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说唐史
2008-12
中华书局
邓小军//鲍远航
299
无
我们是唐人的后代。 很多年前，陇海铁路西行的快车上，白底黑字的站牌一一掠过我眼前：洛阳—新安—潼关，心里不禁涌起一个声音：我正走在杜甫写“三吏”、“三别”的路上！ 唐代的诗史，似乎还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年七月上旬的一天，人民网强国论坛同时出现过两个引用杜诗的帖子，其中一个写道：“通读杜诗，发现诗圣一生都在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呐喊……” 这本小书，从唐诗说唐史，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唐诗中往往可见唐史，所以唐诗不失为激发青少年读者对唐史产生更大兴趣的引子。 唐诗的繁花硕果，是从唐史——唐代社会生活——这棵参天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观赏繁花硕果，可以进而观赏生长繁花硕果的参天大树。同样，我们欣赏唐诗，也可以进而了解产生唐诗的唐史。 不少唐诗有对唐史的深刻反映。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唐诗对贞观之治的深刻反映。杜牧《过魏文贞公宅》诗云：“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这首诗说的是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举行的那场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会议。当时，魏徵依据儒家的人性善论，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封德彝等则依据法家的人性恶论，主张实行法家高压统治，太宗最后的决策是实行仁政，并且“力行不倦”。到了贞观四年(630)，海内安宁，农业丰收，全年全国范围内死刑案件只有二十九件，“几至刑措”。抚今追昔，太宗情不自禁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杜牧诗说“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喻指眼光短浅、主张性恶论和法家高压统治的封德彝，贤哲指主张性善论和仁政的魏徵。早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就去世了，所以杜牧诗说“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杜牧的这首小诗，精辟地写出了贞观之治的根源。读者诸君知道，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 第二例，唐诗对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深刻反映。杜甫《北征》题下自注曰：“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鄢州作。”诗中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出自抢夺皇位的阴暗心理，罢免曾为玄宗旧臣的积极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宰相房琯、张镐，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杜甫，最后用一纸墨制放逐杜甫回廓州省家。杜甫《北征》诗中的这两句是说，实行墨制是破坏了中书、门下制度，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是违背了谏官制度。唐朝的制书敕书，必须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同意，始能成立，否则制敕不能成立。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则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的程序，故无两省之署名与朱印。因无朱印粲然，故名墨制。一句话，墨制就是一张不合法的白条子。唐朝的监察制度，包括专门负责监察皇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和专门负责监察百官、弹劾百官的御史台系统。杜甫任职的左拾遗，就属于专门负责监察皇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杜甫的《北征》诗，直接涉及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读者诸君一眼就可以明白，最高决策起草权、审查权分立的中书、门下制度，和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谏官制度，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两大政治制度。 第三例，唐诗对唐与胡化割据的河北之间军事防线的反映。中唐诗人马戴《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这是说自己与贾岛先后都是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住在关中，而非取道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陆路。本来，从河北到关中不必绕道渤海、东海海路，而应直接取道河北与河东或河南之间的陆路，为什么贾岛、马戴都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实行胡化割据，实为当时中国的国中之国，这是陈寅恪所揭示出的中国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一大史实。中唐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却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由此可见，在当时，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河南之间的陆路并不能随便通过，是被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所切断的。我们再读李翱《韩公(愈)行状》。长庆二年(822)，“镇州乱，……诏公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奏曰：‘韩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诏令至境观事势，无必于入。”(《李文公集》卷11)可见，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之间，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境”)。我们再读《资治通鉴》卷238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记载当时人的对话：“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胡三省注：“自德宗讨田悦不克，王师不复跨河。”《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大和七年八月条：“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通鉴》引用杜牧《罪言》，是有卓识。但是杜牧关键的原文，《通鉴》未能引出。杜牧《罪言》说：“天宝末，燕盗徐起，……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樊川集》卷2)可见，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南之间，确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师不跨河”、“畦河修障戍”)，故马戴与贾岛归唐，便只能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道，而不能取道河东或河南陆路了。马戴《寄贾岛》诗反映了中唐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唐诗对唐史的反映是广大的、丰富多彩的。以脍炙人口的唐诗名句为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包含着唐朝的军事制度；“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可能和唐朝的均田制不无关系；“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了唐朝的中外关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反映了安史之乱的现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关系着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的史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背后是唐朝的科举制度；“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背景是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背景是唐朝经营西北与士人的出塞从军；“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反映了唐代官员的服饰和等级；“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照了唐代的风俗和时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唐诗对唐史的反映，可以激发我们对唐史的兴趣，或许也可以补充我们对唐史的知识。当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唐诗的认识。 这本小书的读者，想来都是唐诗和唐史的爱好者。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起读者——青少年读者——对唐诗和唐史的进一步兴趣。 这本书稿由我和鲍远航君分工合作，其中贞观之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四章，是我写的，其余各章是由鲍远航君写的。 这本书起因于中华书局的约稿，在此谨向中华书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真诚地欢迎读者对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邓小军 2008年8月
唐诗对唐史的反映是丰富多彩的。本书分十七章，每章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比如唐朝的军事制度、均田制、唐朝的中外关系、安史之乱的现实、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唐朝的科举制度、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唐朝经营西北与士人的出塞从军、唐代官员的服饰和等级、唐代的风俗等。读后可以激发我们对唐史的兴趣，可以补充我们的唐史知识，当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唐诗的理解。
邓小军,首都师范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唐代五代文学教学工作。著有《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前言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贞观之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朝的开拓西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乱及其平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的衰亡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唐霸的中书、门下制度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唐朝的均田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科举制度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代士子的漫游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代士人的从军与出塞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唐代士人的求仕与隐逸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从服饰看唐代官员的等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代的流刑和官员的流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的教育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雨人——唐诗中的节令风俗引用书目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后回归京城，途经扬州，与也回京城的白居易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诗明显是为刘禹锡的长期被贬鸣不平。刘禹锡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于是，接过白诗的话头，写了这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作为酬答。 刘禹锡诗中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由于比喻中蕴涵着哲理意味，现在已经演变为成语了，一般用来喻指新生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但这其实并非刘禹锡此诗的本意。如果要理解刘禹锡这两句诗的真正用意，还需从永贞元年（805）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说起。 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的骨干：二王与刘、柳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李适崩。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改元永贞。这时，顺宗已经禅位，王叔文集团已经失败。过去所说“永贞革新”的提法不妥，应称为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 安史乱后，唐王朝皇权衰落。朝廷里，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贽等都被相继贬逐出京；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朝廷又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暴敛。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刻、尖锐。这些都日益成为唐王朝君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顺宗做太子时，就已留意改革弊政，振作朝纲。一次，在宫中与侍读们谈到宫市的弊害时，李诵说：“我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大家都称赞太子明察，只有一人不说话。他是谁呢？ 这人就是王叔文，亦即后来政治革新的实际领袖。当时他的身份是太子的侍棋待诏。按说王叔文比别的侍读更明白宫市之弊，为什么此时不语呢？当太子后来问及此事时，叔文答：“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旧唐书·王叔文传》）原来，李诵的父亲唐德宗猜忌心很强，性情又急躁刚愎，王叔文担心小人进谗，节外生枝，故而无语。联系到后来王叔文见李纯被立为太子而面露忧色，以及丁忧离职时的担心等，可见他是一个政治嗅觉锐敏、有着较强政治预见的人。李诵对王叔文非常信任，“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旧唐书·王叔文传》）。即位后，顺宗立即开始着手整顿政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叔文。他把王叔文由苏州司功参军超擢为起居郎、翰林学士，把王叔文调到自己身边，作为政治改革的总策划。 翰林院地处金銮殿西，靠近天子，直接隶属于皇帝。翰林学士在当时职权很大，甚至“专掌内命”，参与起草机密诏令。翰林学士也是朝中除宦官之外唯一得以出入内廷的官员，有“天子私人”之称。按说，超擢为翰林学士的王叔文，既然深得顺宗倚重，又颇有城府和才具，趁得意之春风，一扫国朝弊政，本当轻而易举。可谁知，王叔文推行革新的命运太不好了。 顺宗李诵在即位的前一年，即贞元二十年（804）九月，中风了。即位后，由于不能说话，不便接见诸臣，就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 王叔文虽然可以出入内廷，但只能到翰林院止步。他在翰林院处理朝中事务，作出决策后，还需要有一个人向顺宗汇报。这个人就是可以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的王伾。王伾在牛昭容、李忠言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和信息，因此也是革新集团的重要一员。王叔文作出决策后，需要有人贯彻执行，王叔文便荐引韦执谊为宰相。韦执谊是顺宗为太子时为王叔文物色的同道。在顺宗的引荐下，韦执谊与王叔文成为密友。韦执谊为宰相后，就成为了革新集团政令的执行者和落实者。这样，王叔文政治革新的人事链条齐备了。“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传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书，执谊作诏文施行焉”（《新唐书·王叔文传》）。 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中还有两位骨干，就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新唐书·刘禹锡传》载：“刘禹锡……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号二王、刘、柳。” 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的重大举措 随着革新集团人事的齐备，一些重大的革新举措陆续出台了。 革除朝中弊政废除宫市。唐德宗朝的宫市，实际上是强取豪夺的征敛，管理权落入宦官之手。《新唐书·食货志二》载，贞元年间，“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人市而空归者”。
《唐诗说唐史》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唐诗中往往可见唐史，所以唐诗不失为激发青少年读者对唐史产生更大兴趣的引子。
无
了解唐代史与诗歌关系的必读书。
刚看了几页，写得不错，挺有意思的
经人推荐尚未阅读，但翻目录看是我喜欢的类型
有没有管理员能把这个书的封皮换一下，明显是错的嘛！
创意不错，写作态度也很严肃，可惜太浅显了些！没事翻翻，聊当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