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
2011-6
四川人民
王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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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处理，是一个大课题。从古到今，个人的成败、政权的更替、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无不与危机处理相联系。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里的“胜”，即是危机处理之胜；这里的“败”，亦为危机处理之败。 我最早接触和研究危机处理始于新世纪之初。美国“9·11”事件的爆发向全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危机不限于国家间、不同阶级间的政治、军事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皆可能诱发危机，危机随时可能出现在你身边！在参与研究危机处理、参与制定应对危机预案、参与组织应对突发事件演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增强危机防范意识、掌握一些应对危机方面的知识、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对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这，使我萌生了写一本应对危机方面的书的念头。 几年之后，我有幸接触并从事党的历史研究。 又几年之后，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历史不仅同党的过去相联系，也同党的现在和未来相联系。只有对我们党昨天的奋斗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 学习会议精神、研究党的历史，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认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惊涛骇浪，危机重重，沉着应对、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生动感人而又传奇精彩故事不胜枚举，党的领袖中许多就是危机处理的大家。如果能把他们在应对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展现给广大读者，我觉得是件有意义的事，可能给人们了解和学习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给人们掌握应对危机的本领提供一个模式，一个启示。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这一选题被很快确定。 从危机处理的角度展示党的领袖的革命生涯和活动，给写作提出的要求是苛刻的。既不能单纯求新、求奇，远离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过多地展示“细枝末节”，又要突出“危机”与“处理”这个特点。我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背景下来写危机处理，通过对党的领袖处理危机的实践活动的描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是惊心动魄的，今天我们的胜利局面是来之不易的。 本书设计为11章，内容涵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57年间党的领袖应对危机的实践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处置危机的谋略思想和领导艺术，已设计为四章内容：“西方国家推出孤立中国战略，江泽民临危受命打破制裁”；“美国发生“9·11”事件，中国实行非传统安全战略”；“非典突如其来，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世界推崇中国经验”。这四章因故未纳人本书。以后若有机会，当可补齐。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老师、专家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的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有的与我讨论了相关学术问题，有的对写作提纲和书稿的形成提出过很好的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周远老师、罗晓椿编辑、周风珍、王艳、王尧等，他们为本书能尽早呈现给读者，付出了许多艰辛，提供了有力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引用的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除了个人的研究、积累外，还借鉴了有关专著中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本人学识，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相坤 2011年3月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又是对昨天的接续。继承过去，是创造今日辉煌的起点；干好今天，是开辟未来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强盛的新中国，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这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危机处理的政治智慧、思维方法、策略原则和驾驭技巧。著者王相坤等留下《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这篇文字，献给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大中专学生和所有热心读者。寄望取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历史而形成的《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也能告诉我们点什么？！
让历史告诉未来！
王相坤
1963年生，河南新野人，新闻干部专业毕业，法学研究生。曾任秘书、副处长、团政委及团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等职，2005年起供职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任处长。研究方向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参与了《一代伟人朱德》、《图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高层决策60年》、《科学社会主义疑难问题新解》等书的编写。在党的十七大筹备期间，任《科学发展观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兼联络员。近期著书有：《面向新世纪的军队政治工作》、《读懂江泽民》、《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1949》等。
自序
1 蒋、汪合流发动反革命政变瞿秋白领导全党实施武装反抗总方针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全国一片白色恐怖
从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到瞿秋白：逐步提出应对危机的正确方针
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始建立
2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 周恩来指挥中共上海首脑机
关大转移
危急时刻：钱壮飞成功截留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绝密情报
紧急应变：周恩来受命处理一切
危机再起：向忠发被捕叛变并供出中共中央核心机密
战略转移：中共中央机关秘迁中央苏区瑞金
3 错误领导陷红军于危境 遵义会议毛泽东挽救党和红军
长征：“无奈的选择”
大搬家式转移：出师即陷入危局
尝试改变：毛、张、王结成同盟
决战遵义：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4 蒋介石成为“阶下囚” 周恩来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
兵谏扣蒋，南京大乱，西安城风雨欲来
应邀赴西安，协调各方，定下和平处变方针
群雄纷起，斗智斗勇，抗日放蒋协议终于敲定
5 蒋介石亲手导演皖南事变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粉碎第二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下令：围歼新四军于皖南
刘少奇向中央建言：采取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方针
国民党政府被迫让步：“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6 国民党留下“烂摊子” 陈云主持破解经济难题
蒋介石退出大陆的最后一招：让共产党背上沉重的
经济包袱
陈云执掌中财委：打响遏制上海通货膨胀第一仗
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打赢“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战
7 美在鸭绿江畔燃战火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兵发朝鲜、威胁中国：杜鲁门错估了毛泽东
毛彭联手、两战皆捷：中国军力震惊美国高层
边打边谈、以打促和：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8 三年经济困难 毛泽东、刘少奇接力调整国民经济
天灾人祸：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
从“大跃进”到实施调整：共识“姗姗来迟”
刘少奇采取非常措施：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扬帆起航
9 北国大兵压境 中国联美抗苏
中苏交恶，中美敌对，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
毛泽东发出试探信息，尼克松伸出橄榄枝，联美抗苏
战略诞生
中美和解，举世震惊，苏联“核外科手术计划”胎死腹
10 林彪阴谋篡党夺权 毛泽东雄才大略化险为夷
国家主席之争引发毛泽东与林彪激烈冲突
毛泽东步步紧逼使做贼心虚的林彪顿生杀机
林彪阴谋败露
11 十年内乱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
“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的中国经济
转折，从一个73岁老人的复出开始
新的正确道路的诞生
后记
版权页：让人民币进入上海，是陈云的主意。他原来设想，通过发行人民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购买上海的物资，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人民政权就掌握了经济工作的命脉。为此，中央通过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在人民币进入上海之初，暂时准许金圆券在上海市面上流通。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宣告成立，它在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但是，不法商人在美、蒋支持下公开向人民政权挑衅，与人民政权争夺货币主导权，狂妄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这是陈云没有预料到的。6月5日，上海市委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采取严厉打击银圆投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有5条：“一、宣告我们对银圆的态度。二、抛出银圆（我们约有500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圆价格不断降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圆（希望武汉亦采取共同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圆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圆投机家，给以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三、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下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圆，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四、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慢上涨……五、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这一新政实行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开始抛售银圆。然而，当天抛售的10万银圆被投机分子一吸而空，不仅没能促使银圆价格的回落，反而出现了急剧飙涨的严峻形势。6月7日，银圆价格涨到每元兌1800元人民币。
如果有人要问：怎样才能使一个人懂得生命的珍贵？通常的答案无非是：在一个人或遇病魔折磨、或遇灾难袭扰，当从生死线上走过之后，他(她)便懂得生命如此珍贵。 如果有人要问：怎样才能使一个人少犯错误至少避免犯严重的错误及重复同一个错误？通常的答案无非是：当他(她)亲身经历了由于自己的过失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及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之后，他(她)便会永记这样的沉痛教训。 上述回答，是无数历经磨难的人的心灵记录。在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后，或多或少都能悟出其中的道理。然而，如果真要通过此种手段来实现认识的跨越，千千万万的人们可能选择放弃，而另辟蹊径。因为它付出的代价未免过于昂贵。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死而不能复生；毕竟经历错误是极其痛苦的，同时也赔付着甚至是加倍的精神和物质的代价，以经历错误为代价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是一种并不高明的选择，是一种谁都不愿意尝试的事情。 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呢？是避免错误的发生，又减少乃至不用付出沉痛的代价。于是，一种寄予完美结局的理想而诞生的“危机处理”的命题便成为古今中外一切不愿意承受灾难的人们的永恒话题，人们不断谈论这个话题的直接结果，则使对危机处理的认识和研究也不断深化。 有人把危机的种类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外交危机、社会危机、金融危机、企业危机、家庭危机、人身危机…… 有人把危机处理的策略分为三种：上策——顺应时势，主动求变；中策——逐步改造，缓慢应变；下策——一意孤行，抗拒变局。 有人把危机处理过程分为成立专案小组、搜集危机资讯、诊断危机状态、确认决策方案、执行处理策略、重点处理及寻求援助…… 有人把危机处理的步骤分为五个阶段：危机的确认、危机的衡量、危机的决策、危机处理的实施、处理结果的考核。 之所以人们执著于认识和研究危机处理的内在规律及其危机管理艺术，在于当一个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严重的危害到成败生存的关节”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懂得危机处理的智者，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处置艺术，可能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反之，则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正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这里的“适”就是对危机规律的认识，对危机处理艺术的正确把握。 危机处理作为一门管理科学，自古有之。然而它被“炒”热，引起举世关注，进人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则是21世纪的事情。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清晨，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突然出现在纽约市上空，瞬间从不同方向向着耸立于纽约市中心的世贸中心大楼撞去，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即使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这两座摩天大厦，也经不住如此的剧烈撞击而被拦腰截断并相继倒塌；与此同时，另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了五角大楼的西北角。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这场灾难给美国造成了4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及255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损失。它是继1814年英国火烧白宫、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遭受到的第三次大规模袭击，且伤亡人数比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所牺牲的3000多人还要多。 美国很快作出反应。在全力进行灾难善后的同时，2001年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支持他们的所有政府。”“我们将动用一切力量——一切外交途径、一切情报工具、一切执法手段、一切金融影响和一切的必要的战争武器——来瓦解和摧毁全球恐怖活动网。”布什的讲话，拉开了反恐战争的序幕！ 从一起恐怖袭击演变成一场涉及全球的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它不能允许其数千国民就这样丧命于硝烟，通过把恐怖分子赶尽杀绝的手段来为失去的生命找回公平，同时也为活着的人挽回面子，这是美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这种危机处理的方式，表现了勇敢，但弱化了理智。因为，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是南北差距拉大，有的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的人生活无着，这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提供了条件；同时民族、宗教问题也成为一些恐怖组织煽动复仇等恐怖主义的基地。在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之前，反恐实际上只剩下一条路：在防范的同时，动员全世界一切力量进行反恐战争。因为恐怖组织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反恐战争如果无法动员世界各国共同投入这场战争，那么，恐怖组织的栖身空间将会增大，反恐战争的死角将会增多，这样的反恐战争将注定成为一场无法结束的战争。 东方人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与西方人是有区别的，它一方面重视从源头即“本”源上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也重视从“标”上防范来自于恐怖主义的袭击，即所谓“标本兼治”。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在这里，中国处置恐怖主义的政策就比较务实、全面，既支持了美国的立场，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赞成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活动；同时又强调防范恐怖主义袭击，这就是标本兼治，双管齐下，不能等恐怖主义发生之后再亡羊补牢，而是预见在先，把危机化解在发生之前。 其实，“9·11”恐怖袭击事件能够在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发生，从美国的危机处理角度看，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首先，恐怖袭击对美国而言并非“前无来者”的崭新课题，前车之鉴可谓言犹在耳。1993年恐怖主义者拉姆吉·尤索夫曾企图炸毁纽约世贸大楼；1995年、1996年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基地曾两度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造成24人死亡；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及坦桑尼亚大使馆相继被炸，死伤数百人；在“9·11”恐怖事件的前一年还发生了美舰“柯尔号”在亚丁港被炸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袭击事件，敲响了防范恐怖主义的警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能力看到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并有效地加以防范。 其次，美国具有严密的防空体系、先进的预警手段和快速反应能力。一般地说，恐怖袭击在酝酿过程中是有前兆的，在美国的情报网络遍布全世界的情况下，掌控恐怖分子活动的信息并不困难，三架不明身份的庞然大物几乎同时进入纽约上空，这对于具有先进防空体系和现代化预警手段的美国而言是不难发现的，发现之后如果快速反应，至少可以实施空中拦截措施，不使其接近重要目标。这几个环节同时出现问题，才最终酿成悲剧。由此可见，即使美国这样具有严密的防空体系、先进的预警手段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国家，它的防空体系、预警手段、快速反应能力也非尽善尽美。 如果说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针对的美国，主要受害者是美国人民的话，那么，2003年初肆虐全球的非典型肺炎大流行，受害者则是全世界人民，中国也未能幸免。“非典”期间，生产被迫停顿，人们被限制出行，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有多少健康的生命被“非典"吞没。 “9·11”恐怖事件和全球“非典"大流行提醒了世人。它促使人们考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提高危机处理的质量。从此时起，全世界把目光聚焦于危机处理，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摆上了各国政府的重要日程。2003年5月，在抗击“非典”进入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公布和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同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成立；2007年8月，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现在，有关危机处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已覆盖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国共产党危机处理的能力已经显著提高。中国政府对于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省汶川县的这场30多年来最强烈的地震灾害的危机处理情况，国外许多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社评盛赞“中国政府对四川地震的反应非常迅速”；韩国《朝鲜日报》刊登文章，称赞中国政府在这次巨大的灾难中显示出来很强的危机处理能力；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的迅速反应令人钦佩，中国对地震提供了快速的新闻和信息，对地震的规模和可怕的场面没有任何掩盖和隐瞒。马来西亚南洋报业集团执行主席梁棋祥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中国政府反应快速，表现了良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主任萨尔瓦诺·布里塞尼奥说，中国政府迅速、高效的动员和反应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这是中国人民的幸事。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善于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增强执政本领，就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善于驾驭危机、处理危机也伴随着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成为革命领袖高超政治智慧的丰富内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危机处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经受各种危机的考验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翻开党的历史： 在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没有周恩来等同志的机智应变，快速反应转移中央机关，那么党的中央机关将不可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 在长征途中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严重危机面前，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导党的健康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改变错误领导，使党和红军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话，那么党和红军同样难免遭受灭顶之灾。 在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紧要关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洞察其奸，并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的话，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又是对昨天的接续。继承过去，是创造今日辉煌的起点；干好今天，是开辟未来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强盛的新中国，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这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危机处理的政治智慧、思维方法、策略原则和驾驭技巧。革命领袖用自己艰苦的实践，为我们党积累的危机处理的历史经验，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科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再现了革命领袖在领导革命、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处理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谋略、决策艺术、驾驭本领和实践过程，这对于今天的人们，不论是领导者的科学决策，还是作为领导“智库”的机关工作人员、理论研究人员以及正在为成就未来事业而进行知识储备的莘莘学子和热心读者，了解革命领袖的实践活动，学习革命领袖的历史智慧，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都是十分有益的。基于此，著者斗胆留下《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这篇文字，献给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大中专学生和所有热心读者。寄望取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历史而形成的《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也能告诉我们点什么？！ 让历史告诉未来！ 王相坤
《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蒋、汪合流发动反革命政变、瞿秋白领导全党实施武装反抗总方针、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指挥中共上海首脑机关大转移、错误领导陷红军于危境、遵义会议毛泽东挽救党和红军、蒋介石成为“阶下囚”、周恩来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亲手导演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粉碎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留下“烂摊子”、陈云主持破解经济难题、美在鸭绿江畔燃战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三年经济困难、毛泽东、刘少奇接力调整国民经济、北国大兵压境、中国联美抗苏、林彪阴谋篡党夺权、毛泽东雄才大略化险为夷、十年内乱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