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2009-3
内蒙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
338
无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目睹了近百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幻，矢志富民强国，从实求知，以自已的学术理论推进社会进步。从早年学术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到晚年《行行重行行》等，无一不在思索传统中国社会与未来发展问题。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不同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渗透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两名美国学者的观点，成为西方思想界借以解释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常用的理论工具：一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二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站在纵向历史传统与横向世界格局交汇点上，亦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倡导的“文化自觉”。 费老明确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费老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
文化自觉——我国现代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与西方的“文化冲突论”截然不同的新思想。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研究“文化自觉”理论的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编者特约请费老的女儿费宗惠，费老的女婿、秘书张荣华编了这本《费孝通论文化自觉》。本书在将费老有关“文化自觉”的著述尽量全部收录的同时，还收录了少量费老用这一思想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观察思考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文章。
开创学术新风气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人文价值再思考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关于文化交流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论性的思考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个人·群体·社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我今天提供大家的那篇讲稿，不仅是想为我写的那本《江村经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定个位，而且也想借此说明这篇序言的作者，马老师，对这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我想把我今天的讲稿和60年前开始动笔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老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三者连结起来，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门学科发展的一段经过。用以引出人类学在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出现的新突破。 我在这篇讲稿里一开始就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老师在序言里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并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的深刻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而开始做江村调查的。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并长大了。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老师还为它写了序。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印象并不深。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 我从西贡上岸经河内回归祖国。到达云南的昆明后，接着我就遵循马老师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其后，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发生，我开始投身民主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学术工作上只完成了《云南三村》的中英文稿，英文本的名称还是用了和马老师同桌吃饭时他建议的Earth.bound China。中文本《云南三村》直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闲话不说了，总之我对这本《江村经济》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这次为了要准备这届研讨班的讲稿，才用心细读此序，似乎开了窍。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 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他介绍我时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竞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的气愤之词。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他紧接着又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 我重复这些话是要指出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目前那些以“文化领导人”、“掌握着优势文化”自居的人还坚持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实质就是上一代的“文野之别”。这条鸿沟看来一时还难于跨越。这是我体会到马老师的内心的新愁。 我自问自己怎么会似乎毫不经心地跨过了这个“文野之别”的呢？马老师的这篇序又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序末的一段话里说：“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他替我所作的答复是归根于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差别，即他所说的道德态度上的基本差别。中国人在马老师看来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心存民族偏见和仇恨。马老师这个概括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证。我常自己审察自己总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异民族的偏见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欧美相比是有差别的。我在讲稿里已提到过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的“文野之别”历来被认为是文化本质之别，甚至在30年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西方人类学的学者中否认“野蛮人”有逻辑思想的为数不少。这个问题到了马老师的时代还要由他挺身而出极力争辩，巫术并不是出于缺乏实证的逻辑思想。
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意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在即将跨入2l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 ——费孝通
构建众美交融、和谐共处的全球社会的新理念，我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无
研究文化自觉，从费老开始
文化自觉论很受启发,值得用心去读,可以把他作为一种启蒙,在这个命题的指引下,深入地研究、实践、总结、发展文化自觉过程。
费老的书就是有深度
好书，收了几篇重要的文章
书不错，下次还来当当，内容很好的书，强烈推荐！
接触文化自觉，从费老开始
反映了作者晚年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纸张没想象中好，所以给4分，内容给5分。
冲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去的，没有想象的好
书不错，不过等的时间太长了，整整11天。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