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国家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发展透视

2008-10  

人民出版社  

封丽霞  

456  

358000  

本书强调的是，在任何一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背后，肯定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社会内部的原因，会受到各种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模式以及党政关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传统、内在矛盾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等诸多历史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本书的研究重心虽然是当代中国执政党与立法、行政、司法的关系，但是在描述和分析现状之前，大量运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来阐述和说明这些关系的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脉络、环节以及当时的历史情景，以便帮助读者历史性、动态性地认识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的中国法治发展。本书在各编的第二章，即“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的生成与演变”、“中国政党与司法关系之回顾与反思”等章，主要就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与立法、行政、司法关系形成的诸多历史环境、时代背景进行详细地回溯与考察。

封丽霞，江西南昌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法学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哲学一法信息学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曾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主要研究领域有法理学、立法学、西方法哲学、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导论：现代法治视域中的政党与国家关系第一编　政党与立法　第一章　西方执政党理念及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展开　　一、议会、政党与立法关系的一般性阐释　　二、西方“执政党”理念的区别及其对立法模式的影响　 （一）熔权制——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党与立法模式 　 （二）分权制一美国的政党与立法模式 　（三）混合制——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党与立法模式　　三、西方政党参与立法过程的组织、形式与方法　 （一）政党作用于议会立法的主要方式 　（二）政党在立法程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一、革命党对党与人民民主政权关系的探索（1921-1949） 　　　（一）根据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二）革命党对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　　二、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实践 　（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　 （二）1956年之后：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畸形发展（1956-1978）　 （三）传统执政方式下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特点　　三、1978年之后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一）20多年来关于党的执政方式的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建与发展 　 （三）建国以来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　　四、现代执政党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一）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从“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党”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 　 （二）现代执政理念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 　 （三）依法执政条件下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第三章　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定位　　一、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执政党在人大中的地位及其确定方式 　　（二）执政党在人大中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　　 （三）执政党在人大立法程序中的作用 　　（四）执政党与人大关系的特点　　二、西方政党与议会立法关系的特点与启示　……第二编　政党与行政　第四章　西方国家政府动作过程中的执政党与政府关系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的生成与演变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的基本状况与实证分析第三编　政党与司法　第七章　政党与司法：关联与距离　第八章　中国政党与司法关系之间顾与反思　第九章　当代中国政法治理方式的变迁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西方执政党理念及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展开一、议会、政党与立法关系的一般性阐释政党对于公共权力的控制首先是通过其对立法机关——议会的控制开始的，议会亦是政党控制社会和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根本途径。一般而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场所，政党则是议会立法的核心。甚至有种说法认为“议会是政党之母”，即近代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兴起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的原因——“南于选举权的扩大，议会中持相同政见的集团或派别，为了保证本集团或本派在竞选中胜利，便建立起全国性的政党”。在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除了议会之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武装力量等均应实现形式上的“非党化”，即不允许政党在其中开展政治活动，不允许公共权力的运作带有过于浓厚的政党色彩。在一些国家，政党领袖在被当选为国家最高公职之后必须辞去党内职务，甚至要求退出其原属政党，以表示超越党派而保持中立。美国总统当选之后，便自称为“全民的总统”。作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他就不再是政党的最高领袖，其言行就要向全体选民负责，政党色彩也就趋于淡化。总统的职责要求他跨越党派界限以寻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即“总统的政治领导作用从直接控制其政党转向间接取悦于公众”。许多国家的法律还作出明文规定，法官一旦上任之后也不再允许其以某政党党员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

费正清曾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言下之意，在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及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应恪守一个基本原则，即“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本身”，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历史发展的渊源和现实状况等具体语境出发进行思考。本书的研究即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和路径。本书关于政党与立法、政党与行政、政党与司法三个方面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某种主观设计之产物，而是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对其的分析和解读，也不可能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和使用纯属西方的术语来进行。因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西方国家的党政关系当做是一种思考的背景，而并没有把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政关系”或“党法关系”当做是具有普适意义的范式或模式，也并不是把什么西方的东西当做衡量中国问题的尺度。本书亦非从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出发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党政关系模式，而是从“实然”的研究视角，从现代法治的要求来阐述和评价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具体细节。

《政党、国家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发展透视》亦非从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出发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党政关系模式，而是从“实然”的研究视角，从现代法治的要求来阐述和评价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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