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刺客
2012-8
商务印书馆
立山
234
无
“小人物”与大时代 小时候看古装剧，最觉激动的画面，是月黑风高之夜，蒙面人飞檐走壁，悄悄入了某座府第，然后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有刺客!” 据说少年们最容易被某些反面的角色所吸引，做游戏时争着去扮演，比如小偷、海盗、妖怪等等。我小学时一心要学武术，以致说服家人，差点儿退学跟着一个武术班子去四方卖艺，恐怕也是受了这蒙面刺客的影响。 后来读《史记·刺客列传》，才知道刺客原来并不需蒙面，也不必专等夜晚才发起行动，他们甘冒生命危险而前往行刺，也并非为了某些实际的收获，比如钱财、官职，抑或美女。刺客们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一时想不明白，但司马迁似乎说了，是“义”。 我读中学的时代，常常从书本杂志或者老师口中得知，“哥们儿义气害处大”，所举事例自然也都是极反面的，打架斗殴以至伤人夺命等等。这导致我很长时间内，一看到“义”字就产生罪恶感。这句话现在似乎很少有人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教育终于提升了孩子们的素质，他们已经不再讲义气了。 但《史记·刺客列传》依旧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每次阅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那些面目模糊的刺客们根本不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过，他们属于另外的世界。那的确是另外的世界了，中国的先秦时代，春秋战国，遥远得就像梦境，隔膜得令人难受。这感觉积累的日子长了，忽然有了冲动：到刺客们行走过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看古迹，听听传说，即便看不到也听不到，也可以想象一下。 寻找哪些刺客的踪迹呢?起初的目标，是司马迁笔下的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后来又增加了几个：要离、组麂、朱亥和高渐离。这四人中，高渐离本已出现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但不具备独立性；其余三人，其记载分别见于《吴越春秋》、《左传》和《史记·信陵君列传》，把他们列入名单，是因为其生平事迹与曹沫等五人十分相似，当然，这也是相对公认的看法。 正是在这一路走读的过程中，我对先秦刺客的看法逐渐清晰起来。 他们有很多不同点，比如长相、性格，比如最终的结局：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还有人视成功为失败……正是这些不同点使每一位刺客个性鲜明，洋溢着独特的魅力。 他们更有诸多共同之处。比如，他们大多出身寒微，做刺客之前一直挣扎于底层；比如，他们都有着必死无生的勇气，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往无前；又比如，他们都视名誉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信守誓约，绝不背信。司马迁无疑怀着崇敬之情写下了他们的事迹，并给予了极高贵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著名的武梁祠汉画像中，描绘了九位刺客中的六位，分别是曹沫、 专诸、要离、豫让、聂政和荆轲，他们与一众烈女和忠臣出现在同一组 图像中。学者巫鸿先生认为，这些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列入同一装饰区 域，是因为他们都联系着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忠君’的观念。画像 中的大臣是辅佐国君的谋士；勇敢的刺客想方设法杀死敌国的君王来效 忠自己的主人……” 对于其中的一些刺客来说，“忠君”是毫无疑问的，比如曹沫、专诸、 豫让、要离；但对聂政来说，其行为显然与“忠君”无关，高渐离也是如 此。我以为。如果去掉“君”字，只用“忠”来形容他们，更为合适。这一点，可以援引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的话来加以说明：“他(孔子)一生致力于重整失去的伦理秩序，却不是恢复封建，而是将其中原来封建结构的理想成分，扩大为人间应有的普世伦理。于是对于主君的‘忠’，转化为处事待人的诚敬……” 刺客们的“忠”，即是诚敬，再加上一个“义”字，似乎就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 但在“忠”和“义”之外，我认为先秦刺客们的行为尚有另一层动机：他们是藉此追寻人生的意义，在被赏识、被认可的满足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文人可以写文章，经国治天下；武将可以去打仗，建立不朽功勋；贩夫走卒挣钱养家，把日子过得不那么辛苦，自然也是一种；刺客们则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刺杀或劫持，这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宿命。 在中国这个想象出来的“礼仪之邦”，先秦的刺客们终究难逃异端的指责，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更有充足的理由将其划人“恐怖”的行列。但是正如张承志先生在礼赞先秦刺客之后所说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 当然，这些言论同样难逃“异端”的指责。 先秦刺客们在汉代获得了广泛的纪念和赞颂，此后则历经浮沉，褒贬不一。幸好，梳理这一过程不是我的目标。在这本书里，我所有的努力，只为还原这些小人物们的一生，通过追寻他们的足迹、想象他们的内心，探讨他们在那个大时代中的理想与幻灭。 作为沧海之一粟，他们毫无选择地被裹挟人时代的巨流，但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立山在《九刺客》中通过实地走访和查证资料，还原了要离、曹沫、朱亥、荆轲等先秦时代九位刺客的悲壮人生。
刺客在《九刺客》作者笔下不再简单地被定义为凭蛮力复仇的小人物，而是具有了爱恨情仇交织的复杂人格。作者通过追寻他们的足迹、想象他们的内心，探讨了他们在那个大时代中的理想与幻灭。
立山，
自由作家、摄影师，河北人，生于1979，现居北京。做过杂志，写过专栏，编过剧本，去过许多地方，遇见过许多人。著有“走读历史”系列之《古来征战地》。《九刺客》为本系列的第二本。
开篇：“小人物”与大时代
曹沫：劫持者的身份谜团
专诸：刺客之道的开创者
要离：一个刺客的罪与罚
组麂：杀与不杀的两难抉择
豫让：当复仇成为一种仪式
聂政：刺客“变形记”
朱亥：配角的精彩人生
荆轲：个体与国家的纠缠
高渐离：刺客之道的极致与终结
版权页： 插图： 尽管身世如此显赫，吴泰伯的陵墓本身却算不得豪华，不过一方小小的土丘。但山脚下的纪念馆和吴泰伯文化广场，却是极盛大的排场，崭新而且面积巨大，气势足令身后低矮的鸿山相形见绌。一个正在整理花坛的人惋惜地对我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啊，如果再晚几天，就能赶上吴文化节开幕，地方和省里的许多政要们都会赶来。 文化节和政要们，自然是冲着吴泰伯来的，而刺客专诸早已被排除在官方主流文化的怀抱之外，尽管他曾为吴国命运之转折付出了生命，尽管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之笔载其事于《史记·刺客列传》，尽管这两千五百年前的勇士的小小坟墓与泰伯陵不过咫尺之遥。 泰伯陵的售票员说，出泰伯陵，左行不过两三百米的山坡上，就是刺客墓了。 那时正是4月之初，惠风和畅，阳光温暖，我穿过空寂无人的山林，绕过小径上散乱的石头和树桩，有些失落的心情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敬畏之感。仿佛自己不是在走近一座墓，而是在走近一个人，一个与今天迥然相异的时代。 面南的山坡上，在荒草和树枝的遮掩下，专诸之墓落寞而荒凉。 这被当地人称为刺客墓的所在，实际上纪念着三位古人：右面是刺客专诸，左面是刺客要离，中间则是高士梁鸿，三座墓全都一般大小，以品字形排列于半山腰上。专诸和要离，都是春秋时吴国人，他们一前一后，刺杀了吴国两位重要人物；梁鸿则是西汉末年一位高士，《后汉书》中有他的传，而且评价极高。 这三位并非同一时代的古人，在鸿山以如此独特的形式相聚，其间有着一线细微但却坚韧的联系。这联系肇始于专诸，追溯其根源，却可以直达更为遥远的吴泰伯。 吴泰伯的事迹，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时值商王朝晚期。泰伯作为周部落酋长古公姬亶父的长子，在这段时间的某一年，帮助父亲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并由此在历史上留下了“高义”的美名。 当时，姬亶父有好几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儿子名叫姬季历，而姬季历又有一个儿子名叫姬昌，即后世所称的周文王。姬直父可能十分看好这个孙子，希望他最终能够成为周部落的领袖，率领周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在商代，国王传位遵循的原则一般是“兄终弟及”，哥哥死了，把王位传给弟弟。但周人施行的是“父死子继”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酋长之位要想传给姬昌，必须先传给姬昌之父姬季历。于是，一个难题摆到了姬宜父的面前：姬季历不是长子，按照正常的途径，他没有资格成为酋长之位的继承人。
《九刺客》编辑推荐：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文人可以写文章，经国治天下；武将可以去打仗，建立不朽功勋；贩夫走卒挣钱养家，把日子过得不那么辛苦，自然也是一种；刺客们则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刺杀或劫持，这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宿命。《九刺客》将为您介绍先秦刺客们的生平事迹、理想与幻灭。
无
包装印刷都很好，对战国的一些人物和事有着狂热的求知欲
写论文要用，不过没什么实质性东西。分析也不太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