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200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柏杨
209
无
感谢香港《明报月刊》，感谢潘耀明总编辑，感谢各位朋友，为我的新书——《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举行发布会！ 回溯到1999年，潘总编辑忽然向我邀稿，使我大为惊喜。多年以来，为了筹建绿岛人权纪念碑，超过我体力和能力的负荷，而得了晕眩病，一天二十四小时，晕眩不断，直到今天，这个病仍然缠身，已经很久没有写稿了！而社会大众也好像以为我的社会工作，比我身为一个写作人更为重要，所以，潘总编辑的征召，使我特别兴奋。《明报月刊》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人文关怀，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使我感到是一份荣耀。而且，想当初我大量写作的时候，一直都陷在“伏案执笔”苦境，而现在写作已用不着伏案，更用不着执笔，只要有一张嘴巴，有一部计算机，有一位能干的助理小姐就够了，这是作家的天堂时代，我搭上了头班车。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不知道怎么会活得这么老！我的性格和受到的诅咒，如果不早死战场，也一定会早死刑场。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看尽了太多的荒谬和丑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觉得我应该全部回馈给年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而《明报月刊》适时地赐给我机会。 长期的灾难，提高了我心灵层次；难得的幸运，使我产生无穷感恩。现在每当看到年轻孩子，我就十分担心，担心他们目前拥有这幅欢乐的画面，会不会只是眼前的一种假象？我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说。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写了将近三年，直到上个月，《明报月刊》通知我要出版一个集子了，并且邀我来香港为读者先生签名，这可是又一次大为惊喜。 我从遥远的台北，带来一份礼物——一套“人权结婚证书”，回赠给《明报月刊》，一则表示我的感谢，一则也借此报告，在台湾这些年来，我和朋友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些什么。简要地说，我们是在推动一项中华文化的巨大改革，并促进它提升，那就是推广人权家庭的建立和普及。为使每个家庭都成为“有充分尊重，有充分包容”的家庭，我们设计了这套结婚证书，要求新郎新娘坚持八项誓言，这八项是： 一、从结婚那天开始，新郎新娘不仅是夫妇，也是朋友。 二、无论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孩子，绝不使用肢体语言和暴力语言。 三、夫妻的收入，完全等值，不是谁养谁，而是两个人共同养这个家。 四、夫妻绝不把孩子当做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或炫耀的工具。 五、新郎新娘誓言用事实和行动，维持一夫一妻制度。 六、夫妻一定要保持适度的度假，绝不无尽期地工作、工作、工作……而不稍作休息。 七、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 八、新郎新娘从结婚那天开始，就要为自己、为配偶、为孩子，尽量购买适当的基金或必要的保险。并且培养专业之外的其他艺术兴趣，使生命更为充实。 八项盟誓和婚前的一项讲习，是文明人类最基础的教养——尊重、包容，都包括在八项之中。“人权结婚证书”不仅可供夫妻间互相检查之用，还可供孩子们鉴定父母履行的程度。孩子们在这样家庭中，必然谦和有礼，充满自信，他们会是一种和其他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不一样的新品种的孩子，使整个中华民族都会改变。每想到这里，我就喜不自胜，渴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正赞助。 谢谢各位读者先生！谢谢各位读者先生！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的两部著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近十年来的最新作品。在这些文章里，柏杨先生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最新成果。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
柏杨，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
我们在改变世界（代序） 请再听我说（再序）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缺少“尊重”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吵律 暴力与说谎 不学礼，无以立 猜忌，使我们鬼祟 权力痴呆症候群 狮子与绵羊 隋唐宫廷 滚水灌蚂蚁窝 婷之问 历史的教训是：人类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民主是所有中国人奋斗的重要目标 文学、历史与人生 血浓于水，情浓于血 筹建绿岛垂泪碑 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 口供主义罪疑唯重 病人有权知道吃的是什么药 我们需要中文处方 我赞成安乐死 与父母同归于尽 妈妈，请牵我的小手 眼前欢 人性的骤变 突围 总裁狮子心 公务员DNA 十字架上的校长 曼德拉 为几块钱请命 报复与宽恕 比一比，美国大选 大雨下的一群黑猩猩 邓小平的四论 封建暴力，遇机则发 连向日葵都迷失方向 驴碑法则 论述不可以用嘴脸代替 民主麻疹 枪声三响撼金山 人，需要别人帮助 盛装返台 蚤、虱子化成人类 泪比血都多 一个最值得问的问题 用选票治天下 脏话的魔咒 脏 尊严价更高 可喜双桨 天真是一种动力 喜遇良师益友 新的指导与获益 附录 柏杨：历史峡谷中的“渡客”精神 潘耀明 经过长夜痛哭的人 欧银钏 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 唐德刚 替柏杨小说翻案 黎活仁 柏杨：非贵族的知识分子 德·周裕耕 不同的切入 相同的柏杨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使人震惊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美“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最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十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三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四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 即令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践，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 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 缺少“尊重” 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有窝里斗的能力），只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红楼梦》中，王熙凤责罚丫环，丫环跪在地上，一语一叩头，王熙凤喝令打嘴，丫环浑身发抖，抬起头来等候，王熙凤又喝令、丫环：“你自己打！”那个因贫穷卖身的可怜女孩，开始用左右手分别打自己的双颊，一面痛苦地哀嚎，一面用力地抽打，眼泪和打出来的血同时流下。 大分裂时代中，一个王爷，喜欢吃血痂，王府之内的几百位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轮流接受鞭刑，等到伤口结痂，王爷就掀下血痂下酒。另一桩有名的“儿口承唾”，苻坚大帝的孙子，逃亡到江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咳嗽，旁边侍候他的书童，就会跪下，张开大口，那位王孙就将浓痰吐到书童的口中。 这还是小儿科的做法，在北齐帝国统治者的人渣家族中，一位王爷，高楼上拉大便，下面的仆人就得张开大嘴承接。长江南岸的王爷更凶，当他铸剑完成后，总是用别人的脖子做试验，如果一剑下去，人头落地，就证明那是一把好剑；如果不能一剑人头落地，而仅受重伤，它就作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 时到二十世纪，凌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心理状态，永恒不变，经常是“主子”们比上述的王爷更凶。而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陕西省的一位“主子”——小学教师，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黥刑，在脸上刺青。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 传统社会，婆婆对媳妇有无上权威。虽然她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对别人的女儿，却百般地凌虐。媳妇心中充满了痛苦、怨恨，但无力反抗，唯一的盼望是该恶婆婆早日死掉。有一天，恶婆婆死掉，媳妇欢天喜地地坐上婆婆的位置。我们一定认为：这位受尽恶婆婆虐待的媳妇，绝不会再虐待自己的媳妇，可是，恰恰相反，这个受苦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成为“主子”后，立刻也就成为恶婆婆，变本加厉地虐待新任的媳妇。 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 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最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保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爆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在台湾“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 我想这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美国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动用立法，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包管不会有人听得懂。 吵律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安静的、有沉思能力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吵律”，古语也，用现代话，应该说是“口腔噪音惩罚条例”。不过，这项条例通过之前，必须先完成配套措施，那就是科学家的事了：要先发明一种“口腔噪音测量器”，约一枚银元大小，发给全体公民挂到脖子上，它会在口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时，发出警报，警察就可以上前捉住，依“律”处罚。至于分贝指标，由“卫生署”或“环保署”详细制定，输入晶片。 “吵律”草案如下： 第一条：大庭广众场所，如电影院、剧场、咖啡厅、茶室，有人大呼小叫，或大喊某人的名字，或猛传某种信息：“张部长教我告诉你……”总之，以引起大家注意为目的者，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三大板至十大板。 第二条：火车、汽车、捷运车上，手拿“大哥大”，高谈阔论，讲的全是一些屁事。超过法定音量者，打三大板至二十大板。 第三条：朋友小聚，谈天说地，本来欢乐无穷，却有人独霸市场，阻塞别人发言，只有他前仆后继，说个没完，听者大败，欲揍之而不敢，欲逃之而不能，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五大板至五十大板。 第四条：猜拳行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改革，无论家宴或店宴，两个粗汉攘臂奋拳，目如铜铃，呼喊叫嚣“六六大顺”、“八仙过海”，声震屋瓦，迫使邻居邻桌，无可奈何，只好含辱负重，暗自垂泪者，打十三大板。 第五条：台上主席苦讲，台下人声喧哗，有的跟邻座交头接耳，有的向后座转身招呼，有的隔山打虎，和六七排之外嘘寒问暖，好像十八世纪的菜市场，依其分贝高低，打八大板至八十大板。 第六条：庄严的结婚典礼，小孩哭，大人叫，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弄不清是鲁宴，还是蜂窝，新郎、新娘是什么模样，证婚人、主婚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关心，宾客既不是来祝福，也不是来祝贺，只不过来参加综艺节目，好不过瘾。应依其音量超过分贝之程度，每人打五大板至五十五大板。 第七条：亲人逝世，锥心伤痛，丧事礼堂，一片悲戚。偏偏有些混世之棍，没有一点哀戚悼念之情，甚至有人还大喜过望地惊叫：“哎呀！张公，好久不见，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有些丧家，购买一卷现成的哭带，届时开播，分贝之高，连吉隆坡都听得见。自应严惩，以分贝高低，打二十大板至八十大板，最好打得皮破血流。 第八条：两人相对说“悄悄话”，应以对方听得见为度，而竟然高到身旁行人都听得见，即令“探测器”没有反应，只要身边的人向警方检举，举出“悄悄话”内容，与实际相符者，打五大板。这份草案，真是名副其实的草案，际此人权日益提升之日，打屁股似乎不被国人接受，那么，改为鞭打也行，文明国度中的英国，直到今天，仍有鞭刑。如果仍窒碍难行，那么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为罚款，须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豪，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库，能受得了无穷尽“自乘”式的罚款，一旦罚到他痛不欲生，他就非变做一个文明人不可。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必须成为一个安静的、沉思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
二十三年后，柏杨以《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给出了医治“丑陋”的答案。二十三年前，柏杨鼓起勇气喊出“丑陋的中国人”，而被指责为“只有说教，没有药方。”二十三年后，柏杨以《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给出了医治“丑陋”的答案。 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无
看目录还可以
还不错的。。。。。。。。。。
非常喜欢滴
对我而言需要慢慢看的
书看起来还不错，没看呢
好。。。。。。。。。。。。好好好
看柏杨的杂文，因为他也是一个史学家，当一个人将资治通鉴吸收、消化再重新以自己的角度写出来，那是怎样沉淀和历练。
历史在胸中，对中国文化的看透和看穿，柏杨让我这个懒惰的人能站在老人家的肩膀上看文化看社会看历史。
老人家的最后一本杂文，我不会要求太高，就像我不会要求我妈妈70多岁的时候还能百米冲刺跑一样。
这本书内容大部分是访谈对话，特别有价值的观点大部分是在重复过去。倒是附录里对老人家的评论让我对老人家有了更好的理解。
了解作者，才能客观的看待其作品，哪些是精髓，哪些是偏见。
无论如何，向老人家致敬
花了几天时间拜读了柏杨先生的 我们要活的有尊严 。
其实这不算是著作，只是自己发表的小评论小文章的合集。一针见血，直刺背骨。读罢，却也只能当做谈资，来显示自己的独树一帜。
作者对很多事情看得太过清醒，太过露骨。其实，清醒的人不少。大致分那么几类。
清醒而不言：对事情看得很透彻，但却什么都不说，装傻充愣过日子。这种人又分两种：要么软弱无能深感无奈选择逃避，只能深夜或小圈子里发泄一番，来自我安慰；要么历经沧桑，认识到小我无法改变大我，也无需改变大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便是最大的价值。
清醒而怒：这种人又分真清醒和假清醒。真清醒多半是有些学识，能够有机会了解到一些事情的，又或是智商很高或极爱思考的。他们怒又分文雅的笔下之怒和暴力的抗争之怒。笔下之怒多半会遭到官方隐形的封杀，如韩寒。暴力的抗争之怒多半因其行事极端，正好给人以口实直接做掉，被做掉了短期内还不会遭到同情，反而被认为最有应得。 假清醒多半是看点书读点博客轻信点资料就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然后好似自己蒙受了莫大的耻辱般，恨不得想全世界宣布自己受委屈啦，来求得安慰，找到共鸣。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我看的时候觉得柏杨先生其实活的境界很高。他是真的经历了很多，揭露了一些，被关了很久。被关的时候，依然没有停止揭露。而且，更令我敬佩的是，他不仅揭露批判的政治国家社会层面，更是大胆的批判日常生活，尤其总是批判自己的妻子，自己的朋友活的多么多么虚伪，多么多么违心。当然，要是只这样，恐怕也没有人愿意和柏杨先生交朋友啦。柏杨先生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自嘲，他总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比如爱看隔壁美丽知性的太太啦，比如朋友来借钱时自己阴暗的不想借得小花花肠子啦什么的。可是，正是这些自嘲反而让柏杨先生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变得真实和让人乐于接受，更会觉得这个糟老头子还是挺可爱的。
因为他不是上帝站在虚伪的道德层面来妄自定夺。而是站在凡人的角度来审视批判所有，包括自己。
不敢妄言说思考过如何使中国繁荣富强。
不敢夸张的说看了多少史书多少沧桑。
我切切实实地想过的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自由民主。
跟一个朋友说起过，归根结底还是国情问题。
国情不变，愤青再多，情势再变，革命云涌。
都不能真正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真正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唯有我们自己。
偶尔在姐姐家看到这本书。
序言就深深打动了我。柏杨老先生用一生的智慧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一、从结婚那天开始，新郎新娘不仅是夫妇，也是朋友。二、无论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孩子，绝不使用肢体语言和暴力语言。三、夫妻的收入，完全等值，不是谁养谁，而是两个人共同养这个家。四、夫妻绝不把孩子当做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或炫耀的工具。五、新郎新娘誓言用事实和行动，维持一夫一妻制度。六、夫妻一定要保持适度的度假，绝不无尽期地工作、工作、工作……而不稍作休息。七、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八、新郎新娘从结婚那天开始，就要为自己、为配偶、为孩子，尽量购买适当的基金或必要的保险。并且培养专业之外的其他艺术兴趣，使生命更为充实。
正是如此，从夫妻开始，从孩子开始，从自己开始。
才是走向现代化民主的关键。
而不是穆巴拉克。
在网上买的，拿到手后看到在编者前言里写着“考虑到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在收录原作品时，对个别的词句进行了一定的增删”。
买这本书是想读柏杨原文的，你给改写拜托封面上署上你的大名，注明和柏杨合著，我们也不至于上当。
评价是给这本增删版的，不是给原著的，原著看不到，增删本不看。
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丑陋的中国人》，很是激动了一番，后来的很长时间喜欢读李敖的东西多一点，喜欢随着李敖激动，也喜欢李敖的那股狂劲儿。慢慢的大了以后，倒是喜欢坐下来读柏杨的历史。很久没有读过柏杨的杂文了，那些送他十年牢狱的杂文。最近在图书馆找书，碰巧看到这本《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让我一下子想起柏杨先生谈到的酱缸文化，于是借来一读。
我曾经有一阵子喜欢读英国文学，尤其喜欢英国文学里的很多中下层女人的形象，他们出身卑微但是善良正直，心灵敏感坚强，我很欣赏那种做派，这做派应该谓之 ——尊严感吧。英国人喜欢装腔作势假装淑女绅士是出了名的，但在他们身上的确有着强烈的尊严感，下层见了上层，绅士见到淑女，都保持稳妥而高雅的礼节，没有那种卑颜屈膝的奴才相。还读过一本书叫做《上海的金枝玉叶》，很多年前了，讲上海的大家闺秀，经历文革，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保留文雅洁净的生活做派，这也是一种尊严感在做崇吧。我内心深处很是佩服和崇敬这些尊严感强的人，因为人真的要活得有尊严，其实很难的。
这本书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没有尊严，也不懂得尊重别人，是我们酱缸文化一手培养出来的。“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传承 ”。让我想起那个三菱跑车撞人事件，其实你年纪轻轻有一辆高级跑车并不是错误，你家道富裕，这是上帝的恩赐，然而并不代表你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别人的生命。你飚车撞人，是一则交通肇事事件，自由法律来裁决，也无可厚非。这件事情最最可怕的是肇事者和肇事者同僚们的态度，那种对生命的蔑视，认为钱可以摆布一切的态度，才真是让人寒心。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在一个还应该有天真和理想的年龄就认为钱大于生命大于尊严，这样的孩子难道不是一个家庭的可悲一个社会的可悲吗？不尊重他人的人，何谈自尊呢？尊严就是这么难，要有尊严，首先要尊重他人，时时刻刻尊重他人又是何其的难。我们会把气撒在下属或者一个餐厅的服务员身上，对小区的保安大吵大嚷，对家里请来的阿姨和三和四，那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尊严高于他们。其实上帝只制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而我们都是这男人和这女人的后裔，既然如此，又怎会有高低贵贱？在神面前谁的尊严高于谁？谁的生命有高于谁呢？
柏杨还谈到了猜忌的问题，“泛政治、泛道德是一种钳制想象力、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酷刑，专门制造假象，并且用暴戾的手段保护假象。胆敢戳一下假象的屁股，揭一下假象伪装的家伙，都要受尽侮辱，人头落地”。猜忌和高度敏感，有时候未免让人怀疑是否做贼心虚了。
将近九十岁高龄的柏杨很多次谈到了家庭伦常方面的东西。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深意：“上帝不允许孩子永远记住父母入骨的爱，那将使他们无法成长；也不允许父母永远记住自己对儿女所做的牺牲，那将使老人陷入期待回报的自怜陷阱……孩子，只是哀乐中年的眼前欢”。其实本来有多少父母是因为要让一个小生命享受人生而带他入世的呢？多半是因为，嗯，结婚了，年龄大了，传宗接代，隔壁张三生了个儿子，好玩，可爱的小东西，不小心等等荒谬的理由生了个孩子罢了。而孩子也曾在你期待的目光中叫出第一声“妈妈”，走出第一步，难道那不叫做回报。做儿女的，终究是报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无论作为个体，你是否感到生活在这世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毕竟有了父母，你有了生命的尝试。我的中学老师就讲过，孩子报答父母不是直接报答在父母身上的，而是报答在下一代身上的。人类就是这样延续的，这又算不算是另外一个生孩子的理由呢？
监狱中好像总是能锻炼出不同的人生哲学，听人大老师讲课也是说我们这代学生要是有机会的话要去监狱中听下那里人们的感悟。
跟《丑陋的中国人》比几乎没什么区别，虽然广告说的是柏杨先生近二十年思考所得，但是无论思路还是观点角度都毫无变化，看不出有什么进步。
中学时，听语文老师讲《丑》，有那么一点感慨的意思。
到大学终于拜读到了，可是在阅读中却觉得很别扭，没有传说的震撼审思的感觉。时代的确变了，二十年过去了，拿现在的观点看当时的文章并不科学。它毕竟是在特定的时代迎合了当时人们精神情感上的需要。
正是因为思想要适应时代，所以在读《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时候觉得几乎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感觉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书里内容也少，还有很多是别人对柏杨先生的评论。
Ps:我对中国人太吵=没素质这个观点很不喜欢，为什么要拿西方人的评价标准来看中国人？现在是西方文化太强势，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得让别人看着顺眼？如果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自信力，那么就不要妄谈什么活得有尊严了。
为什么吃饭一定要安安静静？喜欢安静去西餐厅，喜欢热闹亲切去中餐馆，又有什么问题呢？
柏杨先生给我的启发
“感谢香港《明报月刊》，感谢潘耀明总编辑，感谢各位朋友，为我的新书——《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举行发表会。”
一看柏杨先生自己写的代序，我不禁大呼上当。
若不看柏杨先生的大名，只看内容，我真以为这是一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中年萎男在发表肤浅论断，因为全书除了对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牢骚外，观点全无新意，内容更无深度。若不看柏杨先生的大名，我真可能翻不了几页就丢掉了。平心而论，我父亲写的杂文水平比这高多了，至少每篇都能让人先笑，后陷于思考。
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形式，1/4个世纪过去了，我完全没有看到柏杨先生有任何进步，甚至是退步，可以说，这本书不如那1/4个世纪前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先生是那个没有深度、却有新意的“酱缸”概念的提出者，却不想成了“酱缸”里的新蛆。
不过，虽然人老珠黄是历史趋势，虽然柏杨先生真的老了，但是作为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的话总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要带大家来了解下他的这本书。
与《丑陋的中国人》一样，《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篇幅不多，由两篇序言、二十七篇简短的杂文和六篇正面评价柏杨先生的附录文章组成。这本书不厚，两百多几页，字很大，空白很多，插画有几十幅（质量不高），总共也就四万来字，售价却是十五元，大有“骗钱”嫌疑。全书的编排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将来我自己要出书时，也要字大空白多，这样有几个好处：
首先，同样的内容，可以多印几本，多出几个系列，显得自己作品多多，还能多赚钱。昨天我负责编辑的《和谐乐清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汇编》印好交货了，就因为字小空白少，所以十万字也才一百五十多页，显得我好没水平，真是亏死。
其次，读者阅读时的压力会小一些，读个二百多字就换页，远比读个五六百字才换页来得有成就感，更能激励读者把书读下去。像我最近读的三本书《人体使用手则》、《丑陋的中国人》、《我们要活得有尊严》，都是一天就能读完，感觉就特别好，而像《亚洲史》那样的大书，每天只能啃掉几页，那五百多页简直就像万里长城一样难以征服。
再次，空白的地方可以给读者阅读时做笔记用，新近读的三本书都有这个特点，对我来说受益很大，可以写得很舒服，甚至可以轻松地练字，而《南风窗》杂志那样字小空白少的，我的评注要见缝插针，写得很痛苦了。
所以，下次我一定要字大空白多。
柏杨先生的祝福
“八十年走过崎岖路，凝聚为一句叮咛：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
事实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题目并非完全出自杜撰，书中这一段“柏杨先生对中国人的祝福”中的确提起了“尊严”。接下来，我们就要站在尊重读者与尊重作者的角度，去阅读这本书。
在书的14页，柏杨先生在《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一文中，写道：“几千年来，一直有当权者和御用圣贤，教导我们应该记忆什么，和忘记什么——记忆当权人物所从没有过的美德，忘记当权人物所造成的罪恶。”这是书中最深刻的话。有点过分绝对，不过耐人深思。
在书的27页，柏杨先生在《缺少“尊重”》一文中写道：“……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这是文中最“古典”的一段话。完全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思路，没有创新，但是深刻。
在书的79、80页，柏杨先生在《可喜双桨》一文中写道：“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像儒家大师歌颂的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被尊敬的盛世，根据史料，都恰恰相反。……中国人思考是两极的，只有政治，只有金钱，像迦太基一样，从没有产生过高品质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以诚信、尊严、尊重为主轴，而是以政治或金钱为主轴。这种文化，只有君权父权官权，没有民权人权。”这是文中最富争议的一段文字。一句一句来讨论。
第一句。我怀疑。我知道，以我浅薄的中国史水平，是无法推翻柏杨先生“整理史籍”后的结论的，但是所谓中国文化缺乏人权思想的因素的结论恐怕太过臆断，是否应该多一些分析与求证，无知的我希望能有知情权，知道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天生没有人权基本。
第二句。我保留意见。我是读过《柏杨译白话文版资治通鉴》的，虽然对柏杨先生的很多观点我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一点考据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胡适先生说写下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真的知识。柏杨先生翻译史书，他是权威，我缴械，但我不投降。柏杨先生用理性的分析，几乎是脱去了古代史家给“先贤”们定做的皇帝新衣，但是先贤们光着身子到底是什么模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听到柏杨先生一副亲眼所见的样子，和我们说衣服下面的手是脏的，屁股也是脏的。柏杨先生是历史学家，不是历史本身。
第三句。我反对。这句话明显是缺乏思考与根据的臆断，而且以偏概全，因为不能因为柏杨先生为那些活在历史书里的“官场中国人”们做了尸体解剖后得出结论他们是猪，就断定所有中国人都是猪。此外，柏杨先生不应该鄙夷迦太基，稍微翻下历史资料就会知道它同样是一个伟大的古国。
第四句。我保留意见。单就这句话而言，柏杨先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是因为前面三句话而推出这个结论，那么柏杨先生就有些不讲道理了。
大青蛙游击队员
在书的119页，柏杨先生在《突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很少想到自己写自己的传记，而多半由其他人执笔，最荣耀的是由政府指定官员执笔（如‘宣付国史馆’），或家属聘请知识分子代为撰写（如‘墓志铭’、‘家传’之类），这两种传记的特点：第一，是它的真实性都很低，主角们的言行只符合政府和家族的利益。第二，是它们只能谈所谓大事，不能谈所谓的小事，所以文字都太少。”这是书中最写实的一段。事实也的确如此。儒者最初就是专职搞礼仪，帮官家搞搞热闹搞搞喜庆的，儒家除了书上的伟大理念外，实际操作中注重形式主义是他们的一大特点。而形式主义的目的是让人觉得爽，所以说不得坏话，为人隐讳也就成了惯例了。这个坏习惯，的确要改。否则我们机关开会就永远逃脱不了“请某某领导做重要讲话”的命运。
在书的137页，柏杨先生在《公务员DNA》一文中写道：“建立饮水思源和感恩图报系列的情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这是书中最讽刺的一句话。因为柏杨先生并非饮水思源、感恩图报之人。1968年柏杨入狱时，他的朋友肯救他的极为寥寥，台湾另一位特立独行、大义凛然、也在牢房里看过书的人文大师李敖先生作为朋友，肝胆相照，四处借钱，还秘密写信给海外的孙观汉博士，共同营救。柏杨先生能逃过一死，多亏了这些外面的朋友。然而，柏杨先生出狱后，却绝口不提李敖先生的帮助，在访美时更是对媒体骄傲地说：“孙先生（孙观汉）不仅是我的恩人，他营救我不是营救柏杨，而是营救人道和法律尊严……”这样做实在逃不脱忘恩负义之嫌。有李敖先生的支持者写下愤慨之言道：“柏杨著书立作，以圆知识分子之名，但在知识分子名下，却干着言行不一的‘丑陋’行迹，与他白纸黑字的言论相悖而行，鲜明对比，在人格上他是低下的，在思想上他是伪善的。以这样低下的人格、伪善的思想，他的写作之路不会走远，因为路让他自己封死了。”
在书的170页，在一位学者谈道：“对于评论者把柏杨和鲁迅相比，柏杨说，之前，中国大陆也曾把他比喻成鲁迅。他个人认为，他比鲁迅更好。因为他是鲁迅之后的人，他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看事情，因此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同样的道理，将来也会有人比柏杨更好，因为将来的人是站在柏杨的肩膀上看事情。”这是书中最聪明的一段话。因为那些被柏杨先生的肉麻牛皮挑起满身鸡皮疙瘩的读者只要承认柏杨站在鲁迅肩膀上，就能证明自己站在柏杨肩膀上，比柏杨看得远，就是那个伟大的“将来的人”。
在书的199页，柏杨先生有一段在“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前的感言，似乎是道出了他这一声的真实：“你们说的理论我不懂，你们读的书，我也没读过。我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游击队。我的写作只是像大青蛙一样，看到马车来了，就跳上去，谈不上理论。”这是书中最诚实的一段话。这句话可爱得让我这个尖酸刻薄的读者不忍心说柏杨先生坏话了——虽然他的十年“寒窗苦读”离不开小蒋的“帮助”，虽然他的“牢房史学家”得益于国民党监狱允许他阅读历史文献的“宽容”，虽然他出狱后有过伪善的劣迹，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他特立独行，善于思考，靠自学成才，靠努力成就伟业的优秀品质。
老婆多少之因果论
在书的148页，柏杨先生在《隋唐宫廷》一文中写道：“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肮脏、最淫乱，和最黑暗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男人，他为了发泄性欲，用政治力量，遴选天下最漂亮的女人，集中在一个大围墙（皇城）里，由他兴之所至，想怎么乱搞，就怎么乱搞。……五经之一的《礼记》里的《婚义》篇，硬性规定帝王们除了一位大老婆皇后外，还应该拥有小老婆群。”这是书中最惹眼的一段文字。我以为，中国宫廷的肮脏、淫乱、黑暗，柏杨先生说得很对，但是不是世界之最，无人知晓。至于规定帝王娶小老婆，与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有关，远古时候，在精神思想统治建立之前，政治上主要靠暴力统治，说土点就是谁家子女多，家族势力庞大，谁就是老大，今天的农村选举也是如此。君主首先是大家族的族长，然后才是一国之主。在那个大量成年人口死于战乱，大量婴儿死于分娩的年代，只有拥有大量的妇女才能比其他男性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更多的子女，从而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战斗力和统治力。于是，实在的中国古人就选择了一夫多妻制，不过最初是有限制的，因为实在的他们明白，数量多了对身体不好，也不便于生产管理。然而，后来的许多帝王因为贪婪而无限度地膨胀后宫规模，那就是肮脏、淫乱和黑暗的行为了。
顺便提一下，西方古代的罗马帝国是一夫一妻制的，孩子也很少。由于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多会带着孩子在前线奋战，于是经常出现儿子死光光，老爸没继承人的情况。不过因祸得福，因为没有儿子，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不得不采用养子继承制，因而使很多贤能之将能成为国家元首，为国家带来繁荣，铸就了帝国一百多年的黄金时代。
罗马人为什么搞一夫一妻制，部分是因为希腊文化的遗传，部分是因为罗马城里女人少。罗马城建城时就有过一个神话，就是当时的罗马人没老婆，就抢城外另一个部落里的女人们当老婆，而那些女人本来都是有老公和家小的，后来她们的老公打回来，女人们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就说服双方和解了，干脆一妻多夫地在罗马城住下了。其实，男多女少的一个科学解释是当时妇女分娩死亡率高，此外，罗马人有杀女婴以逃避抚养与婚嫁成本的坏习俗，于是虽然罗马男人们在外打仗多有死伤，但城里的罗马女人们却始终是供不应求，于是乎罗马的女人们地位很高，离婚后也是香饽饽，不愁嫁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夫一妻对那些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来说，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这种推断无法解释为什么罗马的贵族们也是一夫一妻，我想，可能是因为罗马建城初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势均力敌，谁也没有能力迫使对方不讨老婆把女人给自己，于是贵族们一直是子女少，家族力量弱，无力建立起绝对的专制统治，导致原始社会的民主自治、长老议会等制度巩固并发展了起来，还衍生出了法律等新的维护相对平等的因素，从而最终约束了贵族们的贪念。到了帝国时期，虽然皇帝们权力很大，但是一夫一妻已经成了法律规定，更兼皇帝主要依靠平民中来的军队支持，与平民抢老婆可能就是与军队抢老婆，可能就会被人怀恨而偷偷干掉，于是皇帝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偷情而不是破坏法律。罗马的贵族们也是，不能多娶不代表不能多搞，他们积极地四处播种，创造了“私生子”的概念。
结束语
不知不觉又写了4700多字了，马上要到5000字的今日极限了，赶紧留下一些篇幅来摘录书中文字，做为结束语。
在书的182页，唐德刚先生在《“酱缸”中国人无专利权》中写道：
“我们这些教授世界历史和比较文化史的教师，所能提出的粗浅的答案，是中国史家对这个大‘酱缸’无专利权。……那个万能的上帝在大黑暗时代所制造的酱缸，也远比我们皇帝造的酱缸，污染更甚呢！……重复一句，站在‘现代文明’这个立场，回看‘古代文明’和‘中古文明’，则没有哪个‘民族文化’不是个大酱缸。……柏杨他老人家，今日是站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高坡上，回看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古文明的中国传统文明，则我们的传统文明就是个大酱缸了。西方白种人的神气是他们摆脱‘中古文明’已将近五百年了。而我们今日还在中古文明的边缘打转，怎能不令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先生生气呢？”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
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最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的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包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炮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
我想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的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重法律，动用立法，在国会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预约下一次，我们推出“吵律”草案。
“吵律”，古语也，用现代话，应该说是“口腔噪音惩罚条例”。不过，这项条例通过之前，必须先完成配套措施，那就是科学家的事了：要先发明一种“口腔噪音测量器”，约一枚银元大小，发给全国国民挂到脖子上，它会在口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时，发出警报，警察就可以上前捉住，依“律”处罚。至于分贝指标，由“卫生署”或“环保署”详细订定，输入晶片。
“吵律”草案如下：
第一条：大庭广众场所，如电影院、剧场、咖啡厅、茶室，有人大呼小叫，或大喊某人的名字，或猛传某种信息：“张部长教我告诉你……”总之，以引起大家注意为目的者，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三大板至十大板。
第二条：火车、汽车、捷运车上，手拿“大哥大”，高谈阔论，讲的全是一些屁事。超过法定音量者，打三大板至二十大板。
第三条：朋友小聚，谈天说地，本来欢乐无穷，却有人独霸市场，阻塞别人发言，只有他前仆后继，说个没完，听者大败，欲揍之而不敢，欲逃之而不能，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五大板至五十大板。
第四条：猜拳行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改革，无论家宴或店宴，两个粗汉攘臂奋拳，目如铜铃，呼喊叫嚣“六六大顺”、“八仙过海”，声震屋瓦，迫使邻居邻桌，无可奈何，只好含辱负重，暗自垂泪者，打十三大板。
第五条：台上主席苦讲，台下人声喧哗，有的跟邻座交头接耳，有的向后座转身招呼，有的隔山打虎，和六七排之外嘘寒问暖，好像十八世纪的菜市场，依其分贝高低，打八大板至八十大板。
第六条：庄严的结婚典礼，小孩哭，大人叫，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弄不清是喜宴，还是蜂窝，新郎、新娘是什么模样？证婚人、主婚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关心，宾客既不是来祝福，也不是来祝贺，只不过来参加综艺节目，好不过瘾。应依其音量超过分贝之程度，每人打五大板至五十五大板。
第七条：亲人逝世，椎心伤痛，丧事礼堂，一片悲戚。偏偏有些混世之棍，没有一点哀戚悼念之情，甚至有人还大喜过望的惊叫：“哎呀！张公，好久不见，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有些丧家，购买一卷现成的哭带，届时开播，分贝之高，连吉隆坡都听得见。自应严惩，以分贝高低，打二十大板至八十大板，最好打得皮破血流。
第八条：两人相对说“悄悄话”，应以对方听得见为度，而竟然高到身旁行人都听得见，即令“探测器”没有反应，只要身边的人向警方检举，举出“悄悄话”内容，与实际相符者，打五大板。
第九条：本律于“国会”通过后实施。
这份草案，真是名副其实的草案，际此人权日益提升之日，打屁股似乎不被国人接受，那么，改为鞭打也行，文明国度中的英国，直到今天，仍有鞭刑。如果仍窒碍难行，那么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为罚款，须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豪，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库，能受得了无穷尽“自乘”式的罚款，一旦罚到他痛不欲生，他就非变做一个文明人不可。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必须成为一个安静的、沉思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柏杨
读的书越多忘记的也就越多，决定有空就这样载抄一些好的段落，等我老去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年轻时读过些什么，可以回顾当时的想法，如果我能活到老。
读柏杨的书，不禁佩服他的才华，他的睿智，他的洞察力。他所说的酱缸文化完全能在我自己身上，周围人身上找。这段吵律是一个。曾在麦当劳餐厅见见一个场面，有几十个国外的小孩来餐厅用餐，里面有白人有黑人。都很年轻，大概就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们自觉的在收银台前排队，没有吵闹，没有大呼小叫。各自买各自的，买好后就自己找座位坐下，三四个一个桌子，开始安静的用餐，当然有对话，也是安安静静的，以致习惯吵闹的我很是诧异居然餐厅里坐了这么多人还不吵。当时就忍不住想象如果是附近的中专的学生的话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附近中专的学生常常会来餐厅看书吃饭，如果他们来场面一定很壮观，你不可能忽略他们的存在，他们使用各种方式让你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大声说他们大声笑，时而还会有打打闹闹。你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他们快点走。
前一段时间见前同事，她现在的单位组织他们去了一次香港，令她印象深刻。她提到一件事是发生在公车上的。在内地公车是吵闹的地方，当然他们一群同事上了车后也是很吵闹很兴奋，在大声的讨论各样的事，后来发现全车上居然只有他们的声音，其他人都是安静的坐着，令他们十分尴尬，毕竟他们都是老师，是素质比较高的那种，很快意识到这点，就安静下来了。
另有一个个案是关于剧场的，一次去听弥赛亚，工作人员需要不断的走到一些人面前提醒他们不要拍照，有些人竟然会在刚刚提醒过后立刻又拍一张，完全没有意识这样的行为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无论是对表演的人还是对那个工作人员。事后当我把这个告诉室友时，她也很是感慨，讲到一次她去听钢琴表演，有两个女人一样在窃窃私语，而且在全过程中还一直在弄一个塑料袋，可能是在吃里面的东西，在钢琴演奏会上，塑料袋发出的声音是多么的刺耳，以致那位钢琴家需要不断转头看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相信他心中一定很窝火吧。
我自己也不能脱俗，虽然不是个喜欢大吵的人，但也不见得一直很安静，比如以前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小声的讲也不是没有过的事，现在想想很是羞愧。原来以为自己是被洗涤干净的，才发现原来从里到外都被酱缸染过了，外面洗干净了，里面还是有酱的。
最近老见到他的东西出来给 在微博上 HOHO 没有看过柏杨，嘻嘻 到时候去看看 。。
我想读的书里，还有一本他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一本
好滴 去尝试一下 。。 嘻嘻
很好，很多人不配做父母的
《少数人走的路》也谈到了父母身上，派克认为，那种时时刻刻都操孩子的心，时时刻刻都告诉孩子多爱你这种并不叫做真正的爱。
哇～去看～～
从楼主的文章里我找到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地域黑为什么喜欢窝里斗的原因
一般的人吃饱了就发呆思考，读了些书的人大多数更会冥思、总结，想来想去就想出些名堂来。
是周孝正的关于非典时期的讲座，还有艾滋病问题的，建议大家都去听听，尤其是说紫平铺水库那段，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无言的。
这要看各个场合是怎么规定的，比如说电影院，在放喜剧时能禁止别人大笑吗？但一般的公共场合，还是要考虑他人的存在的。
世界围着中国转？还是围着你转？或者是世界在动，而你不动？结果很明显嘛！满清不是告诉过我们嘛！被揍得个生活不能自理，那是肯定的了。
不是一定要以西方的标准要求中国人
而是在公共场合安静体现的是对别人的尊重
我想大家其实是都同意：
在某些公共场合应该安静
要注意不要影响别人
是基本的礼貌——这也只是将心比心
如果在餐馆里一堆人埋头吃饭一声不吭……
想想都觉得恐怖……
当然例子可能太极端了……
至于我的观点是认为所谓的吵闹是有存在理由的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是我们的性格和文化传统
不要一开口就中国人吵得要命没素质……
至于这句“而是在公共场合安静体现的是对别人的尊重”
对于这么绝对的一句话，我只能认为
要么是海上同志你偷懒，话说得不严密
要么是我们对公共场合的定义不一样~~
中国人吵源于我们一直习惯大家庭，好多人住在一起，磕磕碰碰，经常发生侵犯他人的事，西方是小家庭，儿女不同父母同住，更安静。
其实我所谓“西方”不“西方”的，难道日本是西方，韩国是西方？它们也在进行所谓的“西化”，接受更为文明的文化是大势所需，不要以地域来对抗真理。
顶多是地域对抗同一化，不至于说是真理。
外国的情况，现代的生活就一定是对的，更文明的么？
恐怕这个也值得思考。
而我还是更相信一个包容的，多样化的世界。
沟通方式当然是多样的，但当沟通方式明显阻碍沟通效果的时候，这个方式就要质疑。中国人喜欢大声喧哗，这能归类于文化特色吗？一个以牺牲他人安静空间的文化是什么文化？
这根本就反应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自私而已。
在看《丑陋的中国人》。本来以为这是一本以偏激观点哗众取宠的书，所以直到今天才真正去看，才翻了十几页，就感到作者批评的许多问题仿佛是针对自己的。
书后朱洪海有一篇文章，说这些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二十年来大陆文化阶层与柏杨思考后得出同样的回答，就是“尊严”的建立——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话是不错，还可以引申到“人权”、“自由”、“平等”一类的价值观，只是创造新价值（实际上只是学习和模仿）谈何容易？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1086/1984702.html
柏杨：公务员DNA
西方的伊索，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基因）》，他是另类伊索。
“待晴日，奇书看罢，卧小窗，午睡听黄莺！”这是仙境！人生最大的享
受。
然而，犹如奇人难求，奇书同样也难求！古时出版品不多，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二十世纪，奇人不少，奇书却只不过寥寥几部。二十世纪开始，全世界书籍每天以十万册的速度成长，事实上已到了“书满为患”的程度，连二十岁的嫩草，都出书指导人生。要想得到奇书，困难度可以想象，而就在这茫茫书海中，我纵身一跳，抓住了《公务员DNA》。
流行文化有耸动性，最近流行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时成为奇句。叛逆性强烈的年轻人，立刻找到理论根据，称心快意，“爽”了又“爽”之余，才发现这奇句原是一个诡异的陷阱。奇书不属于流行品，它充满了营养，却不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几句或几段简单的话，就像棒喝一样，引起震撼：“即令你喜欢，也不是什么都可以。”
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因为绝路往往是人自己造成，假如你是一个官，则不管官大官小，绝路就更是自己造成。我向来怕和官打交道，有一种“灭门知县”的恐慌，也有一种“三大难看之一”的反感--一个差役辞职，官老爷问他原因，他说：“我受不了“三大难看”，一是犯人的屁股实在难看；二是女尸的下体，实在难看；三是每天上班，您大老爷的嘴脸，实在难看！”
想不到时至二十一世纪，民主自由社会中，官场如故、官性如故、官老爷难看的嘴脸也如故。升斗小民是不是走上绝路，大都由官老爷做主，而官老爷自己的前程，事实上也仍是他们自己做主，上帝不会做主。王寿来严肃的告诉充满帮助弱势小民意愿的年轻同僚说：“你的路会走得长！”这是一句赞赏，也是一句真理。其实，任何一位官员，“只要你迈步，你的路就永远在你面前展开，而且是向上的路、平坦的路！”问题是多少人一旦当官，便倾全副心力做一名巧官，绝不肯为人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为民纾困，正是为政府纾困，更是为自己纾困。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只能有非常之才的朋友，才能洞悉和执行。
成功所以灿烂，因为成功可以累积，任何人都不能凭空创造出伟大的成功。“白手起家”之难能可贵，就在于起家过程中，一路艰辛。王寿来先生介绍《大河之歌》，使人深思。这是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写的一首诗，他把人生看成山上积雪，融化为静静的小溪，或喧哗的飞泉，汇成滚滚大河，奔腾入海。海水被烈日蒸发，再化为浮云，重返山岭，降下积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五十年来，每逢赫斯特的忌日，全美千百家赫斯特系报纸，都会刊出这首诗，使人看到无数尊严的心灵。
美国是站在时代尖端的国家，不断在变，一般人都注意到他有所变，未注意到他有所不变，我们的社会却认为无一不变，把国家的伟大民主成果，或个人的一点点米粒成就，完全认为是自己一手主导的奇迹，一概否定前人或别人，一切都从自己开始，造成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旋转的性格，经验无法累积，永远只是一个旋转中的陀螺，一旦能源耗尽，就倒地不起，深陷在惊惶四顾的短小格局之中。
建立饮水思源和感恩图报系列的情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大河之歌》响起之处，正是感恩号角之声响起之处。只有聪明得冒泡的人，才认为自己可以断裂历史，创造过去。“吃果子拜树头”一文，正是这种呼应。
另一个千年以来“得”“失”迷思，王寿来给了我们全新的思维。超级务实、超级功利性的中华文化，对“得”与“失”的认知，十分混乱。以致产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了亏还硬说是占了便宜）的酱缸价值，和“有失才有得”（出一根红番薯，定能套进一头笨猪）的酱缸逻辑，使人在受尽欺凌之后，不但不敢愤怒，反而仍念念不忘要占对方的便宜。实际上，只不过永远只记得他的“失”，用来自怜或乞怜，却不会想和不敢说他的“得”！所以我们最多听到的是人如何抱怨他的工作，而很少听到人说喜欢他的工作！华人文化使我们坚信：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便没有身价。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否则，我会露出我浅陋的弱点，就全盘输给王寿来！
西方的伊索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他是另类伊索。
留个标记.
这本书我给了一颗星。NeeDream同志写了这么多基本也涵盖了我想说的，所以就不另写书评了~
1.没有新意，没有创见。不光只骂人不指路，就连骂的内容都没个新调调。
2.以偏盖全，缺乏考证。NeeDream已经举出了例子。我再写一个，P13，“任何民族都有神话，充满了童心和天真，认为神可以解决人生最大的困惑。只有中国没有神话，即令后起的神话，也是没有美感的神话。”首先的，“民族”对“中国”是否合适？“任何、都”如此强的论断不知道柏杨先生花了多少年研究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文化？
文章中满是如此的缺头脑的话，还有一堆令人不适的感叹号。这位先生不是中年萎男，而是痛苦地泄欲的老年人。
如我知识浅薄，比起对内容的判断，更多地需要从态度上去决定这个写者是否值得相信。对我而言，柏杨先生的表现差极了。
我对NeeDream提到的李敖和柏杨的事儿挺有兴趣，查了下大概是李敖在《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给出了具体的资料和信件证明其事，写在这里给同感兴趣的同学们留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