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与危险
2008年9月
民族出版社
（英）玛丽·道格拉斯
282
黄剑波,柳博赟,卢忱
无
洁净是否近乎圣洁？这个概念究竟所指何事？为什么它作为一个普世主题在所有社会中反复出现？不洁又有什么意味？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辨析出，对洁净的关注乃是处于所有社会关注中心的关键主题。她以清晰、流畅的笔调，通过揭示这一主题对我们的社会态度、价值观、宇宙观和知识的全方位影响，向每一位读者展示了洁净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本书对于诸多领域里的重要论争一直影响巨大；从宗教到社会理论。但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为每位读者理解人们为何行其所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部Routledge经典版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一篇前言，评估了这部作品35年来持续保持其意义的原因，从而保障了《洁净与危险》在新千年继续对人类的思想提出挑战和质疑。 玛丽·道格拉斯（1921—2007）：活跃在当代世界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
致谢Routledge经典文丛版序言导言第一章 仪式性的不洁第二章 世俗的污染第三章 《利未记》中的可憎物第四章 巫术与神迹第五章 原始世界第六章 力量与危险第七章 外部边界第八章 内部区隔第九章 系统自身的交战第十章 系统的破碎与更新附录：玛丽·道格拉斯的主要作品索引译后记
第一章 仪式性的不洁 我们关于污垢的观念由两个方面构成：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当然，随着我们知识状态的变化，讲卫生的规则也会变化。“避免污垢”的传统观念出于友情的缘故，也可以搁置不理。哈代笔下的农场工人们对一位牧羊人大加赞赏，因为他拒绝用干净的杯子喝苹果酒。他们将他称为“不讲究的好哥们”。 “给羊把式拿个干净杯子！”卖麦芽的发号施令。 “别，不用，”加百列说，口气虽是责怪，却十分通情达理，“泥也有干净的时候嘞。我可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只要我知道这是什么泥就行……干净杯子还得要人洗，我可不想给邻居添这个麻烦。该忙活的事儿已经够多了。”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 of Sienna）进一步发扬了这种精神：据说当她照料病人的伤口感到恶心时，她竟将自己痛骂了一顿。看来讲究卫生跟做慈善不可兼得，于是她故意喝了一碗脓水。 无论是谨守还是违反，我们的洁净规则中的污垢和神圣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因此，说原始人不区分神圣性与不洁净只是某种故弄玄虚。我们都知道要保护神圣的东西和地方，以免污秽。神圣与不洁是相互对立的两端。两者如同饥与饱或睡与醒一样不容混淆。但我们却把不区分圣洁与不洁作为原始宗教的一个标志。 如果这是事实，那它就揭示出我们自己与祖先之间以及我们与现在的土著人之间，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直到令天，人们显然还坚信这一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神秘方式来加以传授。且看伊利亚德（Eliade）说的这番话： ……
无
我很伤心，写了半个多小时的书评因为自己不小心，没有了。我很伤心，非常伤心。永远不再写此书书评了。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可恶的中山大学校园网。
闲话：
本来此番欲尝试“书皮学”之运用来完成对一本书——《东写西读》的评论，只是抱书痛思数刻，毫无所获。转念，想扯谈一点关于书店的话语，只是碍于一身背囊，好书店未去几个，终叹息而将此念抛飞。没有办法，只好来稍稍谈谈这花费小生将近一月终将其读罢且尚余混沌的书籍。
闲话完了：
英国杂志《Prospect》零七年五月号上，有一纪念人类学大师——玛利·道格拉斯的悼文，开头一句便是：“少数的思想家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少数的思想家则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看法。”
啊，转念想到，这世上总是有些文人如钱钟书先生说的那样，尽爱于干这等没良心的事。人家前一天才仙归，今天你就上报发悼文，效率甚是奇高。我想这些家伙是不是见哪位老先生快不行了，就提前写好悼文置于抽屉之内，见时辰到了，便将其发到报社去。
不管如何，且先转回开头。这句话写得确实对极了，而今要谈的便是先生的成名之作《洁净与危险》（另有一译为《纯洁与危险》），她所谈的是令我稍稍难以转述的话，故让我先援引董启章先生在介绍其思想时说举的例子。
一块面包放在一只碟子里，你自然会以为它是可以食用的；可是倘若它掉了地上，那么面包就不干净了，不能吃了（那些说什么三秒钟规则的去站墙角）。但，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不是由于盘子有多干净，地面有多肮脏，其实有的盘子不一定比地面干净；真正的理由在于位置，每个事物自有其事物所属的位置。面包，在我们的思维就被认为是应该置于盘子当中的，要是它出现在其他地方，例如地面，那么它就不洁了，“污秽”了。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这么一个场景。鞋子，其本身就应该踩在地上，如果鞋子出现在了桌子上，那么大家相比会觉得不舒服的，先把它扔下桌面再擦干净桌面。
说不准，你还会想：啊，老鼠、蟑螂、用完的纸巾，这些都是不肮脏的，只是由于它们出现的位置不对罢了。
从道格拉斯的书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看法其实并没有出错。而这，便也正是她动摇了人们思考方式的地方。其中的“位置”，也不只是物理空间的位置，还有抽象范畴中的一个位置。
道格拉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分析便是举例到了“猪”这种生物。在《圣经·利未记》中，“猪”被列为是不洁之物的原因即是在于：猪和牛羊一样是长了蹄子的，但却不反刍。而当时的人们即认为有蹄动物应该是反刍的，“猪”不反刍，违反了常规，突破了系统，它的“位置”是不正常的，所以“猪”是不洁的，是被禁食的。
《洁净与危险》的另一个重心便是禁忌。禁忌与不洁本源并无太大差别，但禁忌对不洁进行了发展。她提到去研究一种文化的禁忌，那就要思考与探寻其如何定义肮脏与污染，即反向分析一种文化中分类万物与认识世界的方法以及它们的世界观思想。
禁忌之语，系统实在复杂。例如乱伦，什么是乱伦？为什么在有些社会禁止表兄妹相爱，而有的甚至允许亲兄妹相爱？人兽交又为何极其禁忌？为什么有的社会对孕妇极其胎儿十分憎恶，而有的却连经血都不避讳？
关于禁忌，此亦为我在书中苦不其解的部分，在此便不展开。
至于此，我不得不感叹玛丽·道格拉斯的影响着实之大。以至于有人甚至用她的理论来解释“脏话”：某些言语之所以显得不堪入耳，即是其出现的场景不对，文字当然亦逾界尔。假如一伙流氓在那里满口粗话，显得自然合理，符合人的一般认识，但要是换成是在一些公共场合，有人放嘴喊娘，那是当然违禁的事情。
“口水唾沫星子”飞了一张纸，话题稍稍扯开，权且当作是对此书的阅后大脑信息梳理。
至于玛丽·道格拉斯先生，这初次的相识真是令人心中感慨万千，混沌之感排山倒海般涌来，小生实在功力稍浅，捧不动，推不开这厚实的知识。
今日今夜之书籍闲语，聊以至此。
请看书评中一篇英文版
关于作者的悼词
谢谢贴的童鞋
这是一本人类学名著
虽然自己的专业和人有关
工作中也与这方面的人接触过
但真正看人类学著作这是第一次
我写不出啥高深的点评
我只是在合上书时
深深的为中国的学术界感到悲哀
作者玛丽道格拉斯要有多深多久的积累才能完成这部书
回头研究一下作者写作的结构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第二第三章是关于宗教和世俗污染的，其中第三章分析了《利未记》中关于可憎物的定义
第四第五第六章是前三章进一步的阐明
最后四章从系统内外，系统自身及系统的破碎与更新来进行分析
李欣频说
看电影时要想自己是主人公
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看书时也是吧
如果我来写这个题目
我会怎么写
作者是怎么写的
为什么这么写
恩
以后看完书又多了一个回味角度
通过介绍对此书非常感兴趣,可以售价差不多80RMB,的确厉害,让我不敢轻易出手.因为我在卓越买4-5本书才到这个金额. 果然这里的文化不值钱. 可能外文的书籍入口关税比较厉害吧. 体制内的书籍难以满足现在的人了.
在网上找到一些此书的书评。发现阐发的内容多于对本书的总结，反而容易对欲读此书者造成误导。
其实作者讨论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分类建立社会秩序。有关旧约中《利未记〉食物分类，只是一个引子。证明的是1) 食物的偏好其实反映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可以上祭坛的，才可以被食用；人与神的关系，以人与食物的关系作为表征。2) 对于以色列宗教中Holy概念的语义学分析，指出其实神圣的Holy，就是separation。也还是说通过分类建立秩序。
作者千万别迷失在大段批评Frazer的文字当中。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这其实是本书的第二条线，即论证primitive culture（注意作者此处强调无需回避使用primitive一词，因primitive culture的确和anglo-saxon culture具有不同的属性，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前哥白尼的、万物围我运转的）和以色列宗教的技术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使用魔法Magic, sorcery，后者的宗教仪式，但他们同样地具有道德意涵，同样采用某种“分“的手段，建立社会秩序。
需要注意，pollution肮脏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概念，只不过是out of place，违反了分类的原则。有如菜叶子放在蔬菜蓝里就不是脏的，但是沾在身上，就变得肮脏了。
那么，分类和物体属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各种物体都有多重属性。比如我是男性、青年人、城市户口、戴眼镜，等等。而分类是按照主体的某种需要，将某种属性提取出来，然后进行分类（或排列）。我的理解是这有点像Excel中的排序操作：必须确定一种属性，比如，男/女的性别属性，或者年龄属性，确立一种分类的原则，才能对一组数据进行排列。假设我是一家公司招聘主管，例如我们有A，B两个人：
A 男 40岁，小学
B 女 23岁，本科
A和B就具有三种属性：性别/年龄/学历
如果我招一名研发人员，当然是学历越高越好，所以我按照学历属性排序；如果我招一名建筑工人，那么性别因素则变得重要，那么男作为一种属性就要优于女，因为男子比较强壮，更适合干体力活。这样，某种分类原则，和某种属性就联系到一起了。
那么如何理解pollution呢？如果该只有小学文化的男子出现在由一群本科生构成的研发人员中，他就是一种污染；因为他的小学文化和周遭的高学历不相称；而当该女子出现在工地中，她也构成一种污染(也许是一种充满诱惑的污染)：他们在不合时宜地方的出现，都是对秩序的一种破坏。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分类呢？这又必须和power权力话题联系在一起。分类是为了建立秩序，条条框框，一览无余，才方便管理么。秩序的建立必须以分类为基础。但是有权力的人的秩序和分类，对于被统治的、没有那么多权力的，是强加的、外在的、令人痛苦的。权力是后面几章讨论的话题。
权力和分类举例：按照 [属性：政治的忠诚程度]对人们进行区分，这就是文革时期的秩序原则。但是如果一个黑五类分子爱上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下乡女青年(红又专)，这就是对既有分类、秩序和背后权力的挑战，也就被认为是一种污染，对圣洁事物的玷污。既然玷污了，就要拆散，粉碎。这也就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对于权力而言，分类和维护都是必要的。
开卷八分钟：英国女爵士的“肮脏”观2007年06月25日 08:55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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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常常想到禁忌，什么叫禁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禁忌？禁忌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呢？
比如说脏的禁忌，像这双鞋子，本身是谈不上脏或不脏的，尤其是当它放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鞋柜或者门口地上摆的鞋子，你不会说它们脏，但是如果我现在把这些鞋子放到这本书上头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脏，心里头发毛，觉得不大对劲。同样的如果一本书放在桌上，你觉得是很正常的，要是我把它甩到地上去了，你就会觉得它很脏了。这说明所谓的脏不是一个有本质的东西，脏是一种空间的概念，是个位置的概念。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PurityandDanger》，很可惜的是没有中文翻译，这个书的翻译的名字的话，应该叫做《纯洁与危险》，或者叫《洁净与危险》，它的作者叫MaryDouglas，MaryDouglas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类学家，刚刚在5月16号去世了，死前还被英国封为是女爵士。那么这位MaryDouglas她活了86岁了，可以说完全改变了现代人类学，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认识。
她这本作品首先提出了挑战，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做肮脏。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肮脏就表示那个东西很不卫生，可是你仔细想下来什么叫做不卫生，原来不只是个自然科学的东西，而且是个文化习惯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会觉得坐在地上很脏，但对日本人来讲，坐在地上就不脏了，可能会说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他们却觉得用手吃东西那才叫干净，所谓的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其实是有文化的作用在里面，这文化的作用又是什么？
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要决定于它在什么空间，它在什么位置，这就是MaryDouglas从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很创造性的一个想法。从这个想法开始，她就可以接下来研究别的社会禁忌的问题了，比如说她很仔细的去研究了犹太教的精典，也就是《旧约圣经》的Leviticus。她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得出了一个想法，说过去我们解释这本书很怪。那本书里面耶和华就是上帝，他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骆驼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兔子不能吃，它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也不能吃，天上的东西大部分可以吃，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它规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规定得很奇怪。那什么叫干净，什么叫不干净，什么叫洁与不洁也怪怪的，后来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去理解，这些命令、这些规定是怎么来的，它的根据是什么。比如说兔子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呢？猪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呢？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东西，像我们中国人常常吃的海参、海蜇不就是这种东西吗，难道他们吃了也有问题吗？后来很多学者去研究，那么MaryDouglas，就用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方法重新去看这些禁忌食品。然后她发现可以总结出这么一种规律，就是原来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的折射出来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它的宇宙观，它怎么去分类万事万物。比如说像犹太人，他对动物的看法就是这样，猪为什么不能吃？是因为猪跟牛羊一样，是有蹄而且有脚趾，这其中的大部分动物都会反刍，但猪不会反刍，所以猪是一种异常的动物，在这种类别里面，它是不正常的，异类的，不正常的东西就是位置摆错了，就像我们刚才说把鞋子摆在书上面这是不对的，所以它是不洁的。同样的骆驼，它会反刍，可是它没趾，所以它也是个异常动物，那水里面的东西，大部分水里面游的东西都是鱼嘛，犹太人觉得，那鱼你看，有鱼鳞、有鳞片、有鱼鳍，可是海参、水母、海胆、海星，这些东西它没有鳞片，它没有鳍，所以它就没办法好好的安放在这个水族有鳞有鳍的这个类别里面，所以它也是不洁的，是不干净的。
比如我们有一些话叫粗话脏话，不是那些话本身是粗是脏，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那些黑社会，是流氓，你天天说这个，你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像香港现在这样，你在大庭广众说或者我在电视上说，你就觉得很不能接受，这个东西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MaryDouglas她的一个创建，大家看完这本书或者听完我说这本书之后，回去好好想一想，身边有什么样的禁忌，身边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不能说、不能吃的，你仔细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宇宙观，我们怎么去分类世界了。
看完后，从题目开始做一轮梳理和理解。洁净的反面是脏，脏是什么，是污秽（impurity），是危险(danger)。玛丽•道格拉斯从人类对污秽的看法中发现了人类思维结构的特点，建立了一种对污秽的象征的分析方法：人类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分类系统，污秽（肮脏）就是不处于某种分类系统中（out of place）的东西。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污秽是《利未记》中不可食的可憎物，因为不能归入陆地、海洋、天空的动物分类系统而成为污秽；在社会系统方面，污秽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违背。而污秽意味着危险，危险就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惧。而脏（危险）的清除，即禁忌的产生、仪式的举行、犯罪的惩罚，是重新确立原有秩序、维系社会规范的手段。这是从逆向看，污秽与危险的社会功能。以上的理论用一个比方来概括：美女的一头乌黑的亮发，洁净而清香；而这头发掺到了蛋糕里，哪怕是一根，你都会觉得恶心无比。不是说头发本身是脏的，而是它所处的地方不对。洁净与肮脏是相对而言的。你把头发拿掉，甚至把它污染的那块食物挖去扔掉，这就是在进行一种脏的清除，即秩序的整治和归位。经过你的一番打点，蛋糕整理好了，甚至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你怀了一种轻松和惊喜准备食用，这就是破坏性的污秽变得有创造性的积极作用。
玛丽•道格拉斯追求象征（心理、观念、思维）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这既关注了人本身的思维和观念结构，又关注了社会现实的结构。这里可以看到，她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思考和象征方法的运用吸收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营养；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解释明显是受马林诺夫斯基到埃文斯-普里查德学系的影响；而从思维到功能作用的阐释又回到涂尔干的社会秩序论那里去寻找支持。因此，她的论述结合了几方的优点，创造出自己的新思路和新论点：分类体系的秩序建构。
道格拉斯给我的启示是怎样把大量零散的现象统合起来找规律，穿透现象看本质，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穿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和人性本质。这点竟与毕业论文结合了。所以还要看看相关的书。
THE TIMES May 18, 2007
Professor Dame Mary Douglas
Challenging and wide-ranging social anthropologist whose ideas and influence reverberated far beyond her discipli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me Mary Douglas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ists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er books, Purity and Danger (1966) and Natural Symbols (1970), were seminal for anthropologists and were widely appreciated in other disciplines.
A Sunday Times survey of Ma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1991 listed Purity and Danger among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nonfiction works since 1945; only four women and four anthropologists made the list.
Starting as an Africanist, she branched out to cover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addressing such topics as risk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ism, and food and consumption. Old Testament religion was another interest, first in her famous discussion of the abominations of Leviticus, in Purity and Danger, and latterly in studies of Numbers and Leviticus.
Douglas aroused strong opinions among fellow anthropologists, partly because of her personality but also because of her dismissal of people whose work she did not rate. The time has come to topple Mary Douglas from her pedestal was the headline to an article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er intellectual self-confidence was combined with a sense of driving purpose.
Some found her divisive as she used her penetrating intellect to force home a conclusion. She seemed to sense herself as an outsider, although she stood in the central tradition of Durkheim-descended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he held few institutional positions in her discipline, but many of her ideas and insights entered its general patrimony. As a follower of Durkheim she had to contend with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ose who looked to Max Weber or Karl Marx.
Her interest in food as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provoked protest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Because some of this research had public funding via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Ps raised hostile questions about its usefulness, and scathing references were made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biscuit. She justified herself vigorously, claiming that study of the social costs of changes in eating habits on grounds of advice, availability of food, and changes in price or incomes was useful.
Mary Douglas was very much the product of her up-bringing. She was born in San Remo in 1921, where her parents had stopped while returning home from Burma.
Gilbert Tew, her father, was a member of the Indian Civil Service. Of working- class background,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read classics at 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 He wrote much on angling and in her last years Douglas edited his writings for publication. She inherited her good looks and her religion from her mother, Phyllis Twomey, an Irish Catholic.
When her mother died, Mary was 12 and her younger sister 9, and their grandparents in Devon brought them up. The two girls were awarded bursaries to board at Sacred Heart School in Roehampton. The nuns, if not quite proxy parents, shaped Marys values values which would be reflected in much of her work on institutions, rules, symbols and hierarchy. The nuns may also have fired her ambition to excel; in her later professional career she sought scholarly approbation and seemed almost to court disciples.
After graduating in PPE at Oxford in 1943, she served in the Colonial Office until 1947. This proved to be significant because Britain still ruled a vast empire and she met a number of anthropologists. She then enrolled as a research studen at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headed by E. E. Evans- Pritchard, an Africanist and then the leading practitioner of the discipline.
Few universities offered anthropology and the institute was the place for training as Africa was the place for fieldwork.
Supported with a war veterans grant, Douglas began fieldwork for her DPhil in 1949, studying the Lele, a matrilineal society living on the forest/ savannah divide in the remote highlands of the southern Belgian Congo.
In 1951 she accepted an anthropology lectureship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married in the same year. For the next few years she concentrated on caring for her family and completing her doctorate (in 1953). She published her monograph, The Lele of Kasai, in 1963. British reviewers were less than appreciative of research in French-speaking Africa, and French anthropologists in turn did not engage with work written in English. The book was, many years later, translated into French.
Douglas returned to the Lele in 1987 and was depressed at the regions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the complicity of the indigenised Catholic Church in vicious witch-killing.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testified to an outstanding talent. Drawing widely on different sources and disciplines and her Lele research, Dougla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rt, holiness, impurity and hygiene. The book had a great impact outside anthropology, went through numerous editions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at least
15 languages.
Natural Symbols (1970) received a more mixed reception among anthropologists.
It was felt to have taken the insights of Purity and Danger too far, and some disliked its defence of Catholic traditionalism.
It introduced the group and grid tools of analysis, so characteristic of her later work.
The first referred to the clarity of the boundaries around a group to which people belong; the second to the strength of the rules which govern how people relate to one another. Thus, a hierarchical society with strong ties scores highly on group and grid, but an individualist or market-driven one will be weak on both.
In these years Douglas also emerged as something of a public figure, writing frequently in New Society (a social science weekly founded in 1962) and giving talks on the BBC Third Programme, many of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Listener.
She was promoted to a personal chair at UCL in 1970, one of a very few women professo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Britain. Family and research were her priorities; she avoided university committees and was never head of department.
Although not a feminist, she brought to her work the feminine concerns of the home, its meals and upkeep, the domestic rituals of cleaning, shopping and marking special event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Douglas spoke rapidly in lectures and seminars, and students quickly became aware of her energy, engagement with the subject to hand and her remarkable intellect. But she was also formidable; forthrightly and doggedly challenging what she regarded as slipshod thinking or careless expression.
Having done Africa, her interests extended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she published on such subjects as risk analysis and the environment, consumption and welfare economics, and food and ritual, all increasingly cited outside anthropology circles. The World of Goods (1978), for example, was written with an econometrician, Baron Isherwood, and was a pioneering work on economic anthropology.
Douglas could spot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most humdrum activities such as the choice of food and seating arrangements at meals. She argued that the changes in Vatican II, affecting the Mass, abstinence and the habits worn by some religious orders weakened the social rituals and thereby the social boundaries of Catholicism. Indeed, some complained that on occasion her work displayed her religion too openly; one critic dismissed Natural Symbols as Roman Catholic propaganda.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Douglas without appreciating her devotion to her husband James. Both had parents from the Anglo-Indian world and inherited their Catholicism from their mothers. James Douglas was director of the 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 between 1970 and 1974.
Widely respected for his intellect and ability to transce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he stimulated and encouraged her to look beyond anthropology in her work. She turned down offers of chairs elsewhere because of her concern for his career. Both were Conservatives of the R. A. Butler kind, even Christian Democrats. They were out of sympathy with Thatcherism and Reaganism, regarding the emphasis on 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ism as a licence for selfishness and a cause of social divisions. By 1977, with their children grown up and James having retired, Mary Douglas, finding British university life less congenial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at UCL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actionalised), opted to spend the next 11 years in the US. After four years (1977-81) as Foundation Research Professor of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Russell Sage Institute in New York, she moved 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s Avalon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with a remit to link the studies of t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She was elected FBA in 1989 and appointed CBE in 1992.
In the 1970s she had begun a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 at Sage with Aaron Wildavsky, the brilliant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y co-wrote Risk and Culture(1982); subtitled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it studied the perceptions of risk prompted by the concerns of the US ecological movement. Ten years later she collected a volume of essays on the theme of Risk and Blame. In
1987 she published the influential How Institutions Think.
In later years she studied the impact of modernisation on religion, noting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and even fundamentalist religions, for example Christianity in the US and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She also immersed herself in the Old Testament, learning Hebrew and drawing on the help of Hebrew scholars to produce In the Wilderness (1993), a study of the book of Numbers, and Leviticus; A Literature (1999).
In her eighties she did not slow down in spite of a serious illness and a mugging in Waterlow Park, North London, on her return from church. She continued to write and travel, receiving awards and giving distinguished lectures. She enjoyed domestic chores and she and James (both fine cooks) were generous hosts at their house on the Holly Lodge estate in Highgate, London.
They had simple tast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arts, and most of all enjoyed vigorous discussion, leavened with a little gossip about politics and academe. Until Jamess death in 2004 theirs was a marriage of minds as well as hearts.
Douglas was appointed DBE in the last New Years Honours List. She is survived by two sons and a daughter.
Professor Dame Mary Douglas, anthropologist, was born on March 25, 1921. She died on May 16, 2007, aged 86
还没有看过 只是通过其他关于它的只言片语勾起自己的想象和兴趣
还没有看过 那么有没有评论的权利？
呵呵 目前我只知道她关于不洁的禁忌，纯洁，危险，等等
这是一些分类，分类能带来定义 于是这书应该有一种建筑结构的性质
有意思的是 无形之物 即无法被定义之物
她的著名例子 比如旧约中 关于不洁食物的禁忌
包括 蛇 还有 甲壳动物
蛇在地上爬 但是没有脚
甲壳动物在水中游 但是没有鳍
因为它们跨越几个类型 具有混合特性
而不是其他客观原因 使它们不能被接受
有趣的分类和有趣的恐慌 这种面对HYBIRDITY的恐慌，全是籍由现成分类而出现 分类带来的纯洁性被怪物吓坏
但是无形之海具有无法说清之魅力 如同海老人 或者潘
道格拉斯是女的
哪里用错字了？
2010.4.6看书
[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
英文 Good to Eat: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98
Marvin Harris里面详细提到不吃牛，不吃猪的原因。
作者看过《Purity and Danger》《洁净与危险》，提到Mary Douglas。
与Mary Douglas的观点似乎不大同，称不需用到“分类的反常”理论解释。
认为不吃猪就是因为
人多了破坏了环境，环境差了，猪不适合沙漠，不能耐高温，
只能养牛羊，牛羊又加剧了环境恶化，导致猪在恶劣环境下产肉性价比低。
牛羊吃草可以长肉，产奶，猪虽然也能吃草但长肉快要吃粮食。而粮食是人吃的。
宗教上的规定只是附和当时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而制定。
书中还有一点，就是伊斯兰教为什么能在半干旱地区流行，
因为那里的人也不常吃猪肉，主要养牛羊，
而农业地区树林区的人不可能信奉伊斯兰教。地理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书中提到，山羊对生态的破坏非常大，
这种说法我是第二次看到，以前在电视节目里听过。
山羊可以吃树皮，吃草根，能适应恶劣环境。
所以，黄土高原，伊朗，阿富汗等喜欢养山羊，
确实，能养的很好，羊粪也是很好的肥料，但森林就永远长不出来了。
看书才知道美国人是不吃马肉的，欧洲人却吃。美国却出口马肉。
现在的美国人有可能是因为猪肉牛肉行业对马肉行业的对抗，买不到马肉才不吃。
单从吃这点看，现代的中国人(古代有禁忌)还是值得学习的，
没老外那么多虚头八脑的意识形态，对待动物一视同仁，都能吃。
什么猪不洁，牛是圣物，马是朋友，狗是宠物，等等，
自己不吃的就说别人残忍，真扯淡。
与其说是宗教信仰，动物保护，文化不同，
不如说是人类本性中的自我优越感，一切都只是为合理施暴而找的借口。
马肉我没吃过，不过有机会倒想一试。
比牛肉还嫩，不过我不喜欢血淋淋的牛排。不知中式烹调出来是否好吃。
美国1950年牛肉消费才超过猪肉，这条在《快餐国家》中也看到。
美国人，外国人“吃牛肉长大”其实是个误解。
摘录“很多农场主发现，在宰杀之前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给猪持续喂养玉米，
猪肉就比较敦实，猪的体重也会迅速增加。
到了1700年，用玉米给猪“送终”已经成为一种既成的商业实践。
猪把玉米转化为肉的效率是牛的5倍。”
可能这解释了现在美国为什么大量种玉米。
有意思。支持你的观点！
记下一笔，
才看了等了几年才看到的《佛教与素食》，
中国古代的禁忌是得佛教所赐，
更准确的说，素食文化是梁武帝以帝王权威强制施行开来，
再往前，没什么禁忌，没素食，也就丧葬期间有禁忌。
真是一个没信仰，没禁忌的文化。
印度，基督教，等都有禁忌。
日本多数人明治维新前不大吃牲畜，也是被强制
(详见《平安日本》《日本饮食文化 历史与现实》
wiki日本の獣肉食の歴史)。
佛教还真不讲素食与放生。
但这种不讲也有点过时，因为现在和尚多住寺，
佛陀说三净肉时和尚都化缘，
现在再说三净肉就强词夺理了。
我第一次听到也觉得有问题，你买肉怎么叫不是为你所杀。
佛教讲逻辑，逻辑很重要。也很多矛盾之处。
佛教地位得以崇高，也是因为素食禁欲，
不然恐怕也会落得道教儒家一样。
中国古代也没那么多肉可吃。孔子老是说到肉。
欧洲普通人吃肉要多点。
在古代一直是世界第一，现在真的要打问号。
也就那么几个朝代，几个朝代的几十年很牛，多数时间都很穷。
普通人生活水平不如欧洲。
我看几本书都推翻了李约瑟难题。
黑麦玉米萝卜等在欧洲都是饲料，
欧洲是马耕，有地轮作。
说到丧葬，据说最早的儒家也是搞殡葬业的，
后来和尚也加入。
道士分几派，有戒律严如佛教也有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
日本和尚也不全是结婚生子的，也分派。
日本和尚在日本人心中与中国道士在中国人心中定位有点像，
就是搞殡葬业的。
日本有种托钵僧，也不知是真和尚还是要饭装的，
很像国外Street Statue，乞讨是肯定的。
我到想起另一本书，说中国佛教已经沦落为原始宗教。
结合《佛与素》，恐怕就是殡葬引起的，
但不搞殡葬和尚就没收入来源，似乎也不合适。
每国情况都不一样，美国人接触的恐怕是日本(佛教)禅，
而非中国禅宗。
根据《图书.中国食料史》，
汉人在唐宋以羊肉为上，有点鄙视猪肉，
由于满清的影响，
猪肉才逐渐受到欢迎以至现在成为主要肉食。
即使现在还是牛羊肉贵，鸡肉鱼肉相对便宜，
与古代似乎没太大区别。
Mon dieu!
OMG 膜拜
你知道玛丽道格拉斯关于meal的描述和分析是出自哪篇文章吗？我想找来看看，但是找不到
sorry,不清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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