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生产
2008-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友梅
174
无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上海市理论界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 一份礼物。 30年前，我们党果断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勇敢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谱写中国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从此，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历史活动的主 题，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 30年来，党和人民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征程中锐意创新，开拓前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全面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 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 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今天，一个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摆脱贫困、逐步富裕的广阔道路，而且为 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新的历史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她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带来了光明前景，给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信心。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 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社会的生产：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集中全市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全力打造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精品力作，力求全方位地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全书从宏观的视角，深入探索社会生活的新变迁，总结30年来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远景。
总序导论 社会及其生产(一)社会的复调(二)不同的力量，不同的社会(三)力量的纠缠与社会的构成(四)小结一、自主性的回归与呵护：制度的变革(一)封闭社会的制度建构(二)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组织制度的变迁(三)自主性的回归与扩展：社会生活逻辑的改变(四)小结：社会与国家在制度变革中互动二、利益表达机制的型塑：市场的力量(一)私人生活领域的快速扩展(二)经济型社团的发育(三)阶层分化与利益表达(四)小结：走向市场社会？！三、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知识建构社会(一)话语中的社会建构(二)知识实践与公民社会发育(三)国家、知识分子与社会建设新时期(四)小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辗转反复四、草根力量的活跃(一)社会支持：底层间的社会互助(二)草根组织：现代性的民间表达方式(三)文化记忆复苏：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四)小结：寻求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生活空间余论：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多元动力及其关系(一)以财富分配为逻辑的社会结构研究及其演变(二)转向新的推论起点：风险社会的来临(三)社会结构分化重组的风险分配逻辑(四)风险社会结构同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的关联参考文献后记
在本书中，虽然我们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发育方面所关注的重点的差异而把社会划分为三个领域，但必须指出的是：不是说不同的力量仅仅参与一种社会的建设，而是说不同的力量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或者在选择上有先后之分；虽然不同社会的核心关注彼此不一致，但它们之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可能相互冲突和制约，也可能走向统一。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一般化的概括：一方面，市场力量所生产的社会为知识分子的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了财产性支持，随着人们拥有的私有财产数量的增长，私人财产权必然成为公民权的构成性部分，另一方面，公民权又成为制约市民社会向利益集团转化的重要因素；政府的、知识的和草根的力量可能联合起来抵制社会市场化的趋向，抵制市民社会在某些强势群体处演变成侵害其他群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草根力量既是共同体再生产的基础，也是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平台，是抵御市场侵蚀的重要武器，是政府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和保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分析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这三个社会维度、三种社会建设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在中国背景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发育和多元社会的生产是在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下进行的，改革为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的增长让出了空间，生产出各种新的社会要求的土壤，释放出推动这些需求发展并演变为具体社会形态的力量。虽然，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可规避地形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强国家”形态在社会自主性的增长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使自身的合法性不断增强，政府在管理技术和技巧上也更加成熟和多样化。“强国家”不仅有足够的能力为社会的生长设定边界，而且还能牢牢把握协调不同力量之间关系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家权力的集中支配和协调下，不同社会之间、不同力量之间不可能出现根本性冲突。这是今天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社会生产”的独特性的一个基本背景。 但是，这并不是说三种社会之间、三种力量之间在中国情境下会始终如一地自觉维续协调关系。事实上，至少在1992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保持着一种重义轻利的矜持。在他们的视野中，公民权利主要是知识分子所渴求的自由和民主，对于单位制下生存的知识分子而言，“财产权”还很陌生，市场的行动者对于私人产权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意识，只有草根力量基于生活的需要和对政治的远离而能够一直保持其固有的平淡和韧性。三种力量的分化和重组的关键时期是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的激化直接表现在这三种力量、三种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并稳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路线之后，不同力量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的分化和重组开始激越化，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市场行动者即私营企业主的底气的增强，还有就是草根力量的弱势和网络给他们以崭新的话语权力。虽然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市场行动者抑或草根都出现了从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过渡到对私人财产权构成公民权的一个基本维度有一个普遍的认知，都能认识到公民权在现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在维护谁的公民权，维护谁的私有财产权，谁的权利优先等问题上，分歧日益严重。这也表现在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市场经济的立场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强调“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①，因此，首先需要保护的是新兴私有企业主的利益即保护私有产权及其增值的空间，同民间社会走到了对立的位置；新左派更关注平等诉求，关注草根的利益，关注没有掌握资本力量的草根社会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私有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认为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的恶化的“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②。在虚拟民间社会的发育过程中，新左派同民间维权力量结合，成为波兰尼所谓“保卫社会”的主力军；回到儒学传统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保卫社会”的一种重要知识分子主张，这种主张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等“社会失范”现象，提出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关键是回到儒学，重建维系中国千年秩序的地方性共同体，同西方知识分子中的社群主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是保护民间社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今天，协调我国三种社会和三种力量之间关系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市场。在一个缺乏公平市场秩序的背景下，资本的力量过分强大，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为了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而结成同盟，即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跨越经济、政治和学术等领域，具有垄断性、排他性、狭隘性和托克维尔所谓的典型的“集体个人主义”的特点。在西方，特殊利益集团是统治阶级的最为典型的形式；在中国当下，特殊利益集团则是某些生产资料占有群体试图拉拢和腐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部分群体和个人，建立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统治集团的典型形式（参见本书“余论”）。特殊利益集团是市民社会的畸形形态，它把极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放置到同最为广大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包括财产权利——绝对对立的位置，不仅直接以破坏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即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而且还造成了破坏民间社会的客观后果，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断裂社会”①基本形成。 当然，在这里，我们分析三种社会力量、三种社会的分化和重组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其目的只是指出当前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难点所在。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有如下几点：第一是要寻找上述不同力量、不同社会之间的共同基础；第二是要重新定位国家力量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和取向。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做如下具体分析：（1）如前文所述，到90年代中期，财产权开始被人们自觉地纳入到公民权的范畴之内，标志着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抽象层面上的合一。（2）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关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从“挟洋自重”转变为细致地清理“中国经验”。经过90年代初的几年沉寂及参照中外新近的社会变迁状况进行反思后，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把西方的地方性经验和理论抽象化和普遍化为中国的指路明灯的倾向，更加注重发掘中国本土资源，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独特性，探寻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自觉地努力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道路中清理出“中国经验”，并根据这些“中国经验”来反思和批判西方道路，反思和批判自身过去的学术道路和社会认识方式；其次是从精英主义转变为对草根权利和力量的关注。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都以“思想启蒙者”和社会“立法者”自居，企图把对西方的乌托邦想象照搬到中国，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哲学王”支配的理想国度。90年代中后期，当知识分子重新发出声音时，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其中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知识分子对财富和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对草根力量的社会建设能力和底层人们的生存境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不仅继承马克思传统的社会学家和新左派如此，甚至还逼迫着一批向来以自由主义、以彻底的市场派自诩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开始呼应重建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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