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
2009-12
中华书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 编，赫俊红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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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的面世，虽姗姗来迟，仍然值得欣慰。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这批古籍近六十年的流藏渗透着我们文博人保护先人文献遗产的睿智和艰辛，从一个侧面可以管窥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这批方志古籍能够成规模地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建国初主持全国文物工作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等前辈的宝藏意识和不遗余力的搜求。据1952年12月20日由郑振铎、王冶秋等署名的《为收购北京旧书肆所有各省方志致文化部的报告》中写道：当于本年七月间，开始指定妥慎之干部三人，在北京市各旧书肆，陆续展开收购工作。五个多月来，收得各省的通志、府志、县志、山川、里镇桥堤志等，凡五仟零五十八部，共四万六仟四佰三十八册，共计付款一亿二仟八佰四十三万四仟七佰圆。平均每册约为人民币三仟圆。市面上的…般的方志，大体己全部收净。惟有若干规模较大的书肆，如来熏阁、修绠堂、邃雅斋、富晋书社等，所存的方志，亦不下四万余册，尚未着手收买。一因各书肆索价甚昂，一时不易就范；二因我局并无书库或仓库的设备，现收各书，均暂时堆放在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实在无法再行容纳更多的数量。故暂时停止此顼收购工作，拟俟将这一批方志分配给北京图书馆及文物整理委员会后，腾出地位，再进行收买来熏阁等肆的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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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的出版凝聚了诸多人的心智和努力。在此，我们首先应向郑振铎、王冶秋等先贤们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他们的决策和组织才使得这批原本四散的方志古籍能成规模地收集起来。其次，我们要向一代代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他们的责任感和勤勉才使得这批来之不易的遗产能在艰难的环境下屡次辗转但仍整体地保存下来。再次，我们要向整理保护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才使得先贤的文献遗产能够广人为公众所用。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对包括地方志在内的院藏2.3万多部（18万多册件）古籍善本的抢救性整理和保护，得到了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这项基础工作的开展更离不开参与人员的辛勤劳动。从整体的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进程来看，所取得的阶段性收获归纳起来有以下方面：第一阶段（1991~2004年），古籍善本的入库管理和抢救性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古籍的保存环境，清点建账和入库卜架管理。十几年前，随着文研所科研楼的落成启用，将所藏古籍从原来保存状况极差的市郊人仓库中移出，迁入现在的科研楼中，辟设专库，购置装具，同时进行清点建账和入库上架工作。二：二是采取专业保护措施，对上架的古籍进行除尘、熏蒸等灭茧处理。三是，对部分古籍进行卡卡片式简编目录。尽管参与这阶段工作的人员陆续有所调整和变更，但主要是山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资料信息中心的同志承担，已故的刘志雄先生是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其它的如何国基、侯石柱、嵇沪民、李戈、杨琳、理炎、步晓红、黄彬、郑一萍、刘逊、杨树森、王小梅、黄田帛、陈秀、李杏、李秀清等同仁，以及外聘专家丁瑜先生都曾不同时段、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工作，付出过辛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