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村的故事
2002-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树民
素兰,纳日碧力戈
无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黄树民，1945年生，祖籍广东，成长于台湾嘉义。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专职教授。出版有《农业的萎缩――台湾农村社区制度之变迁》（英文，1981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及学术论文。目前从事研究地区包括台湾、福建及山东农村地区。
译者素兰，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现任专职翻译。
一版序
二版序
感谢
前言
第一章 林村印象
第二章 家庭历史
第三章 解放
第四章 饥饿岁月
第五章 参加政治运动
第六章 返乡
第七章 治保主任
第八章 欣欣向荣
第九章 解体
第十章 农村干部
第十一章 1990年代的变化
第十二章 林村何去何从？
跋 黄树民与叶书记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无
基层的视角，与林村核心人物（叶书记）的相识，打通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层制度障碍。通过与叶书记的反复交流和访谈，以及跟随叶书记接触村中的多项事务，使作者能够充分的取得被访问对象的合作，也加深了作者对于林村故事的理解。
本书最主要的特色在于通过对林村的一个个小故事的呈现，为我们理解国家制度政策变迁及其对农村变革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对国家政策执行与基层干部变通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进行了呈现，有助于理解权力的运行逻辑。
本书的写作主题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书中主要呈现了林村依附在土地制度上的阶级划分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政治活动对林村主要人物的影响、政策变迁与农村变革等内容。书中紧紧围绕叶书记这一核心人物，以故事为线索，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反映出农村的纵向和横向的变革，揭示了主题。但是本书的内容呈现不足，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村的变革，但是故事所涉及的层面略微单薄，农村的变革是多个维度的，作者侧重的是核心人物的生活史与政策变迁之间的关联。如果将主题缩小拟定为农村书记的社会生活变革，也许更为妥当一些吧。
作者黄树民生于台湾，后来在美国读书任教，研究人类学相关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到厦门近郊的一个村子“林村”（化名）做人类学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书的架构比较奇怪。并不是向一般的人类学作品那样的通过事例总结道理，而更象是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书记的一本个人传记。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书跟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有点异曲同工；只不过巴利那本书讲的还是自己的游记，这里是个人类学观察对象的传记，还是有些区别了。
主要的讲了叶书记所在的林村49年后到80年代中期的时代变迁（最后有一章是黄树民90年代中期重返林村的记述），虽然身在基层，但叶书记在很多事情上相当有见地。有挺多有意思的事情--不过其实就算不看这书，也大概能猜到是些什么--无非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吧。
就我个人的观感来讲，比较感兴趣的是叶书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正如我所一直以为的，文革更多的是对城市里相对高层的人的冲击，而对于农村来讲，并没有跟其他的运动像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有多大的不同。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为文革来拨乱反正，而对像主要针对农村的各种运动并没有多少说法，也许并不就是因为文革对更多的人造成了伤害--事实上有可能正相反，因为农村的人口更多。这个奇怪事情的原因无非是，文革所伤害的人是比较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那部分人。再者像59-62的三年大饥荒，在饥荒的时候居然奇迹般的饿死的大多数是自己种粮的农村人，而不是要间接买粮的城市人；还有所谓的上山下乡，城里人到了农村就算毁了一辈子，农村人却是应该一辈子就在那里的--这种荒谬的事情想一想，然后再去读读近些年的所谓伤痕文学，看看现在仍然在拉大的城乡差距，是很可以有些想头的。
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会觉得以前发生的那一切实在是荒谬。可是尽管现在变化了很多，要从本质上来说，好像中国人的社会还是没有脱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要搞好关系。要进体制内。要比周围的人好。别人在那里是为了斗争和超越的，而不是合作的。
活着可真累。
《林村的故事》是一本非常通俗易懂的著作。大抵迄今為止，也就是林耀華先生的《金翼》這本書在這一點上有著與之相近之處。書的主幹實際上是圍繞著新中國成立到90年代中期的一個變遷過程，屬於社會學上的縱向比較研究了。但是此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從主人公葉文德書籍的敘述為主，從一個特殊人物的敘述中展現4/50年的變遷歷程。這裡真正做到了讓研究對象說話，作者反倒是在其中充當了穿針引線的作用。當然作者在這裡並不是純粹的旁觀者，作者和葉書記不是主客體關係，而是主體間性關係。作者將自己的一些思考也近乎原封不動的展示給了讀者。首先我還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結合這本書談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後具體談一下書中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最後引出自己的些許發散性的思考。
算一算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也近乎100年的時間了，但是到現在我們始終沒有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對待方便拿來的西方理論。堅持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者正盛行，反對照搬西方理論者也不乏其人。當然可喜的是最近幾年已經出現了對於這種西方理論解釋中國學術路徑的反思。實際上，知識社會學警告我們，不能單純就知識談知識，不能單純就學術談學術，我們還要看到此種學術路徑的外部環境和社會基礎，當我們秉持進化論和目的論的時候，當我們把物質主義和發展主義作為主導的話語的時候，當我們因積貧積弱受盡各種入侵和侮辱的時候，西方的東西學習一下也未嘗不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和實踐也沒有什麽大的問題，我始終覺得這樣的一種緩慢變化可能更平穩，不會帶來社會秩序的根本顛覆，這樣在大的動盪和失序中首當其衝的社會大眾可能總的福利不會出現銳減，人的社會心理（主要是預期了）也會表現出一種穩定性。當然學理上說，西方的各種理論也確實能夠解釋很多中國的現實，並且為分析中國的現實提供了很多工具。此處我們可以舉一例子，國家社會分析框架或者國家市場社會三分框架，在90年代左右這種分析框架分析中國現實真是盛極一時、炙手可熱。但是這兩年我們更多的對於這種框架進行了反思，用這種框架修正豐富了國家社會理論框架，更有甚者，我們可能提出這一框架根本不適宜分析中國社會。但是我們誰能夠反駁一下判斷：即使我們後期的修正甚至直接的否定，我們能夠否認這一框架對於我們的引導作用么？顯然不能。單純引進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經驗的另外一個原因恐怕就是我們的求新求異，現在我們對於西方的理論的引進實際上一個很大的動力就在於此。當一個研究範式在國內翻來覆去的應用，不能有所突破的時候，我們不是立足于中國的經驗材料，而是想方設法引進西方的一些其他的理論，方便的引進一種新的視角，清華大學沈原先生稱之為引進西方理論的“錯位”現象，這裡的錯位不單指上述求新求異，還在於引進符合國內意識形態的理論。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探索，比如有些人借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概念提供了一條解決的途徑，那就是始終保持對西方理論的反思，反思就是對西方理論的前提和適用範圍保持某種警醒和批判。這條路子相比之於簡單的套用西方理論彩陶中國現實實在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但是此一路徑還是堅持承認西方理論的普遍實用性。這種路徑實際上背後的假設是這樣的，就是中西社會存在一些相似的因果作用關係，並且西方的社會科學家也很是樂意用中國的經驗材料來檢驗西方的研究範式，因為他們堅信，越是具有普遍解釋的理論越是好的理論。這條路徑出現的另外一個面目就是趙鼎新在他的《社會運動講義》中採用“形式模型”和“經驗模型”為之所做的辯護。形式模型指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或因果關係，經驗模型則是形式模型在經驗材料中的具體應用。這是我要講的審視中國社會的第一隻眼睛。
審視中國社會的第二隻眼睛，在我看來就是社會精英的解釋。剛才第一隻眼睛講的是中外之別，此處則重點講的是精英和民眾之間關於話語權的關係。這裡我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我們有時候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誰掌握話語權誰就去書寫歷史，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很多時候就是由這個社會的經營來書寫的。實際上看一些我們的教材，便知一二。我們更多的關注的是帝王將相史，誰會去關注所謂的平民。某種程度上這種路徑頗有些精英主義的味道。這裡實際上民眾的話語被遮蔽掉了。當然有些精英也會站在民眾的角度說話，這裡牽涉到人類學的概念，“大傳統”、“小傳統”和“同情”。實際上我們更多的關注大傳統而忽視了小傳統，大傳統也被奉作陽春白雪，小傳統也被貶為下裡巴人，實屬文獻記載的以大傳統維多，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很多時候也是歸屬於大傳統的。至於“同情”，這種路子相對於精英主義肯定有進步之處，但是我們又擔心：到底這種同情能否做到移情理解？
所以現在迫切的需要第三隻眼睛來審視中國。這一隻眼睛就是平民的眼睛。我們應該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中國大多數的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或者我們看到的中國的宏觀的變化（政策亦或者法律）是如何進入他們的生活，又是怎麼樣成為他們生活的邏輯的一部份？實際上，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那就是最深厚的秩序存在于大多數的民眾之中。但就新中國短短60年的風起雲湧，這一判斷就是成立的。比如我們改革開放，引進市場機制和各種外部規則，我們知道市場會產生失敗者，我們還知道外部的所謂各種現代規則對於民眾來說也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我們看社會遵循著它自己的邏輯和資源能夠很好的適應外部的這種變遷，並且建構出一種新的秩序。最近看了幾本書，像盧漢超的《霓虹燈外》、王笛博士的《街頭文化》，也包括黃樹民教授的這本《林村的故事》，我覺得都是從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一種嘗試和努力。但是粗粗審視以下中國學術研究，做這種努力的還不是很多。當然這裡也會涉及到這種路徑的合法性與可能性問題？合法性在於，平民的視角是不是能夠抓住所謂本質？可能性在於這種路徑具體操作方法是怎樣的？我覺得合法性的解決在於精英知識和民眾知識的相互補充和平衡，也可以看作是常識和所謂理性的平衡。可能性在於我們現在廣泛存在於民眾身上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式，以及各種民眾自己的文獻記錄，諸如王笛博士在《街頭文化》一書中所採用的本地的“竹枝詞”。實際上我們平時也接觸這樣一些東西，比如民眾自己拍攝的VIDEO，有些地方的農民已經自己開始拍攝滿足自己群體需求的電影等等。這樣一些形式，我們可以看做一種呼聲。
黃樹民教授的這本書的寫作我覺得就是將民眾知識和經營知識進行的一種柔和與平衡。作為一篇學術專著和嚴格的人類學調查，作者肯定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假設，但是這種理論假設確實通過葉書記自己的敘述向我們一一展示出來，並將充滿了晦澀概念的假設融化在葉書記的通俗語言中，這是這本書的最大出彩之處。處儲無理論，但是處處有理論。比如說，書中很少有男權社會、社會性別之類的概念，但是書中卻通過寶珠的行為的前後變化寫出了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在一開始的時候，寶珠在葉書記在場的時候基本上全部迴避了作者的各種提問，但是到了90年代作者再次造訪的時候，寶珠和作者交談並且留作者在家等葉書記回來。），卻通過計劃生育、過繼等寫出了農村的男孩文化與偏好以及宗族共同體（林村有一段時間因為香火不旺盛，所以出現了下一代繼承上一代沒有男嗣的家長的財產和土地的現象）。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葉書記說的天時地利人和，林村經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們也細微的看到，這種關係網絡和資源是如何通過什麽技術被調動起來的。村民對於關係網絡的建構或者激活同樣存在於外來人口中。書的後半部份講到，外來務工者如何慢慢融入本地社區，並且在稱呼上取得本地人的認同的。還有村莊內部人的內外群體意識。（周濟清在雇傭工人的時候曾講到“千萬不要從本省雇打工仔，他們會結幫來反對你。”）書中也很少提到傳統與現代這種分析框架，但是卻處處可以看到傳統對於現代的迎合。實際上我們還可以看到村莊治理中的宗族群體，以及能人治村。應該說，林村的社會關聯性是比較強的，很多人的生活面向還是村莊共同體，因為林村流動較少，村莊的變化更多的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互相作用。所以葉書記在談到如何監督幹部腐化問題的時候，談到了亮點。一個是政治運動的威脅，再一個就是幹部退休後還要在村莊生活，不想把名聲搞得很壞。實際上林村的社會關聯性兼顧了賀雪峰和仝志輝提到的兩種類型，那就是宗族發達，並且村莊資源的內聚效應。葉書記之所以能當選村長和他自己意識到的因為祖母是林氏家族成員，以及在90年代的選舉中，林氏家族的拉票現象，都表明宗族在村莊治理中的影響。當然這時候的村莊治理已經增添了新的影響因素，那就是個人的才能問題，實際上這裡是市場的邏輯在發揮作用了，這可以從葉書記對王正順的考慮和安排中可以窺見一斑。葉書記是林村的能人，這和他的關係網絡以及在村中樹立的各種公正的形象聯繫在一起。葉書記某種程度上可能類似于韋伯意義上的克裡斯瑪型的“統治者”。但是他卻時時刻刻標榜自己的正義感。作者也將林村的成功看作是葉的這種責任感的結果。這使得我們想到了集體制解體之後的很多中國農村的命運，實際上改革后仍然某種程度上保證了集體的成果並且造福于村民的幹部往往是要么自我約束比較強，要么是自己生活面向的束縛。這樣一種能人我們可以說是具有社會基礎的現代鄉紳，只不過這種鄉紳在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後，變成了書中所說的黨性和人性的結合體。能人治村沒有什麽不可的，只是這種能人不能是單向度的經濟人，而且要有公德，這種公德的練成雖然可以造就一些集體村莊的繁華，但是我們也要考慮是否能夠形成某種類似制度的約束，即使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相比之，我們的大學生村官計劃考慮和設計的就短視多了。
最後想談一下作者的關懷，記得費孝通在和美國學者沃思一起再訪江村的時候，費孝通的關注不僅僅是江村的社會經濟變化，而且是當地百姓的生活，但是沃思教授僅僅是好奇于費老30年代書寫的江村的現在的情況，兩種心境，截然不同，實際上此處費老牽掛的還是志在富民，而不是單單學究式的研究。同樣我們也看到黃樹民教授對於集體制瓦解以後，中國農村的何去何從問題。在作者那裡農村的發展絕不僅僅是物質的繁華，他還關注村莊的治理，還關注村民的精神，還關注傳統的流變，他和葉書記具有同樣的憂思！！！
大家惊异的是黄树民先生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变革的生动挖掘，作为改革开放的经历者的我们，对其的感受并不如外国人那么强烈，如同老一辈看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又不如我辈的感动。
黄先生的作品，最大的触动当时其对每次访谈所做的精细的描述，其对我者、他者双方的心理、生活状态，临时的外部环境，甚至是天气等等所都反映在其互动过程中。我想这是对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反思所做的实践尝试。长久以来民族志、特别是口述史所面临的话语困境，黄先生的努力值得更多的重视。
自己完整阅读过的国外中国研究的书本寥寥可数（不过文章资料倒读过不少）。而印象之中，深刻留驻脑海的有费正清所著的《美国与中国》和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以下简称《林村》）这两本。
对这两本著作，自己会很容易地找出两者所运用的方法、研究方向的巨大差异何在。在此做出对比，是为了明析历史学与人类学，甚至会涉及到经济、政治学等不同的方法所体现得出的不同效果。接着，自己会详细分析在阅读《林村的故事》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自己对两书之对照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是典型的大历史与大文化著作，其中分成对于中国早期的历史、近代以来的革命史以及建国后的中美关系这三大板块。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细节，作为旁观者与“他者”身份向我们讲述早已烂熟于心的历史，费正清的客观与细致令这本著作增色不少。
而作为“解剖麻雀”般介绍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社区的历史与文化民俗，《林村的故事》就针对福建的一个农村来描述其风貌。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的中国研究学者黄树民。而本书是使用英文写成的，书名为“The Spiral Road: The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书名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盘旋之路：一位村党委支书眼中的中国农村变迁”。我觉得或许英文原文题目更能反映内容的本质，吸引更多的读者。但无奈这本书一来到中国，林村本土的故事就戴上了浓郁的政治帽子，翻译得实在平庸！
《林村》这部中国研究的写作手法就出乎很多熟悉平白直叙的民族志等人类学作品的人的意料之外，当然我也不例外。如同书名一样，它透过一个叫叶文德的村党支部书记的视角，通过访谈、口述史与参与观察等人类学为主、结合历史学的形式将这条村的变迁以小见大，从侧面反映整个中国大地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变革。
从两本书的对照，我们不难得出《美国与中国》主旨在于开阔的时代背景，联系整个中华民族，来审视古代历史对于这个民族根性的形成；而后在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继而调整自身、不断变革的过程。从这个历史进程中，费正清得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总结——“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在近当代内忧外患对腐朽的封建体制的冲击，从躯壳中孕育出新的前进动力。可以说，外部环境成为了推动内因的一种动力！
不难发现，著作主要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在20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常见的“历史分析模式”。 运用大量历史文献与资料，还原当地（研究地区）的时代风貌，进而联系各种文化与民族特性来加以分析。这是本书的主要特点。而我们也能找到这种研究方法缺乏实地考察来验证的较大弊端——对史料的解读未必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林村》则结合了人类学的传统调查方式，用带有文学特质的结构和情节，使得文章可读性大大加强。这与林耀华的《金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个人认为《金翼》叙事松散零碎，在历史还原与调查有机结合上略逊一筹）。
《林村》虽是一本人类学的民族志著作，但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确有可资借鉴的重要史学价值。《林村》进入当代史的范畴且被关注的原因是国内十余年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已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 关注的范围更为宽广，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帮助的资料均可进入史料的范畴，并不仅限于典籍文献，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作为一种新史料自然愈显重要。很显然，如果我们想重新全面解释1949年以后一些已有的“定论”，就需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林村》书已通过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做了此类研究的部分工作，并创作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普罗人物研究的极佳样板。
二、党委书记与作者的合作——深入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的农民在传统的封建经济体制里所处的地位，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一方面他们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地位上却模棱两可，每当朝代更替、权野纷争之时，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的总是农民。在《林村》中前言，它是如此探讨的“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中，更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此，中国与西方的学者，都将之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显著的特征。”
这是属于历史沉淀里对中国农民的群像解读，但在建国之后三十年的前进与动荡并存的年代，甚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腾飞的年代，农民的社会地位仍然脆弱，生命力依旧顽强不息！在美国接受西方人类学授道，现任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黄树民先生，他的根仍是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心中怀着对如斯土地与土地之上农民生存状况的陌生与向往，作者的调查需要一个十分熟悉当地情况的报道者。
因此，作者在林村（非村本名）的最初落脚不久，就遇上了一开始令他留下不佳印象的叶文德书记，但在其后大半年的接触与深入访谈，这位叶书记却成为了作者调查的最主要访谈与合作对象。两者的成功合作与日常交往是让我在书中看到另一亮点，体现了人类学“美美与共”的学科特点。
在《林村》一书中，在我看来，这位叶书记的形象是有关中国现实的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当然，也可能是被刻意忽略的。照片中的叶文德和大部分中国农民没什么区别，事实上他也具备中国农民典型的性格：勤劳、忍耐、狡黠。但同时，他的个性、高中文化背景和中国数十年风起云涌的政治现实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洞察力。他像一个仁慈的暴君统治着林村，却怀着对饱受苦难的民众的深切怜悯；他是党的基层干部，却具有对虚伪政治的天然免疫力；一方面，他充分动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关系为一方谋求利益，另一方面他却嘲讽地解构了那种假、大、空的政治理想，在平实的阳光下将其曝晒，还原成干瘪的糠壳。
作为村中其他农民与国家上层联系的纽带，一方面叶书记要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与疾苦，但另一方面又要向村中宣传上层中央的政策与指令。而两者的利益矛盾的差异之大，绝非外人可以想象的！因此，书中所描写的不少村民对叶书记的一些负面评价，不满，甚至会做出破坏书记家父的墓碑这样违背常规与传统道德的行径，让人可想而知书记地位之尴尬，处境之困窘。
通过这座沟通国家与地方社区的桥梁，我们从这个人物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中看到当时特殊的年代国家与共产党对于基层（包括城市、农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在基层造成的影响。
三、党的上级政策变迁与农村的应对
书中一开始从叶书记的祖上的历史、生平开始叙述，进而在这段历史中注入鲜明的个人印记与时代的特色。
解放前夕到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变化巨大。林村一些在国共内战帮助国民党（不管主动或被动）的村民在解放后就又成为共产党在村里的代言人。在此后的一些政策的实施中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农民是不会过多地过问政治——除非与自身利益相关，否则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权的时移转变是不会关心。这与先前探讨农民的地位有关。处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离高高在上的天子庙宇过于遥远，中间还要间隔着数道阶层。在封建统治，无论何人上台，受到压榨与剥削的都会是农民。早已麻木的农民对此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对于中共的理念与政策仍抱着几丝怀疑与审慎观察的眼光。
（一）解放初期：在《林村》一书中，解放初期，中共就实施了政策，把人民加以区分，财产加以划分。这无疑在很多村民的一生都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照叶书记的童年回忆，大部分是中、贫农。一些人划为富农，命运还算好的；而那些不幸被划为地主阶级的人家，恐怕一生都无法抹去这个“名号”，几乎等于永世不得翻身，下场凄凉。叶书记的一句话令我影响深刻：“社会不能建立在互相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互相仇恨。” 确实，这项政策虽在三十年后取消，但其影响延续至今。生于八十年代末期，我们虽无法切身体会，但面对如此经历当时往事发生的过程的前辈，见证历史的发生，再来向后世者娓娓道来，实在有醍醐灌顶之感！
（二）人民合作公社：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我们的主角叶书记还在求学阶段，中共在1953年推动农村互助组，一年后，就在农村组成了“基本合作社”，两年就变成“高级合作社”。“吃大锅饭”，捐出自家的土地，收归公家所有，共同劳动。村民反响一般，虽对田产充公稍有怨言，但也不得不接受。这是当时最大的特点。这也为中共其后偏离生产规律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三）大跃进运动：在公社中，每个农民都有米饭可食，而且分量不限。这只是“大跃进”一开始在不少农民来说看到的不少特征中最明显的拥护之处。这也看出当代农民，甚至可以说是全体中国群众的劣根性之一——只看得到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不太关注长远的利益与规划。
在此期间，林村的壮丁大都被招进城内参与炼钢生产，老幼在村里，在“大锅饭”体制下，劳动积极性无法调动开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消耗如此巨大，生产无法延续，再加上几场严重自然灾害，村里的饥荒延续数年，饿死了不少人。如此看来，自己的命运维系在掌权者的政策手中，因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愚昧的特点，无法自主违抗。可想而知，无论是古代，抑或是近当代，农民的地位与命运一如既往的脆弱，犹如蝼蚁。国家与农民的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像《林村》书中能有血有肉反映农民实际案例的著作，实在不多。
（四）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爆发之前，其实中国已经有大大小小上至中央，下至农村基层的打着不同名号和政治目的运动。已然成为青年的叶书记也不免深陷这个漩涡之中。这些政治运动都为“文革”总爆发埋下了伏笔，而且令叶书记看透了政治的本质及其虚伪的一面，他在书中说道；
“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燃起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想，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以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想？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个历史的错误？”
不要说是作者，连现在经常“指点江山”的青年也很难相信这番话会出自一个效忠于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其次，对于如此绝对政治化的运动对于林村如此狭小的遍布中、贫农的村庄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城市来的大：
“今日的报纸，将文化大革命写成万恶之渊薮。……但是若要讲农村，这样的形容未免太夸张。文化大革命是城市人的政治运动，红卫兵的主要目标是知识分子和高干。……在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几乎只是四清的延伸而已。”而四清“针对农村干部和特定农民。”
叶书记的一针见血，令很多对那段历史不了解，官方解释有近乎空白的诠释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心声。
（五）“一胎化”政策：相对于政治，农民与其说是全盘接受，不如说是被迫逆来顺受。但文革接近结束后，农民对于传统的打破却相当的在意。对于这些违反自身传统的政策反应强烈。
“一胎化”政策就是现今人们所熟知的“计划生育”的英文翻译。对于被传统束缚于土地的农民，需要男丁来基础自己的土地。而“一胎化”政策却割断了这种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和维系祖先和土地的命脉。可想而知，即使国家要强制推行，也会遭受到各个方面的阻挠和反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民们谎报生育子女数目，为了求得男丁拒绝堕胎。
对于城市和农村对于“一胎化”不同的反映。叶书记则认为城市的老人有退休金等养老福利；相反，农村则延续着“养子养老”的风气，也很难一时改变。这就是推行的难度艰巨的根源所在！
当不少西方学者大多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的态度时，著名中国研究学者波特则认为批评者不了解中国国情。同时，也指出农民所考虑的问题是自身无法耕作后，无子嗣来养老、送终、延续血缘的人生重大问题；这与国家对于“计划生育”的目标在于控制人口的解释不在同一个沟通平台。所以，国家有必要首先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让他们保证政策的实施到位。
从古至今，中国高层的决策者都无法直接与农民基层进行深层的沟通并取得相互理解。在古代，这是“君臣”封建等级观念所限制之先天桎梏。而现今，国家与农村的直接沟通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就实在值得人们深思和给予关注。正是如此，使得叶书记常常夹在国家与乡邻之间，“左右不是人”，无法调和矛盾。
四、自己对于本书的一些感想
以上对于这本书的分析只能粗浅表达。但黄树民撰写这本书时，带有自传式的半文学形式，来记述一位可爱而又可敬的村委书记“生命史”，及其所在的林村近三十年的村史，形象而生动，犹如自身亲眼所见，亲身所闻。但林村在这三十年的点点滴滴，翻天覆地的变迁与辛酸，绝非黄教授用大半年的时间所做的调查，这20多万的文字可以一一细述的。
诚然，这本书所采用的历史学与人类学通用的“口述史”的方法独特且不多见，虽然作者也在调查中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访谈其他相关人员，以求实证，达到对比和补充的作用，但不排除在回忆往事和个人经历等方面存在制约因素，导致一些与事实的不符，发生矛盾的说法。但我相信作者会考虑到这个重大问题，加以解决。
相比起《美国与中国》的大历史框架，《林村》则更富于乡土气息，贴近生活，村中各种人物的形象与故事都是如此的有血有肉，令人觉得我们中国农民实在可爱、可敬。这也是自己缘何决定分析《林村》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尽管在他们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特性——如眼光狭隘、只顾私利等——但这又何尝曾经不是广大中国群众的国民写照呢？更何况，他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代表呢！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波特认为；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的情况。但试问，现今不少向农村基层推行政策的决策者们，又有多少深入了解这群农民同胞、“大地的儿子”呢？从这些著作中，我们看见改革行进中，农民的生存现状虽然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观，但如果现行的机制与农民自身的素质没有根本改善的话，那么，农民仍然会成为现在时代发展、市场经济的“弃儿”。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远景。从书中，直面历史，直面自己的不足之处，我相信，农民的未来可以更加美好。
《林村的故事》是美籍华裔的人类学教授黄树民的代表作品。黄树民在1984年克服各种困难在厦门北郊的一个闽南村庄进行人类学调查，以期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弥补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资料的缺乏。
黄树民教授在调查的过程中结识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并得到叶文德对研究的大力支持。于是，黄教授在一次次与叶书记的访谈后，最终决定透过叶书记的视角，通过记录他从出生到80年代以来的整个生命史，来书写林村1949年以后的历史。黄树民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就从叶文德角度的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流畅，真实性和可读性都很高，黄教授通过合理的发挥，将一份人类学的民族志以类似小说的方式展现出来，比起传统的历史文献叙述更多了一种鲜活的、异样的冲击，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再现历史事件，引发无尽的思考。
我觉得《林村的故事》读起来像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活的一个切片。在这个切片上，历史上各种事件投射在这个村落的颜色和痕迹清晰可辨。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集体制解体、工业化与城市化......然而因为从林村这个角度切下去，每个事件又具有了林村独特的观感和经验，因而与通常的记录并不一致，它们的实际影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和宏观层面上的叙事不成比例，丰富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不时出乎读者的意料。
同时，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运动、变迁又最终是作用在乡村与村民的具体生活中，例如叶书记的一生之中。叶文德在本书中成为叙事脉络的主干，从这条主干衍生出去的与不同人物的联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乃至与整个国家的联系，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历史体系。从这个脉络体系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宏大叙事的空虚感，与微观叙事的片面性，走向对历史与当下的确切体悟。
黄树民在第一章的结尾写到“希望本书的付梓印行，不致危及叶文德书记和其他村民的福祉”，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叶文德作为一个乡村的党支部书记，虽然具有高中文凭，但是在本文中体现出的对政治历史问题的洞察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也许正是几十年的政治现实的浸染，以及自己一生的人生经验，使他能够看到当时的许多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叶文德在评价解放后打破原有的乡村统治结构，将贫农提拔为干部这个政策时曾说到：“不。出问题的不只是政策而已，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们的政府要将农民分为不同类别，要搞阶级斗争，到底是不是一种基本上的错误。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勤快。如果我们处罚那些工作勤快、积存财产的人，奖励无能或是懒惰的人，就等于在传递错误的信息给下一代......所以，你看，问题不止出在政策上，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更深：这关系到一个人怎样看待这个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社会不能建立在相互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相互仇恨。”(本书P42) ——在这里，叶文德已经看到建国史中那种不顾真实状况，搬弄共产主义革命逻辑对地主、乡民进行毫无人道的斗争和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仇恨。他明白煽动起这种相互的仇恨，事实上破坏了农村得以运行的正常秩序：惩罚付出和努力，并在政治斗争中不断颠覆农村政权，只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后来的灾难埋下隐患。他应该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革命逻辑是共产主义政党夺取权力的策略，也是其内部政治斗争的副产品。
又比如，在大跃进之前，经历政府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后，农民们进入人民公社工作和生活。大跃进到来后，通过土法大炼钢铁，农业生产荒废；政府又颁布规定推行“科学耕作”（实际上是不断增加种植密度），使收成大幅降低。大队和生产队受到上级压力，捏造不实数据呈报上去，公社和县政府根据这些数据下达无法完成的收购指标。叶文德对此评论到：“回顾这几年，我觉得真是好笑。顶层的人，欺骗群众、误导群众，群众再欺骗上级，上级再反过来，根据这些虚假报告来订定新政策，一旦些微事实刺穿这个涨满空气的政治神话，这个邪恶的循环随时都可能爆炸。”(本书P58)——叶文德看出了这个过程的虚伪，也说明农民和各级政权并非不知道这种虚伪，只是都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说破，只好等乡村出现大饥荒，终于为时已晚。叶文德甚至说到：“我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为疏失而起，接下来这二三十年，全国各地都饱受饥饿之苦，毛主席要对此负责。”
再比如，叶文德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本有机会调进城市成为国家干部，但文革中因为刘少奇被打倒，因此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遣送回村。叶文德感慨地说到：“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点燃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思，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于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从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思？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本书P95）——可以说，叶文德这段话代表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也折射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变化。人们在反复的政治运动中开始察觉这一切的荒谬性，虽然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高压下仍无法摆脱，不过内心已经开始厌倦，文革作为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顶点，已经在众人的怀疑中开始走向结束。从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已经可以体味到整个国家走向实用主义的前兆。
再比如，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那时的叶文德已经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顶住压力开始在大队进行改革，实施红利制度，提高效率；并且让村民自己选举生产队队长，结果选举后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变成了党外人士。此时，叶文德说到:“这样的结果，我并不觉得意外。事实上，这样的发展相当自然，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党在遴选新血之时，挑的是忠贞、听话而且没有想象力的人。这种人很安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个人野心，而且只知道小心地执行党的指示。但是，在遇到需要个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的情况时，他们便无法调适，所以这种人一定要换掉。”（本书P150）——叶文德的改革非常大胆且富有成效，是因为他知道农村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党的组织原则非常严密，一直深入到乡村基层政权，以确保党的意志和政策的贯彻，而这种组织原则，实际上使乡村政权充满了叶文德所描述的这一类人，他们的平庸难以保护农村不受政权的伤害，难以带领农村取得突破，难以改善农民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政权的传声筒和执行棍。叶书记敢于顶住压力进行改革，体现着他的经验，也体现着他的远见，因为他已经知道改革开放开始后，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后来的发展印证了他这一点，政治上的变化使他免于了闯祸的危险。
当我们重新思考叶文德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叶文德之所以能得到这些认识，是因为他是政权和乡村的过渡、媒介，一方面他受过系统教育，也有比较坚定的集体主义信仰，因而他能够理解制度和政策的含义。另一方面，他作为党的基层领导，非常清楚哪些制度和政策在农村中引发剧烈的冲突和严重后果，并且能在这个过程中明白问题的根本所在。他自觉地保持中立的态度，并能够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努力，这也是他能够广受支持的原因。
叶文德有惊人的勇敢，敢于创新和改变，不断推动着林村的进步。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利用自己曾经积累的社会关系带领大家开办工厂积累财富，为村里建立集体的医疗保健系统，协调村中利益冲突，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种无私。
然而叶文德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他在乡村中扮演着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角色，在他眼中普通村民是短视、无知且惯于忍耐的。因此，他的许多手段都带有强制和专断的色彩。他曾说到：“农民就像牛一样，一旦他认为事情无法避免而加以接受后，你就可以把开口束得一次比一次紧。他们一开始会抱怨，但后来便会向现实屈服。”（本书P198）这种权力并不是特例，书中写到“一般而言党支部书记在他的管辖区内，权力不受节制。如果干部没有良心又不廉明，要滥用权力贪污而不被知道并不是难事”，“说老实话这个镇的18个大队支部书记大部分都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将公款盗为己有”。（本书P214）
可以说，林村在这艰难的几十年中能够有叶文德来当领导者是幸运的，叶文德利用自己的能力为村民谋利，却没有用自己的权力来侵害乡村。本书结尾魏捷兹写的评论中说“无论中国经历多少荒谬的政治运动，政治狂热对人性造成多少伤害，造成多少人的自私、冷酷无情和倦怠，但仍有像叶文德般能够思想、反省，为着再创生机而努力的个人（无论为的是个人还是集体）。”（本书P261）——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这本以叶文德为主线的书最终展现了清晰的理智与可贵的人性。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理智和人性在那段历史中的作用有限，叶文德的特例并没有消解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们，特别是农村的人们被强加的苦难。同时，也无法许诺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下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法抵消同样由此带来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侵害，更何况前者还在不断瓦解。
弗里德曼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中国乡村都有一个“叶书记”，更不能期待这个体系不同权力层次上的“李书记”或“张书记”，根本的变革是寻求整个制度的改善以及每个个体的理性与人性的觉醒。
林村的故事讲述了林村的某种幸运，却折射着更多更大的不幸。我们注目这份不幸中的些许幸运，是希望从中发现一条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参考资料：
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
徐平、包路芳，2003，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 《广西民族研究》
石奕龙，2003，书写文化与真实——《林村的故事》读后 ， 《民族研究》
周孜正，2003，当代中国研究里一只"冬日的烤红薯"——试读《林村的故事》 ， 《社会科学论坛》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http://bbs.tsinghua.edu.cn/pc/pccon.php?id=3448&nid=71419&tid
强列推荐这本书，不过本文写得很零乱，混杂了自己一些不断变化的想法
（未说明部分均引自http://xm1982.blogchina.com/1345679.html）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农村变革》，主要通过对厦门近郊一个“模范村”的人类学考察来书写一个相对真实版本的大陆解放后农村史。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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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最基本的方法来描述了49年以后“林村”的变化。有趣的是，此书也可以称作是“林村”党委书记“叶文德”的个人传记。全书除了“叶文德”三字是真实之外，其他的都是化名，包括“林村”二字。因为作者在做田野研究的时候，书记提出了个要求，希望自己的名字能以“漂亮的正字”印在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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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两个细节让我个人很惊讶
一是“对于干部等的公开羞辱和折磨是‘四清’而非文革的创举”。
这就让我多少理解了为何上一辈人对于刘少奇的结局时常带有“咎由自取”的态度以及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掩盖了什么——比如是否要把一切退回到王实味的事情或者更早？
二是在三中全会开始之前该村开展的完全独立于“小岗村经验”的试验：保留集体制但改为按劳取酬——以及在之后的出于社会保障目的延宕数年迟迟不取消集体制的做法。
之后富有戏剧性的解决了少数人垄断原有的集体产业的过程也十分值得一读。
因为此前有人宣称十几个村民按血手印的事情是假的，让我一度对于农村民众的自觉感到悲观，但是读完此书却又重新放心了不少，lol。
其余的部分，诸如文革开始后人们政治热情的破灭或者改革开放后权力和关系在市场行为中的作用，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值得注意的是，叶文德认为自己利用种种潜规则是在为村子这个集体而非自己个人牟取利益，因而十分正当。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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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结尾处有这么一句话：
在改革后的中国，一些人的玩世不恭和另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已经悄悄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教导下的理想主义，叶（书中的主角）可能是最后一批整正信仰者中的一员，在市场经济和个人竞争的无情车轮前，那种把集体利益置于私利和私欲之上的思想正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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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让我想起钱穆所论述的历史演进中具体个人的重要，也想起美国建国初期的才智和德行都出众的人们，以及哈维尔撰文纪念的某位前体制中的具有真诚信仰的好人。
从《论美国的民主》、《联邦党人文集》到《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我阅读的动机显然都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单纯好奇心的混合，而结论渐渐清晰起来：
1.如同罗素所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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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先进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哲学，在它的出生地无非是流行意见的一个澄清和系统化，到别的地方可能成为革命热血的源泉，最后会成为现实革命的源泉。调节先进国政策的一些原则传扬到比较落后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理论家。在先进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移植来的思想所以很少像在旧土一样成功，这点差别也是其中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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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某些情况尤其是社会变革期下，大众的命运有时的确取决于少数人的智慧和操守。
3.所谓平等，应当是建立在承认个人的天赋、勤勉程度和道德差异的基础上的对于个人发展机会相对的平等。
而这种感觉在读完《林村的故事》之后更为确定，毕竟这是同胞所亲自走过的道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意义在现阶段对我而言都要更重于大洋彼岸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没有宗教传统，没有新大陆，没有种族问题的包袱；但是我们有对于传统的彻底撕裂，政治狂热消退后的普遍麻木，相对稀缺的资源和被充分释放并缺乏信仰或传统价值观制约的欲望。
悲观地看，似乎社会同时堕入两种后极权社会的混合之中，而个人可能进一步合乎传统（隐遁）地放弃对于相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和个人表达以及奋斗；但是林村的故事让我觉得，民众（中的一部分，甚至完全可能只是少数）也同样有可能无需阅读、借鉴或者体验他人的生活方式，亦无需经由他人的“启蒙”，而凭借自己的需求和经验成长起来——只要有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
这就让人想起康德所说：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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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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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在这里想理解或者说曲解为启蒙应当是内省而非外加的。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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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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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愿意相信，这些自由就是足以产生实质转变的开端了
写了很多，很混乱，不打算总结了，有件有趣的事情提一下
书中提到“促联”及其前身“8.29”，这个用福建省长叶飞在1966年遭到不幸的这一天命名的组织，让我略微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历史感”——之前我在福建旅游的时候曾在泉州的蔡氏古民居看到很多完整的从反右到文革的标语，心情是兴奋和惊讶居多的，甚至在翻进因为被捣毁而废弃的祠堂中，看见断壁颓垣和墙上写着的“八二九战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时候，依然如此。但是在书中读到轻描淡写的这个组织与其敌对组织的斗争及其对小村的影响之后，才终于有了我认为自己该有的沉重的感觉——再说句跑题的话，对于“九一一”的类似的不以为意甚至是看笑话的心态，和在政治运动中可以肆无忌惮甚或大义灭亲之间，的确是可以看得出同样缺少了某些东西的吧，比如本书作者的简单朴素的“人本关怀”？
——想起《林村的故事》
西闪/文
一直以来就有两种政治，一种是权力政治，一种是公共政治。可怕的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权力政治全面压垮了公共政治，无论深宫重闱还是市井乡间，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浮沉于权力政治的魔幻湍流中。而公共政治（或称为“公众关系”）从来都没有正常过。我这样说似乎偏狭，但是这无疑是我的亲身感受。有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历史及其背景下人们演出的闹剧。诸如《国画》、《潜规则》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人们与现实合流的行为准则和意识基础。更年轻的中国人则止步于所谓“身体写作”、“残酷青春”的自恋式的描绘上。总的来说，对于公共政治的畸形和缺失，人们视而不见。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了这个时代的大场景，即时代虚伪。起码，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是如此。可以说，自年轻的费孝通完成他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之后，中国再没有一本人类学作品是面对真实世界的。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人类学博士，而她的毕业论文洋洋洒洒数千文，所讨论的不过是中国茶馆的兴衰。
昨天我碰见了两件事情，让我对中国虚伪的政治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报社领导叮嘱我这一段时间采写的新闻要留心目前形势，不可造次。他笑称，编委会讨论出一个新词，那就是“新闻安全”。我对领导说，干脆把我们报社的徽标改成杜蕾斯安全套的形象得了。他大笑而去，我则心绪难平。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民法典》起草的事情。采访难度非常大，政府官员语焉不详，参与实际起草工作的人很难联系。我曾经把电话打到《民法典》主要起草人L教授的家里，被他坚决拒绝。好不容易，同为主要起草人之一的S教授同意接受采访，但是要求我先恶补民法基本理论，“不然提一些外行问题没办法回答。”之后再打电话联系，被一顿狠批。S教授厉声指责：“事情都是你们媒体搞砸的！”我解释说这次采访的目的是让大众了解民法，毕竟这直接关系到民众的权利与生活。内容完全是民法基本知识和起草进度情况，并不涉及其它。他说：“民法出台也是2005年以后的事情了，我们都不着急，你们急什么？”我一时哑然。“我们”是谁？是包括S教授在内的能够参与社会秩序确立的官员和学者们吗？“你们”是谁？是包括媒体在内的普通大众？“我们”与“你们”之间只是给予与接受的单向关系？
这些年来，中国平均以十天一部的速度出台各种法律。刻薄地说，立法工作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养活了不少官员“学者”。“法律”象雪花一般飘落在大众的头上，而高居庙堂者却把雪花当作大众必需的馅饼。在潜意识中，他们显然把自己等同于印加帝国的巫师或者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了。也正是这位S教授，他的一篇鸿文题目却叫《用民法精神重塑中国社会》！在民法立法的基本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所谓人文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激烈争论。但是这种争论的背后却是“在野派”与“当权派”的权力争斗。这是稍微明白的人都能看出的。大众被排斥在事件之外，无助的等待着又一个法律对他们的“关怀”。虚伪，似乎象冬天的浓雾笼罩一切。
或许并非完全如此。在《林村的故事》一书中，一个叫叶文德的普通人就把虚伪戳了一个洞。黄树民，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1984年到1996年，黄先生参与到中国福建一个叫“林村”的农村生活中，真切详实地记录了林村1949年后中国农村的变革，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鲜活的人物——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在我看来，这位叶书记的形象是有关中国现实的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当然，也可能是被刻意忽略的。照片中的叶文德和大部分中国农民没什么区别，事实上他也具备中国农民典型的性格：勤劳、忍耐、狡黠。但同时，他的个性、高中文化背景和中国数十年风起云涌的政治现实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洞察力。他像一个仁慈的暴君统治着林村，却怀着对饱受苦难的民众的深切怜悯；他是党的基层干部，却具有对虚伪政治的天然免疫力；一方面，他充分动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关系为一方谋求利益，另一方面他却嘲讽地解构了那种假大空的政治理想，在平实的阳光下将其曝晒，还原成干瘪的糠壳。
听听黄树民教授记录的叶文德对文革发表的看法吧：“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燃起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想，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以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想？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个历史的错误？”
而我一旦将其中几个名词与当下的时髦字眼替换，就发现叶文德的怀疑至今仍然适用。
作为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农民，叶文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的报纸，将文化大革命写成万恶之渊薮。……但是若要讲农村，这样的形容未免太夸张。文化大革命是城市人的政治运动，红卫兵的主要目标是知识分子和高干。……在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几乎只是四清的延伸而已。”而四清“针对农村干部和特定农民。”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羞愧。
读《林村的故事》，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所谓的主流政治是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漠然实现的。这是一种活埋，尽管不是那么彻底，尚不能让高居庙堂者完全满意。如果把虚伪比作掩埋用的泥土，那么被掩埋者仍然有能力将其戳出一个可供喘息的窟窿。关键是你不得屈服。
这让我想起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黄幸纾教授。在中国的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为了各方利益你争我夺。攸关民众安全的法律法规一再缓行，全民利益被漠然视之。做为学者，年过七旬的黄先生立足专业精神，对当下转基因食品中存在的诸多安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一些可想而知的原因，大多数人听不到他的声音，也必然引起当权者不悦。但是他依然奋力戟指虚伪，不肯后退一步。
一个村夫，一个学者，天壤之别，却岸然于时代虚伪，值得我佩服！
写到这里，正是旧历除夕夜，一城居民不顾多年政府禁令纷纷燃放绚烂烟火，再联想到上海禁止放飞风筝一事，感慨凡是违背人性的东西必然不会长久，而时代的虚伪也必如冬日黑夜为灿灿火光所击破！
林村的故事：
副标题是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恰好可以补《金翼》内容的缺，《金翼》写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缺失的可能是直接对比国共在农村政策上的得失，因为国民党其实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才逐渐消除军阀的势力确立党治，两党的土地政策差异据说是导致最后政治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对这个不了解，不敢乱说。总体来说，《金翼》给我的感觉是在具体细致的述说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生活，一种完全的过去时状态，因为涉及的上世纪30年代前的事情，所以与正统途径接受的教育对比，事实上的差异不大。我说我有所了解，意思也就是说这种生活与我们从书里了解到的传统农民的生存状态差别不大，相当于把此前了解到的抽象原则和概念性描述直接图示了出来。或许由于当时的状况、作者的心态等因素的集合，形成了一种比较温顺的行文风格，甚至可以认为作者是一个离乡日久的学子，在借写一部人类学著作的机会温情地回忆他曾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对文中涉及的人物的命运的关怀，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我们也能比较容易地猜测出作者本人在书中的乡村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和家庭的地位。
林村故事在个人感受到的震撼上比《金翼》带给我的强烈得多。因此不得不说它非常值得一读，当然，前提是如果对农村解放后至90年代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当然是不同于官方描述的历史蓝本。但我知道，这种强烈的读后感与我此前几乎没读过几乎任何带有历史性质的关于这段生活的书籍有很大关系。敲到这我想起来其实我也接触过，大学时读张炜的《古船》是初次，到后来的《白鹿原》时代，这种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已经很多了。但小说的形式明显限制了我把这一切当做事实接受，虽然《金翼》和林村故事都是人类学家以小说的写法创作的，但它们其实都是田野调查类作品，而尤其是解放后的林村故事，简直比小说还要小说，正是这点令人悲哀。政治外力的粗暴介入和无情改变，人们命运的剧烈起伏，甚至使写小说的作家们显得想象力低下，因为只要做口述实录状就可以得到一部绝好的小说了。与《金翼》一样，作者都是直接用英语写作并先在国外发表，后翻译成汉语的。林村故事的作者更不介意表露他面对人们命运时无法克制的关怀与同情。用个很不贴切的比喻形容2者的文字风格，《金翼》是恋曲1990，林村故事是鹿港小镇。
大概的内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介绍：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最大的政治灾难，真正的饥荒在大跃进时才是普遍的，78年11届3中全会后才开启了人民的思路，农村人观念比较愚昧拒绝实行计划生育、基层干部是腐败无脑之人等。阅读林村故事可使人对上述观点做出深刻怀疑和不同程度的修正，并会多少体会一点政府不开放文革档案不鼓励对该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缘故；同时也受作者感染，不丧失对人性温柔的希望。作者于1984年11月——1985年6月在林村调查生活，并于96年后回访1个月，续写90年代部分。有趣的是2本书的调查地都在福建，《金翼》在古田县，林村故事在厦门，与大学时代的厦门与旅游者的厦门是多么的不同啊。
《林村的故事》04年底出国前就买了，凭我多年的买书经验（而不仅是读书的经验，因为我买书的速度大于读书的速度，呵呵），这是一本只需粗略翻了几页就能断定是本好书的书，但当时正准备出国一直没看。前几天回到广州，忙于见亲人和四处吃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到了晚上睡前，终于安静下来，在书架上抽了几本书出来翻翻，其中就有《林村的故事》。于是前晚睡觉前，一气读了一半，因为要倒时差，不敢看得太晚，才放下，今天有空终于把剩下的一半读完。
林村是厦门近郊的一个村，这本书说的是这个村子在1949年解放后所经历的变革。作者原籍广东，幼时随父母在49年移居台湾，先后在台湾和美国进修人类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本书是80年代中期他在林村所做的田野调查后所著。以林村党支书记叶文德的经历和回忆为基础，通过一个小村在49年后的种种故事为缩影，勾勒出了那个巨大变迁的时代以及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社会。
叶文德是一个让我尊敬的人，他是忠诚的共产党信仰者（也尊重和深信部分传统，如风水），村里的独裁者（源于其无私、出众的能力、以及上级政府里的人脉），也是一个把集体利益放在私欲之上的人（至少在1985年前是如此）。他小心翼翼地走在村内的家族间的历史恩怨与斗争、上级政府对农村的铁腕政策和民意之间，努力保持中庸之道，同时着力保护村里的弱势群体。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带领大家致富，在80年代初期，他就为村里建立了集体的医疗保健系统。“大队为村中的儿童购买预防性药物，如疫苗，还有维护公共卫生，如定期清理村中饮用的水井。村民要看赤脚医生，自己要付钱，但是他们若需要在市区住院就医，大队会负责交通费和80%的医疗费用。我认为为村民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我们这些干部应尽的责任。”
叶文德有一段话关于基层干部之不易也很精彩：
“作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可不是容易的工作，经常要面对各方压力，调解各方利益，一不小心就会顾此失彼。一方面，我们还得按照上级的指示，作这个做那个。我们要是不着做，党就当我们在跟上级的干部唱反调。这一来就严重了，党有的是办法整死那些蔑视党纪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在执行党的指示时，难免招致村人的不满，尤其像是些惹人厌的运动，像是节育政策，更使人心生怨恨，而国后我们还得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过下半辈子。村民的抗拒使我的工作倍加困难。”
“我觉得我夹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哪一边都不偏袒。在政府眼里，我们这些农村干部是很可疑的。我们这些村级的干部，对于政策的成败要负无上的责任；同时，政府又认为我们太容易和亲族、地方势力结合，所以一定是贪污腐化的。村民对我们的看法也一样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代表他们和政府沟通，尤其是政府要强制实行惹人厌的政策时，我们应该是将人民的看法和感受传达给上级的管道；要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政策，我们便应该挺身而出，代表他们抗拒这个政策。但是农民也同时相信我们迟早会背叛他们，站在政府那一边，因为我们的权利是政府给的。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会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基于过去的经验，我做事的原则是尽量保障村民的利益，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尽量不要走上极端。”
书中的内容，我就不再多说了，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找来当故事书看看。就让我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来结尾：
“身为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作者的写法独树一帜。他在文学这个文类中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使这本书的阅读既轻松却又引人深思，这其实源于作者自身的人本情愫，那就是对人性所怀抱的希望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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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可以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正如写历史如小说的《万历十五年》。也正如《万历十五年》独独黄仁宇做得，一则他是华人，所以不隔，二则他是外籍，所以不著，这田野故事惟黄氏做得，因他有他者的眼光兼此岸的关怀。
林村是中国的蒙塔尤——法国人勒华拉杜里专心写他的1294-1324年间的蒙塔尤，一本专著，成了畅销书，一个小山村，成了旅游点。林村却不必作景点看，只须看它是中国的代名词就行。
这本书以林村支书叶文德的生活历程为经，以30年的社会变迁为纬，描绘了一个人、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的成长史、变迁史和发展史，它的文本是“书写文化”的阐述方式，它的情结是对人性怀抱了乐观的期待，所以受到学界广泛好评，被欧美一些大学当作必读参考书，认为是了解1949年以降中国农村生活的入门书。
1930年，《上海小志序》，胡适写道：“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这些日常生活的历史，与宏大叙事的历史一道，担承了共同的记忆，是并行不悖的双轨，引着我们日日新。
这是我在中国研究课程的一篇书评，与博雅没什么关系的。研究生是要求一万字的。
这本书的确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经典。
你好神速啊~~~
我还在师太民族志的苦海中呛水- -'''
法律运用的我觉得是一套被提炼的语言，术语和专名树起一道围墙，在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围墙。在围墙上面赫然写着知识、责任和道德。可以如贝卡利亚很早就说的，道德如果不与情感联络，如此的政治终究是失败的。情感主体在哪里，是谁？因为是在术语和专名之外的，就似乎永远被代表，被概括。这个“被”的过程也就是过滤的过程，政治已然无法摆脱起过滤了。契约不是在期限上失效，而是在效力本身上失效，这个不成文的契约（有的人说这个契约就是成人法，我觉得这是胡扯，这等于说没有契约），被持续地扭转着。法律只能在公众利益上生效，谁敢保证这不是一句空话呢？尽管说，它在监督的意义上，还是无法被违背的。政治，当打开的时候，它必然是复杂的场所，在其中有着各样的力量。空头政治日盛，如此的力量之拉锯战日盛，这样的情况，我个人倒觉的是好坏参半的，一方面固然形成对政治公正和实效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在瓦解着空乏的意识形态。………
很坦诚自己浅薄的人，有时会让人佩服
希望拜读！
读了 感到有深度也有事例
我也想看
这本书不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而是对话录。
“这些日常生活的历史，与宏大叙事的历史一道，担承了共同的记忆，是并行不悖的双轨，引着我们日日新。”
好一条让人眼前一亮的双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