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展的双翼
2010
商务印书馆
黄坚立
271
无
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就颇具远见地意识到，青年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旧社会获得新生。热血澎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身处这一运动中心的李大钊，极力鼓吹新青年为推动社会再生的一股神圣力量。在整个20世纪，学生运动连同工人斗争和农民革命，成为象征人们为社会正义而不屈抗争的一座座丰碑。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而言，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两股重要的历史浪潮相比，学生运动明显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在20世纪历史上，学生运动却似乎比工农运动更历久不衰。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至今，许多相关问题都仍待探索：我们如何能构想一场同时波及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全球性运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是否也已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历史时刻是否真的已经一去不返？
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翔实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他纵观20世纪的学生运动，然后将其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 ——杜赞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英文版序言中文版序言鸣 谢(一)鸣 谢 (二)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范围 第二节 近代学校和学生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学生运动概况第二章 政策转向之议 第一节 清党后的临时措施 第二节 早期的倡议 第三节 后期的改进第三章 政策路线之争 第一节 民众训练委员会不同政策的出现 第二节 民训会倡导新路线的幕后动机 第三节 派系重组与学运法规的颁布第四章 “去政治化”的双翼策略 第一节 “去政治化”政策之透视 第二节 灌输国民党价值观 第三节 培植亲国民党的学生活跃分子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成立 第一节 战前提议与战时成立 第二节 成立三青团的初衷 第三节 其他可能动机的排除第六章 三民主义青年团招收学生团员 第一节 早期团员成分及在校招收学生的初期努力 第二节 党团之间的倾轧 第三节 重点归向学生第七章 战时对学运的遏制 第一节 三青团在校园内所受的限制 第二节 战时教育和学生自治会的局限 第三节 国民党发动内战与学运政策的延续第八章 结论 第一节 1927—1949年国民党学生政策的形成及其实质 第二节 与l927年以前国民党学生政策之对比 第三节 对国民党本质及其政策失败的反思参考文献
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尤其是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逼加于中国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精英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各个层面，特别是教育制度。在清廷监督下，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有限度地开始实行，先是坚持学习中国本身价值观的重要性，同时也拨出一定空间，采纳西方科学和技术，特别是有关军事知识这方面。但是一旦发现功效远非理想时，部分精英便要求在政治和教育制度上作根本性的改革，但最初为慈禧太后所拒。然而，当反洋的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失败后，慈禧太后决定批准改革，并推行广泛的制度革新。此后10年间推行的新政最终使局势失控，引起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廷最终覆灭。在慈禧敕准下，由清廷推行的革新措施包括了在1905年废除科举，推广以西方实用知识为基础的新式教育，使中华民国时期终于出现了新的教育制度和新一代的学子。
无
本书是关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研究，是以往较少涉及的研究领域。一般来说，关于国民党大陆时期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大陆学者或者台湾学者较多涉猎的领域。本书作者是新加坡学者，可以提供不同角度的观察。
本书介绍了国民党在引导和掌握学生运动方面的政策演变和失败教训，认为这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学生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推向共产党一方，使反国民党的力量如虎添翼，导致国民党最终丧失政权，退守台湾。这个结论基本上和中共党史相吻合，中共党史将国统区斗争视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由于当年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大多已经作古，所以也就无法获得相关当事人的访谈和回忆，令人遗憾。本书主要以国民党档案作为研究基础，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档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本书，客观地反映了国民党对于学生运动的政策困境。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相关领域的研究专著。如果能够适当优化段落划分，并在章节前增加本章提要，可能更便于读者的理解。
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
从学生运动中看当时的背景和国民党的动作，不错
岛内反服贸闹得正凶，三带头的学生一个比一个会作秀，国民党又是焦头烂额，看看这书正逢其时啊！
丈夫买的，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书中介绍了历次学生运动时国民政府的反应。但是感觉有点混乱。
中国二十世纪的校园政治是一条贯穿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重要线索。 在辛亥革命之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始 于「学运」，终于「学潮」。 对于这一条重要线索，一般读者比较熟悉，也是一般历史教育比较重视的，是正面的叙述，即学生运动如何起源和发展，如何向威权提出挑战，如何与其他社会运动相结合。 当然，「正面叙述」的内容也包括学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势力影响甚至操纵，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奉献和牺牲换来的是为人作嫁。 但这条线索的 「反面叙述」则是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 反面叙述的策略就是从威权政府的角度来考察学运的独立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以及威权政府如何将学运吸收到政治大动荡之后的新体制确立和社会经济发展之中，最终消解学运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政权构成的威胁。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坚立教授最近在中国出版了《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以下简称黄著，引用只注页码）一书。 此书是黄坚立的博士论文，1990年代就出版过英文版（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New York: P. Lang, 1996]）。黄坚立试图在书中梳理学运这条线索的另一面，并从这个角度对国共的成败贡献提出一些思考。 在今天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时，黄著对于华文读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大陆的一般历史教育中，学生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参与似乎一直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前者不但为后者准备了干部和组织资源，提供了群众动员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共革命合法性理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理论强调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的青年学生是在共产党那里而不是在国民党那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最近一些年来，有很多当年从学生运动投身革命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但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而且对1921年 以来的历史有了很多新的思考。 他们突破了革命话语的束缚，引进了自由主义学理和普世价值观念；也有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政治有了新的评价。 但在对当年学生运动的述上，绝大多数新作品还没有出现与此相应的变化。 一些人对自己青年时期参加学运的回忆仍然是浪漫情怀有余，历史反思不足。
黄著强调，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对手，国民党的历史，尤其是在1920年代国共合作的时期，也是和学生的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国民党的军校以及各种青年和妇女组织都吸收了大量的学生，各地各级学生联合会也密切配合了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各地学联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尤为密切。 国民党北伐成功和基本统一中国，是和学生运动的支持分不开的。 至少在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受到了部分青年学生的全力支持。
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工运、农运以及妇运一起支持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这个群众运动的历史惯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对国民党政治发挥影响，并没有因为统一战线中极左翼被镇压而一夜间消失。这也是今天的读者不太注意或了解的。黄著指出，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 国民党高层无论是左派、蒋介石集团甚或是右翼西山会议派，都「顺应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鼓励各级学运，这是清党前政策的延续」（页35）。 国民党南京中委会在「四．一二」事变后没有对学运采取系统的限制政策；武汉中委会在「七．一五」事变参与「清党」后只是从组织上清理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联领导人，对学联本身还是从财政上给予支持（页31-32）。
黄著指出，国民党对学运政策的重大变化开始于1928年春。随国民党威权政府的确立，建设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稳定，逐渐成为国民党高层比较一致的共识，为此必须放弃大革命时期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这个共识也是出于对共产党在基层群众运动的动员和组织上仍然有相当影响的担心，生怕它利用群众运动来挖自己墙角。在这个转变中，戴季陶和蔡元培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黄著称之为「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线」（页54-55、81、217-18）。
作为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戴季陶认为中国要解决当时面对的难题，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拥有一个安定和平的政局，而整个教育体系更应如此。 1927年12月，戴把他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的一系列讲演结集成书，题为《青年之路》，该书前言提醒青年专心向学，求学期间不宜参与政治，否则不仅浪费宝贵的学习时光，而且会为养成青年人鲁莽的个性埋下祸根。他提出三项建议：（1）政治家决不以青年为工 具，特别是以推动青年运动为托词；（2）理应采取所谓「保育」政策， 竭力避免让青年耽溺于政治斗争之中；（3）必须保证教育体制的稳定及改进，同时必须发展科学和实业。 戴尤其强调必须立即禁止中小学生参加政治组织和活动。对于成年大学生，他建议可以允许入党，但必须是以个人而非学校或组织的名义（页41-42）。
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曾提倡「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来的教育部）院长，和戴季 陶一起提倡教育的非政治化和校园生活的正常化。1928年5月，他主 持全国首届教育大会，为国民政府制订教育方案，基本以戴季陶起草 的〈维持教育救济青年〉方案为基础， 改大学学生联合会为自治会，确定了禁止学生自治会干预国政校政的原则。作为妥协，学生个人还被允许参加政治活动，但必须接受学校的指导，不得担任校外官职，不得罢课去参加政治活动（页49-51）。
黄著指出，这条「戴—蔡政策路线」被国民党接受并不顺利。以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不愿意放弃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动员模式，在1928年民众和学生抗议日军阻挠中国统一的「济南事件」后，一度重新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性，并和蔡元培等人在8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发生激烈争论。但到1930年，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最后确定对学生联合会政策进行复审，出台了一整套有关学生自治会的政策，基本上采取了「戴—蔡」的主张，黄著称之为学运「去政治化」的路线（页81-93）。
学运「去政治化」的目的是将青年学生从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新政权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者，其主要实行方法是颁布一整套法规，将学生联合会转变为学生自治会，解除或禁止这个组织的政治功能。同时，威权政府还在校园推行党化教育，灌输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以孙中山的遗训和国 民党中央的政策文件为基础，后来又在学校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组织。黄著指出，这种党化宣传的目的并不在鼓动和激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而是相反，要驯化学生，让他们接受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的现实，远离政治，一心学习。这一「禁」一「倡」，硬软两手，就是国民党对付学生运动的「双翼」（页82-108）。
后人都知道，「双翼政策」并没有奏效。 学生运动在1930至40年代都是中共领导的反国民党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为什么呢？黄著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华政策和步骤不断刺激学生爱国主义的情绪，而在民族主义的强大道德压力和舆论支持下，国民政府始终无法将校园政治和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用国家权力硬相分离，因此学校中明的和暗的学生组织，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动始终无法截然区分。1930年，国民政府全面制订并推行「去政治化」政策不到两年，全国学生就发起了抗议「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爱国运动；两年后，「一．二八」运动的规模甚至更大。这些学生运动不但宣告了官方政策的破产，而且政府本身还成为抗议的对象。1937至1945年由于政府主导抗战，所以基本没有发生学运，但抗战一结束，学运就在国共争斗的背景下卷土重来。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能主义政体，不可能在校园全力贯彻这个官方政策，有效地控制青年一代。例如，抗战初期为了实现「全民抗战」，国民政府不得不默认或允许很多独立于官方的学生政治组织的存在。在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方面，从1920年代末开始，国民党在高等和中等学校中开设了「党义」课程，但因其形式生硬，内容枯燥而不受学生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高层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化灌输，反而自乱阵脚。
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批评「党义」课程，说它「不仅收效甚微，而且给多数学生 一个错觉，让他们觉得『三民主义』 是空洞乏味，毫无意义的」（页98）。何况，这门课也缺乏符合条件的师资。因此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这不应该是一门课程，它的内容应该被分散到社会和人文的各门课程中去，于是国民党领导人决定用「公民课」取代「党义课」。虽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一些内容确实被「分散」到很多课程中去，但在思想灌输上仍然没有效果，这是因为这些课程的内容本来已经很重。总之，从1927至1949年，国民党始 终没有实现「将其思想与政策灌输给新一代，以统一政治观点的目标」（页99）。
在组织上，国民党掌权后迟至1938年才成立一个针对青年的组织，即三青团。对这个组织，中国大陆一般读者常常会认为它和国民党的关系就像共产党和共青团，是一种领导、服从和配合的关系。其实这是误解。三青团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改造业已显出暮气和腐败并充满派系斗争的国民党，所以在一开始就有党团的权力斗争，直到1948年「团」被「党」合并。黄著指出，三青团一开始和国民党在权力机构争夺成员（当时三青团成员的年龄上限是三十八岁），直到1940年以后才真正将重点转到学生身上。但统计数字显示，学校中三青团的骨干份子其实不是学生而是「先生」，是那些成年的学校官员。1943年出席三青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代表，在学校担任团干部的学生可能很难超过学校团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页168-69）。这就是说，三青团的组织虽然针对学生，但团干部的大门对学生开得很小。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和国民党总体上不愿意让青年学生过多地卷入政治活动的考量有关。
黄著的结论是国民党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反而将这种消极的限制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积极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反将学生中的活跃份子推向共产党一方，使反国民党的力量如虎添翼」，导致自己的失败（页241）。
黄著讨论的是学生与国家、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是和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大问题。读完全书，笔者有这样两点感想：
第一，学生政治家或学生革命家可能起源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以俄国民粹党人和更激进的以暴力反沙皇专制主义者为代表，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很多都是职业政治学生，列宁和斯大林都是这个出身。职业政治学生的出现，固然是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抗议，但也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精英必须走科层化路线——即通过知识和经验的长期积累，并在官僚或学术机构中长期浸润和磨练——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政治家或革命家这条道路对于具有政治抱负的青年来说，是一条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和分享政治权力的捷径。
二十世纪很多激进主义革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由求学时代就投身政治的人领导和参与的。而现代化的国家和非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其区别之一就在于科层结构吸收和造就政治精英的能力的强弱，由此产生社会是稳定还是动荡的不同后果。 民国时期的中国显然属于后者，而国家内外的危机，更为学生政治家的大量产生准备了肥沃土壤。 国民政府之所以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由于它处在这样一个尴 尬的历史时期：国民政府承袭了学生运动的历史负担，企图将它消化到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但却不能提供那些还沉浸在学生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理想和热情中的青年一条参与政治的捷径，从而将他们推到了自己的政治对手那边。
第二，今天一般都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特点之一是群众运动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层面。黄著对学生运动的考察提醒我们，其实这个特点可能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中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而且对从1927至1949年的中国政治有相当的影响。
192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破了分工和阶级的差别，把所有社会阶层（尤其是学生）都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国民政府掌权后想建立现代国家各司其职和常规化的制度，摆脱和最终废除大众动员的模式。但群众运动的历史惯性仍然非常强大，外部民族主义的压力又为这种全民动员的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具体到对学生和青年的态度，国家政权想让他们安于校园生活，远离政治，完成学业和人格培养，但这个愿望不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反而在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政治对手继承和强化这个惯性的政策面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良好的愿望反而成为了弱点。
回顾这段历史，超越由于国共纷争带来的党派偏见，今天看来，可能还是戴季陶和蔡元培对于学生与国家、教育与政治之间正常关系的理解比较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吧？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KMT内以戴季陶、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提出要让学校去政治化，防止学生过多卷入政治运动中。但戴-蔡路线在刚起初时并未在党内得到广泛支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翼倾向于发动群众运动，而此时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合作还未结束。（Chapter 2. 政策转向之议）
到了1930年，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决心与汪精卫集团决裂，一直支持民运且以左派为主的民训会也被中训部取而代之，后者由戴季陶主管。戴-蔡路线被正式纳为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的党政路线。（Chapter 3. 政策路线之争）
为了达到使学生、学校“去政治化”的目的，KMT采用了“去政治化”的双翼策略。首先，是向学生作政治灌输；其次，是培养亲KMT的学生积极分子。后者主要体现在日后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Chapter 4. “去政治化”的双翼策略）
三青团成立于抗战打响后不久。成立该团的初衷是蒋介石试图通过这个新的组织，改变党内政学派、CC派和黄埔系的内斗局面，为整合党内各派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此外，蒋介石也希望借此为党输入青年的新鲜血液，改变KMT腐败不堪、精神丧失的局面。（Chapter 5. 抗日战争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成立）
但是，三青团在成立之初并未集中于发展学生团员。该团在建立时含混不清的自我定位也导致与母党的诸多矛盾。有传言称三青团的成立是为了一朝取KMT而代之，这使党内的一些领导、党员对三青团更加排斥。此外，三青团也并未如蒋的期望一般解决党内的派系斗争。相反，解散后的黄埔系控制了三青团，而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则把持党的系统。三青团与KMT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不断激化。1940年，压力之下的三青团将吸收团员的主要目标转向学生，从而避免与KMT在这一方面发生冲突。（Chapter 6. 三民主义青年团招收学生团员）
抗战爆发后，KMT除了在抗战初期民情激愤时不得不对学运加以容忍外，延续了对学运“去政治化”的政策。它组织了三青团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作用的努力。1947年，三青团与KMT合并。内战期间，学校内部亲KMT的学生干部帮助KMT从事针对CCP的特务活动，镇压学运。但这种做法反而使反KMT之势日盛、尽失民心。但是，没有充足证据显示对KMT的敌视态度转化为了对CCP的支持。相反，两次针对学生教师的民调显示，该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赞成国共联合执政。（Chapter 7. 战时对学运的遏制）
总的来说，KMT希望将学运“去政治化”、将学生精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非政治性事物上的双翼策略失败了。其中，三青团在成立后逐步发展为实行这一策略的手段之一、自上而下向学生传达KMT领导层指示和命令，效果却并不理想。从KMT的本质上而言，它并非看重民运、重视民粹主义的政党。五四时期，孙中山对当时发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未太多兴趣，只是感于民族主义的激情，并希望借此推动北伐战争、联苏联共，才决定将民族主义作为号召群众的口号，并利用民运。但即使在此期间，KMT内部也一直存在反对民运的势力。1927-1930年是KMT政权的巩固时期，也正是此时其对民运的态度重新步入先前的轨道，从利用转为反对。显然，执政党的操作方式与在野党有着明显不同。“仍未掌握政权的政党，常通过支持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来树立‘群众斗士’的民主形象。”（233）而掌权者一般不愿承受来自民众的压力。（Chapter 8. 结论）
本书主要是从书面政策角度描述KMT对待学生的政策，作者没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做太多的探讨，也没有从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积极分子的角度来分析该政策，KMT在吸引学生上完全败于CCP，本书一点都没谈到这个问题。可以从这本书了解到一些基本政策，但欠缺很多应有的分析。
最近也买了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今年刚出增订版，据说里面有些更深入的分析。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39065/
党员、党权与党争
副标题: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作者: 王奇生
近代中国的学运乃是一个吕芳上所说“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历史过程，其间总免不了政治势力的操弄（可以参加当事人的回忆录，此外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对清华的学运也有记载，其对所谓“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提法，嗤之以鼻。）！国共双方均有很多精英曾是学运中的弄潮儿。不过一是开风气之先的学生运动中坚，且在运动过程中与各种政治势力无涉，最典型的莫过罗家伦；另一则是运动学生的骨干，职业学运骨干，为校园之外政治势力所遥控，代表人物则为蒋南翔。
正如王庚武所说《难展的双翼》揭示出了这样一个极具普遍性的规律：“每当社会与政治制度不健全，时代动荡不安，权力斗争白热化时，学生们都有可能会收到鼓励应召而起，要求改革或向一方靠拢。一旦政权稳固，政治领袖即逆向而行，要求学生埋首书本，掌握必要知识技能，以便投身于富国强民之建设大业中”。该书首要的贡献在于其另样的外生视角。此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学生内部极具戏剧性及功效卓著的行动上，可以称之为内生的视角。但黄坚立却选择从作为执政当局的国民党如何处理控制学运，并力图通过“去政治化”使之转变为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这一外生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这也迥异于内地党史编撰学，主要从配合正面战场的统战视角。只有将上述视角结合起来，方能勾勒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全貌，诸如“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类的迷思也才能被打破。党史编纂学的视角更多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论证学生运动的合理性、正当性以及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无意中也会泄露出运动学生的些许秘密，但绝少指出热衷运动者还不到10%左右的事实，更不会提及那些主张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多数师生。黄坚立教授从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应对学生运动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确实揭示出了很多既往为我们所忽视的问题。此外，其现实意义在于，为当局应对学运总结出了不少经验教训，可以丰富天朝的治理术。当然，这是题外话。
原文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10/10/523677.shtml
钓鱼岛撞船事件导致的中日外交风波总会令人想起整个保钓运动的历史；进而，总会令人把海峡两岸那些曾经青春而敏感的心灵联系起来体味。一位台湾著名学者、当年的“老保钓”说他对钓鱼岛议题“始终有点难以按捺”，说“四十多年前，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至今还是个让人难以吞咽的事实啊”；他还说，从保钓运动中走出了一些很不错的老哥老姐。青春易逝，国事难忘，此种心情和怀抱很使我感动。去年作为访问学者，我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光。那时我经常匆匆走在从校门进去正对着的椰林大道上，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高大的大王椰子树上曾经悬挂过“明年黄陵哭祭时，将是钓鱼岛重光日”等大幅标语，也不知道在农推馆侧面屋顶上曾经垂下来这样的巨幅海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五四的血液竟然流淌了大半个世纪，最后注入到台大学生的血液之中。丘为君教授编著的《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稻乡出版社，2003年9月）使我知道了当年台大校园的慷慨激昂，也使我想到了学生运动史研究的问题。
这本被认为是“中文世界第一本有关台湾学生运动发展之记录与分析的著作”以文章汇编的形式回顾和阐释了台湾学生运动的多个发展阶段：从最早的“再展开新文化运动”到“五·二十青年自觉运动”，再从民族主义激昂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到青年问政热潮、社会服务运动、“中美断交”后的学生运动等等，正好是以三十年的历史上接1949年以前在大陆的学生运动风云，字里行间激荡着青春岁月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政治意识。
在原先的精英教育发展策略中，台湾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1954年那场从台大开始的“再展开新文化运动”只是代表了一种文化上、思想上的改造热情，很快被现实所冷却。到了1963年的“五·二十青年自觉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我改造的道德运动，但很快流为空洞的形式而归于沉寂。真正的学生运动开始于1970年的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争议，抗争的激情从海外留学生很快传递到台湾的大学生。该书编著者在“序文”中认为，保钓运动“是台湾高教发展的分水岭，它是‘学生主体性’（即学生从被动受教角色转为校园主体角色）萌芽的年代，尽管在当时，这一学生激进主义是以对党国威权体制冲击最小的民族主义（一种变相的爱国主义）面貌出现的”。这时候才出现真正的怀着“愤怒之爱”的“愤怒的青年”，这时才尽情地宣泄出青春心灵的痛苦与希望。
编著者对于学生运动的特质，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感性主义的、集体性的、强调社会参与的，同时也与时代的思想和政治议题相缠绕，因而更为复杂和更为多姿多彩。最后，从历史的角度对台湾学生运动三十年作了这样的归纳：“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两条主要的线索：第一，它承续了‘大陆时期’（1911-1949）的民族主义内涵，以及第二，吸收了以美国为主的‘反权威主义’精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外交层面的政治导向学运特质，在‘后保钓时期’有逐渐减弱的迹象，而朝‘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化’的方向发展。尽管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生运动’也是充满了政治语言，不过我们若进一步检查其内涵不难发现，具有左翼意味的‘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化’精神，其实已经贯注其间了。”（序文）这一从民族主义到反威权主义的发展路线昭示着学生运动必定是对政治保守主义的抗议，也昭示着学生运动的民族主义必然与民主自由的精神相联系，从运动中走出来的“老哥老姐”们多是自由左派。编著者在“谢辞”中提到，在“不可知的危险中探索台湾政治禁忌的底线，此刻回想起来，是年轻的岁月里最值得回味的经验”。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当年七七级的同学，还有人会有同感吗？
新加坡历史学者黄坚立的《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角度独特、阐析深入，是关于国民党管治学生运动的专案研究。虽然它与《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的重点、框架等完全不同，但从学生运动的角度看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精神抗争，这是共同的性质；而且由于是从管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更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任何学生运动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著名中国学研究者杜赞奇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这是很中肯的介绍，对此作者在绪论中更明确地说，“笔者把研究重心从探讨学生活动本身的发展，转移到分析国民党政权如何看待学生运动，乃至如何制定以及执行有关的应对政策。”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角度正是迄今为止的学生运动研究最为欠缺的。这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大体上有三种基本意义：一是对某一场学生运动最后结局的实证性研究，可以回答“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等问题；二是从学生运动研究扩展到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方面；最后是对政党派系斗争研究的意义，因为学生运动常常是难以处理的敏感问题，如何面对、如何决策往往使党内派系斗争的分歧明显化和表面化。每当我们思索历史上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这种角度也正是显得最为扑朔迷离的。
该书的中心论点十分明确，即在1930年至1949年时期，国民党管治学生运动的中心政策是使其“去政治化”（即“戴季陶-蔡元培的政策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了两种策略（即“两翼”）：一是通过政治教育等课程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二是在学生中培养亲国民党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最后这些策略都归于失败。作者在研究中多次强调的吊诡现象是，国民党的这“两翼”策略是政治性的，而其目的却是“去政治化”。作者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导致这“双翼”折断的各种原因，如“党义”教育的失败、亲国民党的学生干部无力遏制学生中的反国民党情绪等等，更指出这种失败的程度与中共在学生运动中采取的方针、行动密切相关。国民党从积极支持学生参与政治活动（1924-1927年），转变为极其害怕和极力阻止学生参与政治斗争，这种转变的原因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注定是不成功的。杜赞奇先生在序言中还问道：“学生运动是否也已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历史时刻是否真的已经一去不返？”这个问题应该由未来的学生自己来回答。
来源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28_1106008.pdf
是用kindle读的么？
当当上买的。;-)
还有哪些讲学运不错的书啊，求推荐。
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是本力作。不过是从1919——1928.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如看看赵鼎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讲90-1年那事的。赵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颇好，也可以看，只是专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