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
2007-3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济
212
无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的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部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睦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本书是一本向国外宣扬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安阳历次田野发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以及采用方法的改进乃至整个考古组的历程作了清楚的介绍；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书。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码头街新堤村。如今这里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李家旧宅了无痕迹，旧址上的建筑为“郢中镇新堤小学”。
本书出版说明自序序言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第二章 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第四章 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第七章 战时继续研究安阳发现物所取得的成果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第九章 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第十章 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复原之设想第十一章 经济：农业和制造业——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第十二章 殷商的装饰艺术第十三章 谱系、贞人和亲属关系第十四章 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第十五章 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
《安阳》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书。
无
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被张光直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
说好的书签呢？？？？？？？？？难道就是那张此丛书的广告单？
想了解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吗？想重新认识殷商文化吗？选择它吧，它将会给你不一样的体会
这本书挺好的呀！摸起来挺舒服的！送货很快，较之前的另外一个版本，后面还增添了一个内容。总之我个人比较满意！
此书简要介绍了20世纪初的考古背景及后来的发现，对于学科有独特价值。
纸制和印刷都很不错，前面还有彩页照片。性价比真的超高！
历史学入门书哈哈 后面收有李光谟先生的后序。纸质很赞，前面有几页彩图
然而不知道書籤在哪裡
就是送的有点慢了。。。
看了以后很有收获，了解中国的考古学
不错，书的质量很好，内容更没的说了
感动的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一个人,一辈子,一门学问的执着.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还担任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师,与王国维等大师同堂执教.而后来,放下一切,就钻研安阳遗迹,很是感动.而且一辈子就执着于此,可惜再未亲自前往.
质量不错，时间上也出人意料的早，确实不错
看到课表有考古学导论的时候，心情又激动又陌生，之前对考古的印象真的只是像《盗墓笔记》一样，感觉考古是一个神奇而又冒险的职业，感觉搞考古就是每天在通过古文献寻找失落的文明。带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考古学这门课程之旅。上课的时候，老师特别的强调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比如与历史学、博物馆学等等，使得我对考古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了解了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后来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了一些关于考古学的书籍，其中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济的《安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将结合课上所学知识，谈谈我对《安阳》一书的认识。
《安阳》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最后一本学术著作。先生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在他之前的学者对殷墟考古挖掘所做的铺垫，以及他亲自领导的对安阳殷墟的挖掘与研究工作。这本书是先生用英文写作的，眼下看到的只是译本，根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所写的前言介绍，李济先生原只打算出英文本，也可以出日译本，但不打算出中文本，这一点值得深思。
安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中国最初的考古学者大多和安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安阳的挖掘使得考古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李济先生在书中介绍，第一次董作宾主持挖掘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凹凸不平的土层，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的解释为：这是由洹河洪水所造成的沉积层。而后考古队在城子崖遗址周围发现一圈已坍塌的墙，又发现了凹凸不平的土层，人们才意识到那种凹凸不平的土层是夯土，纠正了之前董的错误解释。现在夯土已经成为考古入门级的基本知识，但当年草创者却经过了十分艰难的认识过程。由此可见，以李济为首的学者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打下的基础。此外书中还介绍：董作宾作为第一次安阳挖掘工作的队长开始考古挖掘工作时，其目的仅去寻找甲骨，对挖掘的过程以及出土的其他物品并未关心。而在李济先生领导的第二次挖掘中有彻底的改变，从最初单纯的关注甲骨，到对陶器、骨器、骨骼等有全面的关注。最显著的是考古队开始系统记录陶器，并在其后的十三次安阳挖掘中从未间断，使得中国陶器的记录方法和分类标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很多学者都有所论述。一种观点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他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中谈到：“考古研究终究是广义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其所有成果归根结底是增进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另一种观点以陈淳为代表，他在《文史哲》2006年第6期的《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中谈到：“从某种意义而言, 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 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 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 而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在《安阳》一书的序言中李济写到：“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藏的珍品。”李济与李学勤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们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陈淳的观点，我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其自身的特色，但中国考古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怪物，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格格不入。虽然中国考古学从自身发展是从安阳殷墟开始的，其目的为证中国古史之重建。在而后很长的岁月里也一直如此，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直这样就去说中国考古学就应如此，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站在全世界的立场来看，考古学目的在于了解更多关于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与历史学的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像是夏鼐先生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有著名的论述：“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 是历史科学( 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犹如车子的两轮, 飞鸟的两翼, 不可偏废, 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
在读书时印象较深的地方是考古学应与民族学相结合，在安阳第三次挖掘中出土的了一座大理石躯干像，身上雕刻着不明印记的图案。李济先生根据历史文献学与民俗学的比较：在古籍中发现“司马迁记载周朝初期江苏一带的土著人仍在纹身”，以及民族学中华北山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可能仍有纹身的习俗，从而推定此图案为纹身图案。由此看出，考古学与民族学关系密切。冯汉骥先生在处理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相互关系上，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原始古物通常属于文献资料还不存在的时代，但是在这里，民族学材料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迄今在现代原始部落中，尚存在的（或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许多文化现象，能够帮助我们研究原始时代的居民的生活。考古学和民族学常常能够互相补充。民族学家研究的残余，对于考古学家不仅在研究原始古物，而且在研究封建时代的古物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考古学家能够帮助阐明民族学现象的起源和发展。”
以上便是我读《安阳》后一些杂感，希望老师多多批评指正。
欧洲中心主义说不需多谈，近代以来，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都是起源于欧洲并发展壮大，学术规范当然依从，这个正常，但是麻烦在于欧美学界话语权极大，但是对欧美以外的世界关注不够，有些肯定否定不免妄断。
未发现甲骨文之前，西方主流学界不认为有商文明，现在面临的夏的考证，甚至更早的一些历史。一个简单的思路是，殷商文明这种等级的不大可能凭空出现，必有传承，需要找到翔实的实物证据，各种传说记载虽不少，只可辅助，确实不能作为依据。
再有，似乎不宜过多强调民族自豪感，事实即事实。我们的文明史难道还需要夸大吗？我们现有的文明史已足够支撑任意程度的自豪感。一点愚见：近代的落后，未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并不值得过分自责；因欧洲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世界其余帝国和其他社会环境都无法实现，而欧洲也在此前上千年付出了代价。
昨天读完了李济的《安阳》。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不论对于业余爱好者和专家，都是殷墟考古的必读书目。撰写者是殷墟考古最权威（没有之一）的学者。这样的介绍应该就够了吧。
书中依次介绍了甲骨文研究的缘起，由此渊源展开的殷墟考古，十五次田野考察，抗日战争爆发直至70年代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最后一部分是对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若干个方面的探讨。
当年看央视的考古中国，对甲骨文的缘起极尽渲染之能事，如侦探推理小说般抽丝剥茧的过程，几个当事人处在动荡的大时代中令人唏嘘的命运，无一不是肥皂文献剧的好题材。只是之后就会戛然而止，或者直接跳到很多年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大概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吧，殷墟考古的文物都已经运到了台湾，在台湾无古可考的教授们对着这批文物安安静静的工作了几十年，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只是这一切，和大陆的考古学界没什么关系。不过目前也有松动的迹象，考古中国已经拍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了，或许也可以考虑拍一个殷墟考古系列？我久慕安阳殷墟考古的大名，但是读完这本小册子才发现，这次考古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考古之一。考古中国因为种种原因没涉及这个题材，诚为遗珠之憾。
这是一本纯学术著作，但是因为写到将近一百年间的来龙去脉与演进，不可避免的也写了很多人。限于篇幅，很多都是寥寥两三笔，但是非常传神，从对甲骨文的发现抱着矛盾心情的大学者，到根本不认识甲骨文却能造假造的天衣无缝的天才鸦片烟鬼，让人阅读的时候感到兴趣盎然。有四个人写的很详细，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对这些人的描写，虽然也有些个人化的片断，但总的来说是对师长追忆性的笔法。这部分真是罕见，本国人搞科技，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很有“扶清灭洋”的气概，很少看到别处有人给洋学者credit过。在中国的99%的文献里名字前面一定会加上“西方侵略者和文物掠夺者”的斯文赫定，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时候是个一笔带过的参观过他的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这本书里最耐人寻味的人物，应该就是李济本人了。徐志摩有过一句很著名的形容他的话“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从这本书来看，则“木讷”两字，大成疑问。全书的确不带什么火气，没见到疾言厉色批判对手的文字，但是对人对事，常常一语道破，不留情面，具有一种态度平和的sharp的洞察力。事实上从书中的叙述来看，这个人是“木讷”的反面，十分精明强干（那简直是一定的）。书中有记载他取得了一些考古成就后，“空降”到殷墟考古项目，当时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田野考古已经进行了好几期。读到这里，我饶有兴味的期待着二人如何解决“一山不容二虎”的矛盾。再往下看，真是“击节赞叹”。两人第一次见面，即约定对于挖掘成果，董从事甲骨文研究，李从事除此之外的一切研究，一劳永逸，江山二分，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合作。李济的身上似乎颇有“洋人”气质，从他的身上感受不到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很少看到他表现出本国学者常有的passive aggressive式的谦虚，完全是“当仁不让”的派头，又有种大白话的诚实。常常看到他写“这个项目最合适的领导者自然是我”，“这一项目造就了我个人在考古学上的名声”，其实都是实话，不过联想到学界有人管他叫“学阀”，还是让人有点忍俊不禁。他在书中从来不吝于给同事们credit，行文之中常常给人一种所长介绍教授们与研究员们的成果的感觉。
这本书另一个有趣的地方自然是对殷商人民生活的描述。看完这本书，我觉得我喜欢殷商时期的生活，远远超过了西周，当然这里的喜欢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如果一定要二选一，我愿意偶尔穿越到殷商时期去感受那种放浪的气氛，同时规规矩矩的在西周时期种田。殷商人的生活其实很像玛雅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不同的地方是殷商人主要祭祖先，一个完整的祭典序列需要360天，其间几乎每天都要祭祀。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第二轮，在祖先之前跳羽毛舞，根据学者的推断可能是用孔雀毛。可惜真实的场面很可能不太pleasant，因为同时还会供奉“牲”，常用猪牛羊，人也不少见。在甲骨文中曾经记载过一次杀了超过一千“人牲”的祭典。西北岗的1000多号墓中，除了7座大墓，其它都是埋葬“人牲”的丛葬墓。这种气概比起玛雅人实在是不遑多让，难怪有人猜测玛雅人与殷商人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以前看过那位三观不正的导演拍摄的以玛雅人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其中王都与祭祀的景象看得触目惊心，是烂熟而腐朽的果子，散发出血的气味。殷商人的末世，也是这个样子嘛？然后被清平肃穆的西周所取代？
书中讲到很多有趣的殷商人民生活的细节，他们日常吃的是小米，稻与麦是特权阶层的食物。吃的是什么蔬菜可没法考证出来了。当时的安阳附近被茂密的森林覆盖，鹿很多，还有象和犀牛。也有很多小溪，商人常在用具上刻小鱼作为护身符。第一个驯化野牛的人叫王亥，他是殷商王室的祖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后世的殷商王室有时候会用几百头牛来祭奠他。商人妇女会用笄精心装饰头发。等等等等。
考古学这个老气横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还不足百年，但就是这个如此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一出场就开天辟地的。历史学无疑是受到考古学恩惠最多的学科，正如格林•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里指出来的那样，考古学所给予历史的远远大于它从历史中得到的回报。所以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首先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学生感谢考古学，因为正是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成功应用，才让我们看到了安阳《安阳》，看到了整个殷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可信的文明。
自从古史辨派在二十世纪初大行其道，否定了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后，国人思想得之以解放。然而古史辨推翻了一个古史体系，却没有建立另一个古史体系。这时人们便将这种任务便落到了考古学上面了，“他们（古史辨派，笔者注）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同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 。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他将实现自己理念的第一个大规模田野工作地址放在了已有大量甲骨出土的殷墟。而李济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者。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对自己倾其一生的事业的热爱，正如周汝昌之于红楼梦，李济对于殷墟的情结也是相当深厚的。
安阳殷墟发掘的重大收获，在我国现代考古学上极其重要。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间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了殷王朝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殷殷墟出土了华丽的青铜器、玉器、白陶和釉陶，精致的石、骨象牙雕刻和美丽的猪牙、贝、蚌、松绿石镶嵌的器物。更重要的还发现了2万多片甲骨文。大大地充实了殷代考古和历史文化的研究。
李济对于殷墟发掘工作和整个考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带入科学的考古方法。“现代科学要求的，只是把同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这些方法确定了出土甲骨和文物的可靠性。 ；2、对十五次殷墟发掘和后续研究出版的领导、组织，使古史研究得到很多的提升。3、对同事和学生的考古学、人类学训练，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人才、4、倡导和践行“一切出土古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的信条。同时也对殷墟出土器物的保存做了重大贡献。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在评述他父亲的时候说：“《安阳》一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在于我们通过它可以看到李济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即‘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流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从而最后撰写出一部既根据科学的铁的事实，又充满活力的想象力（有控制的，绝非臆测的想象力）的中国上古史的目标。” 《安阳》给了我们一个有了科学证据的殷商，至少是一个有科学证据的晚商。从出土的器具和文物以及各种关系层位来看，我们的的确确可以推断出许多可以说是真实的历史。然而这只是推测罢了，只不过是比历来的伪书文字更高级一点的证据而已。
李济的许多推测也是有纰漏的，比如说在《安阳》的第五章他到商代人牲问题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1935年我们在清理HPKM1001时，于木地板下即深陷坑的底部发现了九个未被扰动的人牲坑，这是残暴野蛮习俗的铁证之一”。作者也会在推测中带有现今人的观点，认为人牲即使野蛮的象征。我们尚未知道上古时代的宗教是如何的，也就不很清楚这种人牲是不是一种欢快地死亡。“历史即异邦”，也许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解了文明”。还有一个问题，李济的《安阳》一书不仅实实在在证明了晚商的存在，但是在言语之间，李济他将晚商的发现成果推及到了整个商。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早商一定不存在，但我们不能肯定他一定存在，或许整个早上都是虚构的。这还得期待更多的发现。
假使我们将所发掘的晚商定义为整个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商和中国文明特质之间的关系呢？
中国文明的若干特征包括文化与历史的土著性、连续性，文化与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结构、氏族制度的长期性（宗教制度）、政治人伦关系的等级与和谐性（礼乐制度）。 这些都在殷墟中有所体现。
例如殷墟中发现商人用合范法技术铸造青铜器。考证出青铜铸造技术来源于土耳其，和西方广泛使用的失蜡法不同，合范法适应了商代的政治礼仪需要，具有自己的土著性；在文化与历史的连续性中，我们可以用甲骨文文字的演进、厚葬习俗、和宫殿格局等来说明这种连续性；中国人历史强调血缘、重视亲情，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商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宗族结构”；从陵墓和礼器中叶可以窥视出整个商代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及他们的“礼乐制度”。
我想《安阳》是一本关于废墟的书，我们在这片废墟中看到了过去，我们将努力地去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我想这片废墟记录的不仅是过去的，也将是现在的、未来的。
兩個字：力薦!!!
看完第一章，我停頓了一下，翻出杨绛先生在《我們仨》里的文字：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人生應該是從容淡定，豁達前行吧.......
書評大家以樓上杂碎汤童鞋為準吧，寫得非常非常精彩!推薦之!
好書總是到自己方讀時恨晚~~~謝謝李濟先生!
前些日子去了趟安阳殷墟，巧合的是，手头上正在读李济的那本《安阳》。书薄薄的，我却很用力的读了一个月，其间遇到的一些人，经历的一些事，使得《安阳》中描述的那些人，那些事更加恍如隔世。
《安阳》其实只是李济做为殷墟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过往，简略地叙述当年安阳考古前因后果的一本小书。
殷墟偌大而空旷的院落里，专门辟出一个大堂，着重讲述安阳考古有关的前前后后。展板上那些古旧的照片，照片里那些古旧的面容，竟也因为《安阳》这本书变得格外熟络与亲切。
那些人物，他们都曾在上个世纪因为这个或者因为那个，与安阳小屯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联系。他们使三千年前的商朝故都重见天日，而他们在安阳之外的人生，在那个大时代中，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冲刷到了某个偏僻的角落，而终至于被掩埋，被淹没，至今偶然提起，仍令人不胜唏嘘。
说起安阳考古，不能不提起甲骨文的发现。说起甲骨文，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作“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在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刻在龟甲上的文字之前，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片“龙骨”被磨成粉，作为中药吃进了病人的肚子里。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传奇故事，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已经不得而知，但做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确乎是第一个辨识出龟甲上的刻划为古文字的人。他也继而成为第一个收集刻字甲骨的学者。
王懿荣当时官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将保卫京城的重任委给王懿荣后，仓惶西逃。而一介文弱书生则空有报国之志，却终无领兵打仗之能，北京城很快沦陷。王懿荣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后，与续弦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一并投井殉国，时年55岁。
王懿荣死后，其收藏的刻字龟甲悉数转到了好友刘鹗的手中，而后者正是在王的家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一远古“圣物”的。说起刘鹗，其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老残游记》，还记得中学课本里那篇《明湖居听书》吗？被中学老师讲起来总是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精妙。至今也仍能记得那两个身怀绝技的白妞和黑妞，还有那句，“象是一汪白水银中养了一丸黑水银”的古怪比喻。但刘鹗之于甲骨文的贡献在于，他不仅继承好友的衣钵，继续收集甲骨，更在1903年，将手中搜集的刻字龟甲拓片，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这使那些无缘得见“龙骨”的学者也能窥知中国最早文字的真面目，并进而掀起研究甲骨文的热潮。
而李济在地《安阳》中对刘鹗作出了如下评价：“《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
但之后发生在刘鹗身上的事则可以用不幸来形容。同样是 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这一书生意气却在八年之后，为刘鹗招致飞来之祸，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那一年的夏天，刘鹗在南京被捕，旋即被流放新疆。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09年，刘鹗中风，客死在乌鲁木齐，时年53岁。
刘鹗之后，关于甲骨文的事，则象一串被命运无意中串起的糖葫芦。
孙诒让是通过《铁云藏龟》首次知晓甲骨文的，他连续大干了两个月，即完成了《契文举例》，此书是“使学者们了解甲骨文字结构和内容的最早著作”。
这时，另一个于安阳发掘有深远影响的人出现了，这就是罗振玉。
正如同刘鹗是在王懿荣的家里第一个见到刻字龟甲一样，罗振玉也是在刘颚家中第一次见到了有字甲骨的墨拓。在当时关于甲骨文产地纷纭不一的说法中，罗振玉指出了甲骨的确切出土地——安阳市郊小屯村，这使安阳之后的一系列惊世发现成为可能。
由甲骨文的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贡献。王国维当时作为罗振玉的助手，是“成功地把不同出版物上各类墨拓的甲骨片‘缀合’使之成为完整卜辞的第一个学者”。他更根据甲骨文的卜辞，重塑了商王朝的帝号及世系，使那个三千年来一直处于传说地位的王朝初露端倪，那些在传说中显得似是而非的人物，也终于回归了原就属于他们的历史本位。
探究历史的学者总是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空点上，他们的思维常年地徜徉在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而他们的肉身却注定要在今世遭受折磨。
历史并没有放过王国维。
在写出著名的《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0年之后，也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他的死不明不白的，正如他的学问一般，给人以莫测高深的感觉。他所留遗书起首那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徒让世人猜测了百十年。
当时尚年轻的顾颉刚称他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他的死令整个二十世纪都为之扼腕痛惜。
在这里，我并不想一一列举于安阳考古有功的人们，我的视线只是被某几个人牵引着，而他们的人生无一例外地被那个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
梁思永的人生就是因为安阳小屯而永远地发生了改变。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提到梁启超的儿子，人们想到的总会是长子梁思成，梁思成更因其娶了民国鼎鼎大名的美女兼才女林徵因而变得家喻户晓。而梁思永的名字，却被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而其实，若不是梁思永早年患病，及过早离世，他的成就应不在其兄之下。
1934年，梁思永主持了安阳的第十次发掘，使得侯家庄王族大墓终见天日。
之后，梁又在1935年，1936年先后主持了安阳的第十一次和第十四次发掘。
早在1932年的一次野外发掘时，梁思永即身染重病。起初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因为田野发掘紧张，艰苦的生活，加之梁思永需往返奔波，不能稍离工地，以至贻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直至高烧几日，终于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而这个病症为年轻的梁思永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病痛并未阻止发掘，但是1937年日军的入侵，则使尚未完成的安阳发掘，对于这些中国田野考古的开拓者来说，成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完成的残梦。
此后，负责安阳发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开始了十数年的迁徙与漂泊。他们随“安阳发掘品的主要部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书的绝大部分”，途经重庆，昆明，最后到达川西长江南岸的李庄。
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这样描述当时的李庄：“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都难以雇到当地人。”——《梁思成和林徽因》
正是在李庄，梁思永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劫难和困境。梁家的生活状态困窘到何种程度，可以用傅斯年当年写给朱家骅的求助信来做一说明：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信中所说的肺病，即最后夺去这位“天才考古学家”（李济语）生命的肺结核。
从在昆明的时候，梁思永即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发掘报告的初稿。而这些是“保存在考古组的珍品之一。若无这些不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且为中文的科学报告树立了样板的手稿，高去寻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编辑侯家庄西北岗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
梁思永本人却再也无力完成他的研究，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病逝，终年51岁。
在费慰梅关于李庄的描述中，我们也窥见了关于李济的寥寥数语，“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梁思成和林徽因》
幼女双双夭亡，这在一个人的经历中该是何等惨烈的创痛。尤其是小女儿，在李济生日的这一天死去了，这给予了李济莫大的打击。但是，在《安阳》中，李济只是淡淡地写上了一句“与梁思永一样，在昆明和李庄我也遭受了一些个人的不幸，”接着李济仿佛刻意要截住自己的思绪一般，笔锋一转，“但一有时间我就坚持研究，我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另有行政工作要办理，作为考古组的领导，还有五六名有训练的考古人员需要我关心，而且我还是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
但是，李济的不幸并没有就此完结。1948年12月22日，李济带着仅存的儿子李光谟，随712箱文物登上了“中鼎号”。不知道在远离大陆的那一刻，李济们有没有回望身后的这片土地，但似乎每个随这些珍贵的文物走遍了大江南北的人都深信，台湾不过是迁徙中的又一站，很快，他们终将回归故土，很快，他们将会有一席平静的书桌，可以不再受世事的纷扰，可以专门地去做他们的学问。然而，文人毕竟是文人，历史学家们总免不了被历史愚弄。
1949年2月，李济将儿子送回上海求学。临行的那一天，忙于工作的李济竟无暇去码头为儿子送行。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李光谟后来是这样回忆起那次离别的，“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了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邓小平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一生育人无数，培养出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的李济，将自己的养子李光周也培养成了考古学家，他的亲生儿子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李济一生治学，严谨到了严厉的程度，徐志摩曾这样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1977年成书的《安阳》简约而练达，流露出的那种淡定与从容，是只有历经艰难时世的老人，在已然参透了生与死的年龄，才可能拥有的云淡风轻。
1979年，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李济做为一代考古学宗师，遗著123部，终其一生，却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两万两千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当其子李光谟1995年赴台湾时，父亲全部的遗物也只装了两个皮箱。
李济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是在安阳，他在台湾的后半生都致力于安阳殷墟的研究，但他再也没有回到那片曾经成就了他一生梦想的土地上。
李济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世的，恐怕已无人知晓，但录用于右任的那篇《望大陆》，来表达李济们的心境，一定再贴切不过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李濟的專長是頭蓋骨。
看这本书里面说，他花了最大精力的是陶器？不过他好像的确是人类学出身的。
世間好物不監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原來姐姐就寫了三行字。
O(∩_∩)O哈！
\(^o^)/~~哦哈哈，力薦!!很簡練，很嚴謹吧。
嗯。
多謝K書姐。
好棒呀，这样的文风象极了我喜欢看的上海纪实频道的《讲述》栏目。跟你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平实的语气下娓娓述说着一段历史，令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静静地读完，很是感动。特别钦佩那些一生默默做学问的学者，而那样的人被49年全部带去了台湾，也只有台湾才为我们这个古国保留了一些文化传统。这该说是我们国家的幸还是不幸呢？我们虽也有大把号称学者的人，但那些并不是真正的学者。用龟甲窜起来几个学者的命运，让我想起一步电影《红色小提琴》，也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随之流离。。。。。。
我推荐，写得很好。
最近在看这本书，你写的评论既有内容，又有文笔，受益匪浅。
未经允许，转载了一下，很抱歉。
如果您不喜欢我这样，我会马上删去，谢谢。
。。。。很多感動！謝謝！
看完了，眼睛潮了
人、事都已成为历史，但点点滴滴都令人感动久远。
阅读完这篇书评，准备去看一下本书。
很喜欢你的文字
写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