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2002-10
四川人民出版社
郭英德 过常宝
无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是教育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与文体分类意识”课题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1.明确地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基本依据。全书共分四卷十三编。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打破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编撰按照历史朝代的更零替划分文学发展时期和阶段的传统，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该书第一编的第一章一方面纵向地描述该历史阶段文学风貌的演变过程，对该阶段的一些主要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应的历史定位；另一方面横向地描述该历史阶段的社会风尚、精英意识、社会心理、文学活动等相互错综复杂的联系。2.在阐释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时，该书既阐释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更注重作品的折学意义，更注重作品所渗透的人生体验。
郭英德，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前副系主任著名学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
第八编 光风霁月（宋太宗太平兴国无年至宋宁宗嘉定二十四年，976-1224）第一章 宋型文化与宋型文学第二章 诗歌的革新与重构第三章 文章的承袭与新变第四章 词的创辟与鼎盛第九编 分久必合（宋理宗宝庆元年至元顺帝至元十九年，1225-1359）第一章 南北文化与雅俗文学第二章 诗文词的承前启后第三章 散曲的兴起与流变第四章 杂剧的繁盛与衰变第五章 戏文的话本的崛起第十编 死水微澜（元顺帝至元二十年至明世宗嘉靖九年，1360-1530）第一章 正统文化与正统文学第二章 诗文散曲的蜕变第三章 戏曲的宫廷化与文人化第四章 章回小说的创辟与典范第十一编 风云变幻（明世宗嘉靖十年至清康熙十七年，1531-1678）第一章 文化下移与文学繁兴第二章 诗歌的师古与师心第三章 文章创新与词学中兴第四章 戏曲文学的典雅与通俗第五章 章回小说的繁荣与嬗变第六章 话本小说的风行第十二编 回光反照（清康熙十八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679-1849）第一章 集大成的文化与文学第二章 诗歌流派的更迭第三章 文章和词学的兴盛第四章 戏曲的盛衰与说唱的流行第五章 文言小说的奇葩第六章 章回小说的高峰第十三编 衰极而变（清道光三十年至清宣统三年，1850-1911）第一章 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尾声第二章 诗文词的守旧与革新第三章 戏曲的蜕变与话剧的萌芽第四章 章回小说的末流与新变附录：宋至清部分文学家小传后记
书摘 当然，所谓“荆公体”主要还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近体诗，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在“以人而论”时特列“王荆公体”，并加注： “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再度罢相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自觉吸收禅宗直觉体悟和宁静观照的方式，改变了以往诗作的思辨色彩和议论风范，更倾向于回归重兴象、讲意境的唐诗风神。在他的诗作中，古体减少而近体增多，关心社会现实的诗减少而观照自然山水的诗增多。梅、苏、欧等人主要注重古体诗的新变，对近体诗的新变少作探讨。而王安石则讲求技巧、法度，以人工匠心独运而臻唐人天然浑成的境地，将近体诗发展为：‘宋人习气”(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人们称他“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陈师道循山诗话》)，“晚年诗律尤精严”(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正是这种重工巧的表现。他晚年诗歌对对偶、用事、造语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形成谨严精工的风格。如： 雪干云净见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东风吹柳万黄金。(《临川先生文集》卷27《干干》)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同上卷29《书湖阴先生媾》)这些诗描写细致，修辞巧妙，用典浑成，韵味深永。是典型的“荆公体”诗。王安石晚年的近体诗受到诗评家的普遍赞赏。如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俗流，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如果说王安石早期诗风显示了直截刻露的宋诗特征，那么其晚期诗歌则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这一点影响了江西诗派。 同王安石相比较。苏轼(1037－1101)更高于天才诗人的气质，他的诗作也更富于原创性。苏轼诗歌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大体说来，发轫于仁宗嘉占间，发展于神宗熙宁、元丰(1078～085)间，而变化于哲宗绍圣(1094～1097)之后的岭海远放。就其总体而言，苏诗气宇宏阔，豪健雄放，清旷简远，无所不包。比起梅、苏、欧那种朴质而带生硬的诗风来说，苏轼诗歌要更为纯熟，更为洒脱。清人赵翼评苏诗：“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5) 与梅、苏、欧、王相同，苏轼也擅长“以议论作诗”(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但是，苏诗的议论往往融会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思考和更为丰厚的人生体验。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常常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诗文创作力求“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苏轼文集》卷lo《凫绎先生诗集叙》)。但他对现实的针砭却并未局限于一时政治措施，而是深揭历代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体现出更为深沉的历史意识。而且，与这种深沉的历史意识相表里。苏轼还“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纵笔而出之”(吴乔《围炉诗话》卷5)，尤其是进一步拓展了欧阳修等人古体诗的古文章法，古体诗的创作纵横开合，跌宕起伏，收放自如。如绍圣元年(1094)在贬所惠州(今属广东)创作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关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痢。雨顺风凋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苏轼诗集》卷39)此诗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辛辣的讥刺，在自注中甚至对哲宗也略有微词。全诗先言“荔枝”，次言“叹”，最后从荔枝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之文也”(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6)。苏轼从禅宗偈颂、公案的机锋中领悟到极具流动性和随机性的说理方式，从道家尤其是庄子那里学到辩驳无碍、纵横捭阖、睿智聪明的思辨手段，因此，他的诗虽然“直涉理路，而有挥洒自如之妙，遂不以理路病之”(纪昀批注《苏文忠公诗集》卷17)。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擅长以灵心慧眼观世体物，所以触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如：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诗集》卷3《和子由渑池怀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上卷23《题西林壁》) 前诗作于嘉桔八年(1063埘抒发初入仕途时前途迷惘和人生无常的感受；后诗作于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迁移汝州，途经庐山时，表现久历宦海后体味人生、超脱其外的认识。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的观照，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而这些观照和反思又是融化于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之中。构成名到其实的理趣诗。 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仕途的沉浮荣辱往往能超然物外，旷达乐观，所以人们誉之为“坡仙”。他的大多贬谪诗表现了傲视苦难、超越痛苦的人生态度。在他的笔下，山环求绕的荒城黄州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同上卷20《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是“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同上卷22《东坡》)。被贬惠州，远赴岭南荒远之地，他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同上卷40《食荔枝二首》其二)苏轼始终有着坚毅的人生信念和倔强的个性特征，所以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同上卷43)诗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lOO)，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全诗前七句句句由逆转顺，末句倒转，竟能以逆为顺，以贬谪为乐，立意超旷，格调飘逸，颇具“坡仙”气质。 与王安石一样，苏轼也颇为讲究以才学为诗，人称：“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8引《漫叟·诗话》)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虽然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大多数苏诗的用典不仅稳妥精 当，而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而且，苏诗尤善翻 新出奇，自创新意，诗中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 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于画》)，“欲知垂尽 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巳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 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种形象描摹水势的汹涌：“有如兔走 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卷17)妙喻连珠，造成很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在技巧、法度方面用力极深，有人甚至认为他“专以刻意 为工”(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后记经过两年多艰苦的案头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史》终于脱稿了。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热切而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撰写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我们的夙愿。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大学讲台上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先是使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后来使用我校自编的《中国文学史》。但我们实际使用的，却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讲义，而且每一轮讲授都要做一次修改。我们越来越感到，现成的文学史教材与课堂的讲授实—践相差实在太远——其差距不仅仅在于内容，更在于观念和体例。 以往的文学史大多定位于成为学生开启学术殿堂的钥匙，而大多数学生真正需要的则是照亮人生旅途的烛光。讲求“知识的考古”，这是学术界的专利；而注重智慧的启迪，这才是教育界的本行。教育的主要成果，不是培养一批又一批无所不知的“知者”。而是培养一批一批现实生活的“智者”和“仁者”；而且即使是培养少数的“知者”，也应该首先培养他们秉赋“智者”和“仁者”的品格。多少年以后，当人们回顾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历程时，他会发现：他在课堂上、从书本中所学到的知识大多已经淡忘，而他经由学校教育所真正受益并终身享用无穷的，则是智慧的启迪和人格的养成。 在课堂讲授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只有通过智慧的启迪。才能有效地穿透“时光隧道”，既使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点燃生命的火光，也使当代读者同古代贤哲直接发生心灵的碰撞。对于人类社会精神文明来说，知识的传承固然至关重要，而智慧的启迪却更是重中之重。这种智慧，包括对社会的感知，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的体验，它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小见识”，而是跨越时空、普照人类的“大智慧”。具体到文学史中，这种智慧则含融在一部又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品之中。正是这活生生的一首诗词、一篇文章、一部戏曲小说，展示着一位位古代文学家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大智慧”。虽然每一部作品就像一滴水珠一样，只能映射出“大智慧”的一个侧影、一丝辉光，但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组成的文学史，却像汪洋大海一样含蕴着无限广袤、无限深邃的“大智慧”。正是有见于此，我们坚持把文学史的主要篇幅交给文学作品，坚持撰写一部以作品为本位的文学史。 当然，文学的智慧启迪同哲学、历史的智慧启迪不同，它更多地凭借感性的体验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更多地要凭借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乃至于沉溺痴迷，而不是冷静地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文学的智慧启迪，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人们沉湎于古人的喜怒哀乐之中，去感受古人的人生悲欢，去触摸古人的生命脉动。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是文学的智慧启迪的要义。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局限无法畅所欲言，也由于书面写作难免文不尽意，在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我们无法淋漓尽致地传达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性体验，往往只能将热烈深挚的感情凝炼成枯燥无味的文字。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执著于这部文学史的表面文字，而是要透过文字，去体悟其内在的情感底蕴和智慧妙谛，是所愿也，是所愿也! 2003年4月5日初稿 2003年6月1日改定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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