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史
2005-7
人民出版社
汪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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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高度抽象，是综览和理解人类社会种种现象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文化又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多元性、阶段性的一种历史现象，它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因而文化问题虽然是高度抽象的，但理解和研究文化则应当是具体的。在人类文化中，中国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具有自己的地域的、民族的特性；和整个人类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晚清文化，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从闭塞到走向世界的转折时期，即：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逐渐消亡，现代文化开始产生，民族文化在不断扬弃旧文化、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并且使中国文化渐渐地融人到世界潮流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人类文化的本质特性与时代性以及文化的中西古今各要素，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历史要有文化思考，文化需要历史描述。 晚清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以至整个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它的转型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规律；但晚清近代文化运动发生的空间（东方国家）、时间（19世纪中叶以后）和历史背景（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和控制）等都有其特殊性，因而晚清的近代文化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汪林茂，1949年生，浙江省开化县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绪论 文化、文化史、晚清文化史第一章 世界的发现与近代文化的萌发 一、一统“天下”的裂变 二、走出“天下” 三、世界的发现 四、“经世致用”原则下的“现夷”活动第二章 “力”、“富”、“学”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初兴 一、“采西学”以“自强”与“中本西末” 二、“力”的发现与追求 三、“富”的发现与伦理观念的变迁 四、“学”的发现和新知识的传播 五、社会文化的新气象第三章 “民”、“智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发展” 一、“兴西学”潮流下的“中西会通” 二、“民”的发现和“民权”的张扬 三、“智”的发现和近代知识体系的现出 四、“开民智”口号下的文化启蒙运动 五、新文化的架构第四章 建设民族新文化 一、近代文化方向的确立和“中西会通”的深化 二、民族主义——祖国主义——国民主义 三、启蒙的深化与意义世界的更新 四、近代政治文化凯歌行进 五、民族新学术的初建 六、文化世俗化与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初建附 参考书目
书摘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过程的最初阶段，承担文化传承历史任务的，一方多为传教士，一方多为有志于从事“经世”实学的“畴人”。作为传教士来说，他们中的确有不少是热心于向中国人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人；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热心的恐怕是传播上帝的“福音”。而且，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科学知识远远算不上高深，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在自己的国家中大约只能算是平庸者。而当时中国参加译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很多是已取得出色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在数学领域，管嗣复在医学领域、张福僖在天文学领域等，都已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是中国“畴人”中的优秀者。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看似不平等，但在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大大低于西方的情况下，在中国的自然科学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起点上，也只有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才能保证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向中国流播。 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的最初阶段，所传播的“格致之理”的内容比较粗浅，但门类颇为齐全。如： 数学方面，1858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刊行，它使得这部被称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世界名著有了完整的译本。而且它使中国人从中得到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的教导；第二年，李、伟合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刊行，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全新的西方近代代数和微积分学知识，而且李善兰在书中创译的一整套代数和微积分的名词、术语、符号，其中如代数、微积分、函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无穷、极限、抛物线、双曲线等几百个数学名词一直被沿用至今。为中国近代数学的起步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也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 物理学方面，有1858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并出版的《重学浅说》，次年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并出版的《重学》，1853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的《光论》出版。其中《光论》是第一次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近代几何光学的内容；《重学浅说》和《重学》，则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其中《重学》的影响尤其大，它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著名的“奈端动理”三例(即牛顿运动定律)。这些著作引导中国人更真切地了解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使中国人对物质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天文学方面，有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1858年刊行的《西国天学源流》，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发展史；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1859年刊行的《谈天》尤为著名，它通过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向中国人传播了新宇宙观。 植物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李善兰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年刊行。本书首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近代植物学知识，确定了许多学科专用名词，从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所展现的植物世界，开阔了中国人观察和探索客观世界的视野。 医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广东南海人陈修堂、英国医生合信合作编译的《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州刊印。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国人介绍了人体解剖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生理学理论，不仅有助于西医在中国建立，也有助于中国人科学地认识人类自身，摆脱蒙昧与迷信。 据统计，从1843年一1860年间，在上海、香港、广州、宁波、厦门、福州6个城市出版的，由中国学者与外国传教士合作、或完全由传教士编译的自然科学书籍约有105种。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看，这是先进中国人从西方引进的第一批近代文化的种子，数十年或百余年后的文化参天大树和丰硕果实，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文化的知识层次说，中国人从这些书中首次得到较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的启蒙，并且从这里得以看到较真实的大自宇宙天体、小至生物细胞的整个客观世界；从文化的观念层次说，诸如《几何原本》等书中所体现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光论》、《重学》、《谈天》、《植物学》等书对客观世界各种大大小小的物质基本构造和运动规律的揭示和描述，对传统的以“天”、“神”、“理”、“心”为最高主宰的观念是根本上的撼动。所以，鸦片战争后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人开始走出蒙昧，看到了中与西，即文化的落后与先进的差距之所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P.86-89
本书是一部关于晚清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晚清社会近代文化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在晚清产生特别影响的思想家等课题，从新的视角进行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晚清史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本书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立意深刻，行文流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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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品，质量很好
书很不错，专业价值高！
这本书对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近代文化史学者值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