，这是世界其他文明所不擅长之处（记录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景教碑”碑文在传教士名前都加了个“僧”字）。另一方面，丁韪良用基督文化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来观察中国，的确起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作用。丁敏锐地发现中国“部分和整体之间以及各个不同地方之间的连接存在缺陷”，中国人“缺乏共同感，地方观念往往高于国家利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和行政制度的缺陷是造成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已被当代史学家论证和承认。当丁韪良得知乾隆退位是因为“乾隆不愿意在皇位待的时间比他的祖父更长”时，他讽刺道：“中国为什么不颁布法律，规定每个人的寿命不能超过其父亲呢？”这其实是两种文化不同的具体表现，正如丁的“辫子思想”，不能理解传教士罗孝全在剪了辫子，号称“拜上帝教”的太平军中居然有性命之虞一样。他不知道，假受于天是中国起义者惯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他很遗憾：“假如英法联军支持太平天国反对满人统治的话，中国的未来将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尽管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余年，他对中国的认知仍带有猎奇和浅显的性质。《中国觉醒》有一半的篇幅是传教士眼中的“帝国的全貌”和“历史纲要”，就本书而言，一个津津乐道于东方古国风度的传教士，他怎能触及到底层社会呢？我不确定丁韪良是否知晓，到1840年时，信奉天主教的30万中国人绝大数都是最偏僻、吃不上饭的穷人，但他的确很少有描述中国劳苦人民的文字。他刻意回避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侵害，只看到“传教士们被烧焦的尸体就躺在焚毁的住所中”，当侵略者前来报复时，丁是这样写的：“一个传教士乞求军队放过他们，当地居民对于他的求情感激万分，所以向传教使团捐赠了大片土地。”如果这算隐晦的话，那么丁在纽约出版社联盟会上的致辞就再明显不过了：“假如我们表示愿意公平地对待中国人，中国及其人民将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美中贸易将大幅增长，美国国旗将在所有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国旗中鹤立鸡群。”此时，谁还会相信他是个传教士呢？
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起到的历史性的作用与丁韪良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作出的贡献，不是本文议论的范围。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位对中国的情感相对而言是友好的传教士、汉学家，就丧失了理智的批评。从细节来说，我们一向缺乏这种正确的心态。想一想你自己或你的亲人朋友有了错误时，你的态度吧，至少，你不会直截了当地承认和指出。
1855年，丁韪良在杭州布道，一位中国缙绅邀请他做客喝茶。缙绅表示如果西方学者经过他的城市，如果无人表示敬意的话，他将感到羞耻。丁为此赞叹说，“希伯来人或阿拉伯人能有这么热情好客吗？” 时间快进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政府还号召市民“不要围观老外”。现在我们终于能平等地看待老外了，可对待西方文化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老外早已不是在皇家宴会上偷走青花瓷餐具的老外了，我们却还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中国主义泥沼的危险。剔除《中国觉醒》的一些偏见容易，但我仍然担心它所带来的“中国已经彻底觉醒了”的虚幻。
还没看完，光是本书的序言就让我振奋不已。原来它是这么坚强，沉睡的雄狮醒来原来是这么强大。看它的发展让我更觉得是一种奋斗；愤斗。一个民族的不屈和上进创造了如此奇迹，那一个人勒。会怎样。这让我想起了亮剑精神，迎难而上；回头想想，我有吗，这种精神我有吗。话说回来，百年之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百年之后勒，会怎样。期待期待
(《中国图书商报》特稿）
1834年，英国人律劳卑被任命为驻中国商务监督一职，将上任的公函送至广州城门外，却吃了两广总督的闭门羹，理由是信封上没有标注“禀帖”字样，以示“谦卑地请愿”之诚意；25年后，已沦为亡国奴的咸丰皇帝颐指气使，要求美国特使华若翰像附庸国的进贡者一般向他行三叩九拜的大礼，惹得一直以温文尔雅为荣的美国人也气急败坏起来：“我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
一个“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倨傲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反感，这甚至成了西方学者用来解释鸦片战争何以爆发的借口，在丁韪良的诡辩里，英国人大动干戈并非保护鸦片走私贸易，而是出离愤怒下，为了使傲慢中国（清王朝）俯首称臣，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在另外一个外国人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清政府的自大昭然若揭：“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胜于雷霆；光天之下，谁敢不服！”中国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傲慢，甚至到触犯众怒的程度，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段长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在丁韪良看来，“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怎会不拥有伟大和繁荣的未来呢？与其说，他在“帝国的全貌”里展陈的是一个国土疆域和人文风情的地理中国，毋宁说，他向西方人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浩浩荡荡的历史图景，以及这副图景里隐含着的中国人的大国意志和天子雄心。客观的说，就像房龙勾描世界地理版图的众多作品一样，这部分的文字充分表达了丁韪良对于中国的友善和热爱，尽管北京的景色粗野又光彩照人，生活便利条件甚至还不如西方的一个乡村，但是，他仍然觉得“这里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我的家，我很可能会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朝圣之旅。”另外，在陈述中国的朝代更迭时，他善于用西方历史和神话故事中的实例来进行对比和比喻，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加深西方读者对相对于他们来说略显古老而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也可以看出丁韪良的的确确是个“中国通”，在促进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里，他发挥的作用不可轻视低估。
在众多来到中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传教士中，丁韪良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一个。1863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一事就同时招致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反对。法国公使公然叫嚣：那个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秘密的人是谁？应该绞死他！中国人则以为：这个夷人想当大清的官儿！因此，他一方面被授予中西文化传播者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被舆论评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百家讲坛”《说水浒》的学者鲍鹏批评当今许多用崇拜和留恋的态度，对乾隆、朱元璋们歌功颂德的电视剧是“历史观倒退”的表现。对待一段历史，以及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美国人，尤其需要客观清醒地为其定位定性。公允地说，尽管他在中国的62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表现出对于古老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然而，不是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从血液到灵魂已然就是彻彻底底的华夏儿女了。表面的中国化仍然无法遮掩他身上西方人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于中国之爱的力量和纯粹性也必将深受事实的考量。
1815年，最早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随后在中国领土上又先后出现了《东西洋考》等中文刊物，这些阐发基督教义和宣传西方先进文化的小册子无疑是对愚昧中国人民的一种思想启蒙，然而，是不是像丁韪良形容的“难以估量的好处”却是有待商榷的。在《中国觉醒》中他多次提及传教士的作用，似乎有为这个群体唱赞歌，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比如，在提到自己的同行倪维思在山东烟台种植了一个果园，就兀自地认为这果园在中国人眼里正是福音书所预示要造福于人类的一个显著的象征；由于洪秀全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丁韪良便认定他们是同道中人，在试图接触太平军未果的情况下还用笔为他们进行辩护。在丁韪良的潜意识里，西方人信奉的耶和华也应当是，且必须是中国人的救世主，这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思想。
一百年前丁韪良的一句“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直到今天仍然在鼓舞着奋发图强的中国人；徐中约先生2001年撰写《中国近代史》时评述中国的觉醒是“一个古老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到共和革命，再到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风潮，一代代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忘却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复兴中华的强国富民梦！可是，凝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那是被列强的利枪钢炮撕裂的乱世，由于阶级身份的圈囿带来视野和态度的局限，丁韪良期待的《中国觉醒》，只是归结于少数几个君主和官宦如慈禧、光绪、张之洞自上而下的个体觉醒，而非整个中华民族全体国民自下而上的集体觉醒，也没有带来整个社会深层次的聚合和裂变，注定只是一出苍白无力的残世挽歌。
刊发于《华商报》2010年1月16日
一个经营煤炭店铺的老板让他的妻子搬到住在乡下的姨妈家里，以便照顾这位亲戚的起居生活。但是，这位姨妈并不满意这位外甥媳妇的笨手笨脚，并声称她无法养活自己。煤炭老板自觉有愧、不孝，于是把这位可怜的媳妇带到了偏僻之地，并杀死了她。安然无事地回到店铺之后，这位野蛮的煤炭老板托话给乡下的姨妈，如果有人来抓他归案，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后来也并没有人来抓他，而女人的尸体被掩埋，此事也并不了了之。
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的中国。而这个故事的记录者就是被称为“19世纪的利玛窦”的丁韪良先生。丁韪良先生声称，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这是丁韪良为了控诉中国的“家庭奴隶制度”和对于妇女的不公，而举出的一个见闻。在以道德理想主义著称的中国，其实这类事件并不鲜见。但是，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并矢志带给中国人基督福音的丁韪良，即使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依然惊讶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他把这些“奇闻”以报纸新闻、游记、历史随笔、人物评论和见闻录等形式一起放在了他所写的三本关于中国的书籍里，这就是《中国觉醒》、《汉学菁华》和《花甲记忆》。
其实当丁韪良先生睁大了眼睛，并吐出舌头，目瞪口呆的时候，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情绪和表情。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于厚重的历史不堪重负，但是对于就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却陌生如外星球。在中国人的历史课本里有太多的政治阴谋、治国教诲和道德训诫，但偏偏对于日常的生活视而不见。以至我们不得不从暴露官宦私人生活的日记里，描述腐败和淫逸生活的小说中，搜索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表情。当然还包括那些目瞪口呆之后，以夸张和想象描述中国生活，试图勾起外国人强烈好奇心的西方传教士的见闻录，即使最善于遗忘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利玛窦把中国描述为“遍地黄金”。
对于丁韪良，人们存有争议，估计和人们对于他所说所写时候的惊讶的惊讶有关——这些传教士惊讶于中国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夸张的表情。我们很容易就能从这些见闻录中，发现那个时代即使最有见地的作家也难以摆脱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幼稚可笑的历史进化论，这是他们记录中国生活点滴的基础。
丁韪良先生把英国处心积虑的鸦片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苦难说成是中国人“傲慢”的结果，这个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历史眼光的判断令人啼笑皆非；他对于列强对中国人的欺凌和领土瓜分的无知和漠然态度令人愕然；而他对于发生在中国国土上“日俄战争”的评论，更是令有良知的民族汗颜，“以一个不带偏见的观测员角度来看，日本人无保留地振兴满洲里的做法可以是一个利害关系的中立国（中国）从中获得极其巨大的利益”。
我们很难期望一个外国传教士，即使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并客死于中国，能为国人的民族主义张目。我只能这么肯定丁韪良的价值：他带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博爱观念（如果不是偏见的话）对于处于苦难的中国人投了一眼同情的目光。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为国人在教育、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具体到这本《中国觉醒》的书籍，如果着眼于作者价值立场的肯定，只会引来没完没了的模糊和争论。抛开追求永恒性质的价值，这本书的历史参考价值难以忽视。正如开头所述，通过这些长居于中国的好奇的传教士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历史细节的描述。使得我们对于那些用来抽象地描述中国人的词语，比如道德理想主义、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义和团起义等，具备了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式的性质，为历史的细节提供了个人经验式的人类学描述。比如除了本文开篇所述的例子外，丁韪良还照相般的描述了慈禧太后的长相，“她的脸部特征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活泼而赏心悦目；她的脸色并非黄色，而是橄榄色，而且她隐藏在浓眉后面的两个黑色眼球炯炯有神，随时会放射出善意的微笑和灼人的寒光”。而他个人和张之洞先生的交往，也使得我们得以深入地了解张先生为了国人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甚至准备为国人筹建“有待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等等。还有像蒲安臣（A•Burlinggame）在一次玩笑中，并成为中国首位负责外交事物的“钦差大臣”的故事也颇耐人寻味。
当然，也并不能否认本书在除了提供大量的历史细节之外的优点，比如丁韪良先生对于中国军队的判断就充满了真知灼见。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在那个时代就敏锐地觉察出，中国人的军队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而统一的民族观念是非常淡薄的，“中国军队中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错误情绪是乡土观念，这使得入侵者能够轻易地雇佣一个省的军队征服另一个省的士兵”。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乡土观念使得曾国藩的“湘勇”能够战胜已成燎原之势的太平军，也正是这种浓重的乡土观念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起到了推波助燃的作用。
这本书被作者分为了三个部分，即地理概况，历史概况，以及中国的变革。这是作者为了向陌生于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当下变革历史的手段。此类叙述和很多传教士以及汉学研究著作一样，只是作者这次的目的在于普及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和地理文化知识，并没有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以研究的目的弄了一个“社会学基础”，以为作者阐述中国从愚昧无知走向基督教化的“光明”前程而做的铺垫。《中国觉醒》的前两个部分以作者的浅陋的历史知识和地理游记组成，在任何一本普通的中学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都有，甚至还更少偏见。
我从来不怀疑，新闻式的写作是“现在历史”的记录，但也是最幼稚的历史表达。历史总是在变化中使得那些着眼于当下的判断显得滑稽可笑。但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性的判断和态度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历史的最真切的看法。我想抛开萦绕在丁韪良身上混乱而沉重的价值立场的争论而言，丁韪良以及他的《中国觉醒》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类学”材料。
审核审核，总是在审核之中。。。
楼主说得挺好！加一分。
首先，跟帖评论的这一句话似乎在1880年以前并不存在：“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蛮荒的印象”。
其次，看了这么好多些评论，竟然没有人把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看待一个问题，或者经济联系情况，甚至都没有考虑社会、人文、历史、民族、宗教、人种…………。这些看书的人难道真的天真到以为单凭教育、经济、科技等等中的其中一个就能为历史进程下判断了？
这让我想起了现时那些鼓吹中国自由化、或者鼓吹绝对公平的人，那些以为什么都私有化、小政府大社会，或者什么都共产掉、把腐败完全杜绝的人，真的是又傻又天真。
“我们是否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呵呵，不知道丁韪良的末世论观点如何。
那个时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超过80%都是间谍，剩下的20%也许不是，但更多的可能是被那80%利用了。
从传教目的上来说，他们都是失败者。这话值得商榷。传教士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收获了很多信众。今天基督教在中国遍地开花就是明证。家祖父从三十年代信教，历经运动而不悔，基督教之精神对于信仰缺失的中国社会来说不无裨益。
从传教的目的上讲，丁确实不够成功。。。如果传福音也可以搞“量化”评估，他的“得分”恐怕要远低于戴德生、柏格理等人。对于今天遍地开花的局面，后者的贡献还是更主要吧。
听着lz的口气，甚大。
请楼主一定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不要戴着历史眼镜来读。
丁韪良诸人要重新审视，他们绝不是屠夫！要用一颗世界大同的心来读丁的文章。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摆脱草芥的命运？
买了书来看，还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