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共20册）
1999-1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戴逸
22册
6600000
无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采，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拚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挫折和成就、经验和教训。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迅速在变换，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并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清通鉴》是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作的第一部编年体清史，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清史，使我国古代的“通鉴体”编年史终成完璧。按照我国的史学传统，往往是后继的政权为前朝修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政府在短暂的38年间，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清史的编纂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新中国要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务。 《清通鉴》用浅易文言书写，文风力求简明扼要。所谓简明，即文字简练，干净，不艰涩，不枝蔓，眉目清楚，尽可能生动；所谓扼要，即分清主次，抓住要害，不东拉西扯，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全书文字风格虽大体定位在“浅易文言”，由于时代不同、史料不同以及作者主观条件不同，可能会有，也允许存在文风上稍许差异，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各朝。 《清通鉴》的出版，将对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本书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编年史一脉相承，是广大读者了解清代300年历史的最佳读物，是各地图书馆、资料室和文史爱好者的必备图书。
清通鉴（1） 明万历十一年起 太宗天聪四年止清通鉴（2） 太宗天聪五年起 世祖顺治五年止清通鉴（3） 世祖顺治六年起 世祖顺治十八年止清通鉴（4） 圣祖康熙元年起 圣祖康熙二十二年止清通鉴（5） 圣祖康熙二十三年起 圣祖康熙四十五年止清通鉴（6） 圣祖康熙四十六年起 世宗雍正元年止清通鉴（7） 世宗雍正二年起 世宗雍正十二年止清通鉴（8） 世宗雍正十三年起 高宗乾隆十五年止清通鉴（9） 高宗乾隆十六年起 高宗乾隆三十三年止清通鉴（10） 高宗乾隆三十四年起 高宗乾隆五十二年止清通鉴（11） 高宗乾隆五十三年起 仁宗嘉庆八年止清通鉴（12） 仁宗嘉庆九年起 宣宗道光元年止清通鉴（13） 宣宗道光二年起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止清通鉴（14）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起 文宗咸丰四年止清通鉴（15） 文宗咸丰五年起 穆宗同治二年止清通鉴（16） 穆宗同治三年起 穆宗同治十二年止清通鉴（17） 穆宗同治十三年起 德宗光绪十年止清通鉴（18） 德宗光绪十一年起 德宗光绪二十年止清通鉴（19） 德宗光绪二十一年起 德宗光绪二十七年止清通鉴（20） 德宗光绪二十八年起 宣统三年止清通鉴 附录一清通鉴 附录二
五月初八日（6月23日）12郑成功卒。郑成功（1624－1662），初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其父郑芝龙明季入海从盜，后降明，以捕海盜及攻红毛（指荷兰）功累擢总兵。清初拥立明唐王聿键，进平国公。成功乃其长子，以诸生受其引谒，唐王宠异之，赐姓朱，为更是名，人称“国姓爷”。寻封忠孝伯。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谏阻其父降清不果，遂如南澳（今属广东）募兵数千。翌年还，仍奉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举旗抗清。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遣入朝桂王，始改奉永历号，受封延平公。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今厦门），设六官理事，遥奉桂王，且月上鲁王豚米，厚廪泸、溪、甯、靖诸王，礼待遗臣，贮贤养士。与李定国互为声援，率部屡次重创浙闽粤清军。与张名振两次合师北上，攻入长江。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亲与张煌言合师北入长江，取瓜州，克镇江，攻江宁（今南京），拜祭明太祖。江南仪真、浦口、芜湖等镇相继归附，清廷震撼。旋因连胜轻敌，败归思明州。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率战船四百余艘、将士二万五千余名，经澎湖东征台湾。自鹿耳门港登陆，围赤嵌城，败荷兰援军。翌年，荷总督揆一降，遂复台湾全岛。以赤嵌为东都，设一府二县，立法建制，修整军队，屯田垦荒。成功既以台湾为抗清根本之地，遂严令官将眷属迁之，犯者虽亲信无赦。成功不以为然，曰：“法贵于严，庶无积弊，后之守者，自为易治。是故子产治郑，孔明治蜀，莫不用严。况台湾为新创之地，非严无以治军，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有陈豹者，身短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二十年，数违令，拒不迁眷，成功派兵讨之，陈豹遂入广东降清。上年（1661）十月，清廷以成功无降意，将其父郑芝龙及其兄郑世恩、郑世荫等十一人照谋叛律族诛。成功得凶信，顿足擗踊，望北而哭曰：“若听儿言，何至杀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员各挂孝。旋林英自滇归，告永历帝被俘状，成功益居常郁悒。时成功世子郑经留镇厦门，与乳母通，生子。郑经妻为唐显悦孙女，与经不相得。唐致信讥成功，内言：“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赏赉。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成功以复国无望积愤于心，又以父兄被害忧戚于内，至闻此言，气塞胸膛，令董昱、洪有鼎至厦门，谕郑泰以治家不严之罪斩其妻董氏并其子经、乳母陈氏及所生孙。诸将大惊，又闻成功病，谋以保全之策，遂杀陈氏及所生子，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成功不从，解佩剑令郑泰监斩经及董氏。适蔡鸣雷至厦迁家眷，称藩主之意不可回，且欲除诸将，已有密谕交周全斌相机行事。诸将推郑泰为首联合抗命，旋执周全斌囚之。成功得诸将抗命公启，阅至“报恩有曰，候阙无期”语，愤闷不能语，病转沉重。虽然，仍曰登将台，执望远镜眺澎湖。至是，气噎而卒，享年三十八岁。
书评《清通鉴》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一脉相承，清代300年历史的详细记载！ 《清通鉴》的学术意义现在来说还过早，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学家们以及对清史有研究的学者们读了这部卷帙很大的书以后，一定会有公正和准确的评论。不过，谈谈初读的印象，并将它介绍给史学界，也是应当做的。我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经过学术群体辛勤耕耘而结出的丰硕果实，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第一，《清通鉴》在编纂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固然，通鉴体编年史书早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就被成功地采用过，在20世纪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运用通鉴编年体例编纂清史，既保留这种体例本身的优点（如：历史线索清晰、时间观念明确，可以论述在同一时间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要在史观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鉴》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时代性。这就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说明历史遗产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创造性这二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清通鉴》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只要翻阅这部书的几卷，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备”，是令人敬佩的。我刚翻读时，有这样的印象，它在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交通、战争等方面是有详尽论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学术的论述是否比较完备，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去查《清通鉴》。例一，我记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书，不知《清通鉴》中提到没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鉴》第4卷1350页，其中有关于《明夷待访录》的简洁介绍，并摘录了该书中最著名的命题。 例二，我想起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过去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钱、柳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鉴》是否有记载？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鉴》第4卷1359页对钱、柳有精当的介绍。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鉴》有无介绍？即或没有记述，也不是什么缺点。我在该书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当的说明，而且对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见搜集材料之广。 《清通鉴》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谓“考异”，正如此书的作者所说：“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又说“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作者所说完全符合实际。全书“考异”甚多，所征引的资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实录和一般常见的文献资料，而是大量参照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平实地说，使用《满文老档》没有多方面的素养，是很难如愿的，而《清通鉴》却运用自如，有说服力。 关于《清通鉴》的行文采用浅显文言，为了叙述节省篇幅。这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很有兴味。但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是否有困难，没有调查，不得而知。不过，关于《清通鉴》的文字与有关清史原始资料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对照，这里不能作出判断和评论，算是提出一个问题供参考。 《清通鉴》这部著作兼有专史、教材、史料学诸种史学著作的优点，主编和作者们有勇气将各种史学著作的优长尽力熔于一炉，这种学术的创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清通鉴》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一脉相承，清代300年历史的详细记载！《清通鉴》的学术意义现在来说还过早，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学家们以及对清史有研究的学者们读了这部卷帙很大的书以后，一定会有公正和准确的评论。不过，谈谈初读的印象，并将它介绍给史学界，也是应当做的。我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经过学术群体辛勤耕耘而结出的丰硕果实，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第一，《清通鉴》在编纂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固然，通鉴体编年史书早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就被成功地采用过，在20世纪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运用通鉴编年体例编纂清史，既保留这种体例本身的优点（如：历史线索清晰、时间观念明确，可以论述在同一时间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要在史观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鉴》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时代性。这就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说明历史遗产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创造性这二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清通鉴》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只要翻阅这部书的几卷，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备”，是令人敬佩的。我刚翻读时，有这样的印象，它在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交通、战争等方面是有详尽论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学术的论述是否比较完备，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去查《清通鉴》。例一，我记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书，不知《清通鉴》中提到没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鉴》第4卷1350页，其中有关于《明夷待访录》的简洁介绍，并摘录了该书中最著名的命题。 例二，我想起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过去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钱、柳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鉴》是否有记载？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鉴》第4卷1359页对钱、柳有精当的介绍。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鉴》有无介绍？即或没有记述，也不是什么缺点。我在该书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当的说明，而且对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见搜集材料之广。 《清通鉴》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谓“考异”，正如此书的作者所说：“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又说“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作者所说完全符合实际。全书“考异”甚多，所征引的资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实录和一般常见的文献资料，而是大量参照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平实地说，使用《满文老档》没有多方面的素养，是很难如愿的，而《清通鉴》却运用自如，有说服力。 关于《清通鉴》的行文采用浅显文言，为了叙述节省篇幅。这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很有兴味。但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是否有困难，没有调查，不得而知。不过，关于《清通鉴》的文字与有关清史原始资料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对照，这里不能作出判断和评论，算是提出一个问题供参考。 《清通鉴》这部著作兼有专史、教材、史料学诸种史学著作的优点，主编和作者们有勇气将各种史学著作的优长尽力熔于一炉，这种学术的创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无
戴逸先生学术水平颇高吧。要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历史学家’了。但是被称为“满独”也不是空穴来风。倒是想看看，“专家”论史，是旁征博引呢，还是为了自己的观点在历史题材上进行取舍呢？迷信所谓专家，可不是真正读史的人
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看到两个版本的清通鉴，究竟哪一种好呢？
半文半白,文言功底太差.
书是简体横排，值得赞赏。我们不是研究古文字，不用繁体，也不用竖排，繁体竖排对于电脑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来说，眼睛本来已经很累了，再用繁体竖排，将不能再读书矣。书的字号大，看起来很清楚，这也是该套书的优点。缺点是字行距窄，似宜将字减小一号，以加大行距。另外，书页是用发黄的纸，看起来眼睛不是很舒适，宜改用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