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自傳 （下）
風雲時代
愛新覺羅．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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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儀獲特赦後，極不願人家再稱呼他是過去的中國末代皇帝或從前的宣統皇帝。 他說：「過去的溥儀已經死了。」 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作序 獲九項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末代皇帝」原著 最為全世界熟知的一位中國皇帝 「我坐了汽車，腦子裏只顧想我的紫禁城，想我當年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城的情形，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慾望燃燒著，全然沒有注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被恐怖與一種仇恨弄得沉點的市民們，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過了不多時間，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這就是我的『執政府』。」 －－溥儀《我的前半生》
愛新覺羅?溥儀 （1906-1967）出生於北京醇王府。三歲被立為嗣皇帝，為清朝第十代皇帝，年號宣統。繼位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溥儀退位，結束了中國四千餘年的帝制之局。溥儀一生有過五個女人，皇后婉容、淑妃文繡、祥貴人譚玉齡、福貴人李玉琴、李淑賢。一九三一年，文繡提出離婚要求，溥儀回憶起這段往事說道：「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婦間的不正常的生活。這與其說是感情上的問題，倒不如說是由於張園生活上的空虛。其實即使我只有一個妻子，這個妻子也不會覺得有什麼意思。因為我的興趣除了復辟，還是復辟。老實說，我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在別人是平等的夫婦，在我，夫婦關係就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儀的「前半生」，可說是現代中國革命過程的反映；他的「後半生」，只是日暮崦嵫的餘年。有個筆名「秦雲」的軍統人員，以約四萬字的篇幅，記述溥儀自「特赦」，以迄死於「文化大革命」的七年日子，題名「溥儀的後半生」。 這篇文章純以旁觀者的立場來描寫，其價值並不比溥儀的自傳來得低；甚至有些地方還要超過。因為人苦於不自知，溥儀性格上的缺點，他自己不知道，或雖知而諱言；尤其是因為從小做皇帝而養成的特殊生活習慣，在他認為理所當然，更必須有個客觀的人指出來，才能活生生顯出他的全人格。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長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壘起的「天壇」上，我穿著龍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禮。然後，回來換了所謂大元帥正裝，舉行了「登極」典禮。這時執政府改稱為「宮內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開日本天皇的「皇宮」稱呼，稱為「帝宮」。其中的房屋後來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餘的只是修繕了一下，樓名依舊未變。登極典禮是在勤民樓舉行的。 那天勤民樓的大廳裏舖著大紅地毯，在北牆跟用絲帷幕裝設成一個像神龕似的地方，中間放一特製的高背椅，上刻有作為徽號的蘭花，所謂「御紋章」。我立在椅前，兩旁站列著宮內府大臣寶熙、侍從武官長張海鵬、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衛處長工藤忠、侍衛官熙侖免（熙洽之子）和潤良（婉容之兄）等人，以「總理大臣」鄭孝胥為首的文武百官列隊向我行三鞠躬禮，我以半躬答之。接著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遞國書和祝賀。這些儀式完了，北京來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差不多全來了），以及前內務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禮。當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禮的。 關內各地遺老，如陳夔龍、葉爾愷、劉承幹、朱汝珍、蕭丙炎、章梫、黎湛枝、溫肅、汪兆鏞等等，都寄來祝賀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頭子常玉清，也寄來奏摺向我稱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宮雍仁代表天皇前來祝賀，贈我日本大勳位菊花大緩章，贈婉容寶冠章。 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權利一樣也未到手，而我已經昏昏然了。七月間，我父親帶著弟、妹們來長春看我。我對他的接待，足可以說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達長春的時候，我派出了宮內府以寶熙為首的官員和由佟濟煦率領的一隊護軍，到長春車站列隊迎接。我和婉容則在「帝宮」中和門外立候。婉容是宮裝打扮，我是身穿戎裝，胸前掛滿了勳章。我的勳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贈的；一套是「滿洲帝國」的；另一套則是我偷著派人到關內定制的「大清帝國」的。後一套當然不能當著關東軍的面使用，只能利用這個機會佩戴。 我父親的汽車來了，我立正等著他下了車，向他行了軍禮，婉客行了跪安。然後我陪他進了客廳，此時屋內沒有外人，我戎裝未脫，給他補請了跪安。 這天晚上，大擺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規矩，由我與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佈置，從我進入宴會廳時起，樂隊即開始奏樂。這是宮內府的樂隊，奏的什麼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沒有做出什麼規定，他們愛奏什麼就奏什麼，反正喇叭一吹起來，我就覺得夠味。 在宴會進行到喝香擯的時候，溥傑按我的佈置，起立舉杯高呼：「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的家族一起隨聲附和，連我父親也不例外。我聽了這個呼聲，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在板垣的宴會上，我的思想是紊亂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對自己的命運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憂愁。那天晚上，板垣召來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給每個赴宴者配上一名，侑酒取樂。他自己左擁右抱，把斯文正經丟得一乾二淨。他時而舉杯豪飲，時而縱聲大笑，毫不掩飾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還能矜持的時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臉上帶著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順利，達成宿願」，這時，我覺得似乎可以高興一點。到後來，隨著欽量的增加，他的臉色越來越發青，情形就不對了。有個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了我一句：「你是做買賣的幹活！」板垣聽見了，突然怪聲大笑起來。這時我又想，我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我這種憂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陳曾壽等人回到我身邊的時候。這些老頭子得到關東軍的准許，能回到我的身邊來，都是很高興的。這種高興與其說是由於君臣重聚，倒不如說是出於官爵財祿的熱衷。他們一面因我纖尊降貴屈為執政而表示悲憤，一面向我列舉歷史故事，說明創業的君王每每有暫寄籬下，以求憑借之必要。有了這些教導，加上商衍瀛拿來的「老祖降壇訓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漸穩定下來。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隨侍們給我準備香案，對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來，視民水火，莫由拯救，不勝付託，叢疚滋深。今以東三省民之擁戴，鄰邦之援助，情勢交迫，不得不出任維持之責。事屬創舉，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創業之君，若晉文之于秦穆，漢光武之於更始，蜀先主之於劉表、袁紹，明太祖之于韓林兒，當其經綸未展，不能不有所憑借，以圖大舉。茲本忍辱負重之心，為屈蠖求仲之計，降。心遷就，志切救民；兢兢業業，若履虎尾。敢訴愚誠，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靈，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關東軍第四課的導演下，沈陽的所謂「全滿洲會議」通過決議，宣告東北獨立，擁我出任「新國家執政」。上角利一和鄭孝胥告訴我，這個會議的「代表」們就要來旅順向我請願，須先準備一下答詞。答詞要準備兩個，第一個是表示拒絕，等「代表」們二次懇請，再拿出第二個來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張燕卿、謝介石等九人到達旅順。鄭孝胥先代我接見，拿出了第一個答詞： 予自經播越，退處民間，閉戶讀書，罕間外事。雖宗國之砧危，時軫於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講。平時憂患餘生，才微德鮮。今某某等前來，猥以藐藐之躬，當茲重任，五中驚震，倍切慚惶。事未更則閱歷之途淺，學未裕則經國之術疏，加以世變日新，多逾常軌，際遇艱屯，百倍疇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極，風俗之邪詖未知所屆。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一發千鈞之會，苟非通達中外，融貫古今，天生聖哲，殆難宏濟，斷非薄德所能勝任。所望另舉賢能，造福桑梓，勿以負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後由我接見。彼此說了一通全是事先別人已囑咐好的話，無非是一方「懇請」，一方「婉辭」。歷時不過二十分鐘，各自退場。三月五日，按關東軍第四課的計劃，「代表」人數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場「懇請」。這次「代表」們完成了任務。我的答詞最後是這樣的： 承以大義相責，豈敢以暇逸自寬，審度再三，重違群望。……勉竭愚昧，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如多隕越，敬避賢路。儻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過場」，我於次日和婉容以及鄭孝胥等人回到湯崗子。張景惠、趙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們在此過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長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時，火車到達長春站。車還未停，就聽見站臺上響起軍樂聲和人們的呼叫聲。我在張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幫人的簇擁下走上站臺，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隊列。在隊列裏，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動起來，心想我在營口碼頭上沒盼到的場面，今日到底盼來了。我在隊列前走著，熙洽忽然指著一隊夾在太陽旗之間的黃龍旗給我看，並且說：「這都是旗人，他們盼皇上盼了二十年。」聽了這話，我不禁熱淚盈眶，越發覺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車，腦子裏只顧想我的紫禁城，想我當年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城的情形，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燒著，全然沒有注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被恐怖與另一種仇恨弄得沈默的市民們，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過了不多時間，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這就是我的「執政府」。 這所房子從前是道尹衙門，在長春算不上是最寬敞的地方，而且破舊不堪，據說因為時間過於倉猝，只好暫時將就著。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間大廳裏，舉行了我的就職典禮。東北的日本「滿鐵」總裁內田康哉、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來了。參加典禮的「舊臣」除了鄭、羅、胡、陳等人外；還有前盛京副都統三多，做過紹興知府以殺害秋瑾出名的趙景祺，蒙古王公貴福和他的兒子淩升以及蒙古王公齊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還有舊奉系人物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張海鵬，在天津給我辦過離婚案件的律師林廷琛、林棨。曾給張宗昌做過參謀的金卓這時也跑來做了我的侍從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禮服，行的是鞠躬禮。在日本要人的旁觀下，眾「元勳」們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張景惠二人代表「滿洲民眾」獻上了用黃綾包裹著的「執政印」。鄭孝胥代念了「執政宣言」，其文曰： 人類必重道德，然有種族之見，則抑人揚己，而道德薄矣。人類必重仁愛，然有國際之爭，則報人利己，而仁愛薄矣。今立吾國，以道德仁愛為主，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王道樂土，當可見諸實事。凡我國人， 望其勉之。 典禮完畢，接見外賓時，內田康哉致了「祝詞」，羅振玉代讀我的「答詞」。然後到院子裏升旗、照相。最後舉行慶祝宴會。 當天下午，在「執政辦公室」裏，鄭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莊司令官已經推薦臣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他微弓著身子，禿頭發光，語音柔和，「這是特任狀和各部總長名單，請簽上禦名。」 這原是在旅順時日本人甘粕正彥早跟我說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筆，辦了就職後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辦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陳曾壽。這兩個老頭臉色都不好看，因為知道了特任官名單裏，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我對他們說：我要把他們放在身邊，讓胡嗣瑗當我的秘書處長，陳曾壽當秘書。胡嗣瑗歎著氣謝了恩，陳曾壽卻說他天津家裏有事，求我務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羅振玉來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職是一名「參議」，他是來辭這個不稱心的官職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卻說：「皇上屈就執政，按說君辱就該臣死，臣萬不能就參議之職。」後來他做了一任「監察院院長」，又跑回大連繼續賣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們不同了。長春車站上的龍旗和軍樂，就職典禮時的儀節、以及外賓接見時的頌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飄飄然。另方面，我已公開露了頭，上了台，退路是絕對沒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對我說，你不幹就請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遷就」到底。再說，如果對日本人應付得好，或許會支持我恢復皇帝尊號的。我現在既然是一國的元首，今後有了資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於我專往稱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僅不再覺著當「執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執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 在這樣自我安慰和充滿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這個「階梯」，順利地登上「寶座」，就成了我進一步思索的中心問題。我想了幾天之後，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結果告訴了陳曾壽和胡嗣瑗： 「我現在有三個誓願，告訴你們：第一，我要改掉過去的一切毛病，陳寶琛十多年前就說過我懶惰輕佻，我發誓從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將忍耐一切困苦，兢兢業業，發誓恢復祖業，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繼大清基業。此三願實現，我死亦瞑目。」 典禮後一個月左右，「執政府」遷到新修繕的前吉黑榷運局的房子。為表示決心，我親自為每所建築命名。我把居住樓命名為「緝熙」，系取自《詩經：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句。我更根據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以「勤民」命名我的辦公樓。我從此真的每天早早起來，進辦公室「辦公」，一直到天晚，才從「勤民樓」回到「緝熙樓」來。為了誓願，為了復辟，我一面聽從著關東軍的指揮，以求憑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職權使用起來。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首先是無公可辦，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我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