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2009
贵州人民出版社
保罗·亨利·朗
1040
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
无
如书名所示，
如书名所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旨在以“西方文明”为整体舞台，展示音乐艺术在近三千年（自古希腊至２０世纪初）的漫长历程中所扮演的戏剧性角色。“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在当下“千年世纪”转折点的智力气候中，似乎已经有点过时——它令人联想起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中心论”所特有的自负和傲慢。目前更常用的替代术语是听上去更为中性和客观的“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但为尊重原著起见，译者在翻译书名时仍然选用“文明”一词。关于“文明”和“文化”两个术语间的区别和各自的内涵解释，各路学派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争议，在此不赘。但话说回来，尽管如此，所有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明晓“文明”或“文化”大概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指人类精神活动（乃至物质活动）的所有成果。文、史、哲、艺、政、经，均是理所当然的题中要义。具体到“西方文明”，还必须加上一个几乎位于中心地位的要素——宗教。 由此出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因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荣誉。此书原著于１９４１年在纽约出版，随即被公认为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不仅已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著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至今尚无任何著作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比。
作者保罗·亨利·朗（Ｐａｕｌ Ｈｅｎｒｙ Ｌａｎｇ，１９０１—１９９１年）系匈牙利原籍。少年时代曾学习大管、研习作曲，但天生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使他最终转向音乐学。青年时代，眼看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社会形势恶化，同时受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贝拉·巴托克的鼓励，转道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音乐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音乐学、艺术史和美学）求学。虽然他最后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但其实他整体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均源自欧洲。这种对西方（尤其是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透彻了解和博闻强记其实是他日后撰写《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直接前奏。 １９３４年，保罗·亨利·朗成为美国公民。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投入到美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中，并很快在美国音乐生活中发挥突出的引导和领袖作用。作为一流的教师，他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７０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名牌学府任音乐学教授，培养和训练了几代出色的音乐学家和作曲家（著名华裔美籍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即为其学生）。作为学科统帅和组织者，他是美国音乐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一职（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推动了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并提高了音乐学在学术大家族中的地位。作为知名乐评家，他曾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的首席乐评人（１９５４—１９６３年），在日常的音乐评论中融入学者特有的深邃历史知识和敏感的审美判断，其优美和活跃的文风至今传为美谈。最后，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音乐期刊《音乐季刊》（Ｍｕ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的主编，他在任近三十年（１９４５—１９７３年），不仅使这本期刊在学术上处于国际核心地位，而且使它贴近当代音乐生活（特别是当代音乐创作），其间的成就有目共睹。 教授、学科领袖、乐评家和主编——一人司职四个角色，均获得极高成就，其事业生涯之圆满可见一斑。保罗·亨利·朗繁忙一生，在其学术论著中，尤其精于对启蒙运动、亨德尔、莫扎特、１９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和歌剧的专门研究。但是，这位音乐学者留给后人的馈赠中最值得称道的依然是他四十岁时发表的鸿篇巨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这里，作者所展示的不是一个专门家细致周密的考据钩稽，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家在把握时代精神脉搏上的独到功力，在全方位联系各种人文、艺术、精神现象时的雄才大略，在洞察音乐风格和理解音乐思维上的内行眼光，以及在表述文风上的华美修辞。
中译者序００１引言００１第一章 古希腊００１音乐在美的圣殿中/001神话时期与荷马时期的音乐/002诗、歌与器乐/006“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011音乐社会学概观/014音乐科学/018古代音乐的最后阶段/019第二章 拜占庭０２２东部基督教的音乐/022古希腊音乐与拜占庭音乐的比较/026拜占庭教堂音乐与圣诗/028第三章 罗马０３２第四章 基督教早期教父时期０３９“中世纪”对“文艺复兴”/039基督教教会音乐的问题/041基督教礼仪音乐的渊源和组成要素/044崇拜仪式的组织结构?世俗音乐?基督教会的抵抗/053基督教祭礼音乐的神学、哲学和科学基础/058第五章 格里高利艺术与它的影响范围０６５格里高利大教皇/065不列颠的罗马圣咏/069卡洛林帝国的罗马圣咏?凯尔特人的影响/070格里高利音乐的支系/074格里高利艺术的衰落/080罗马风格时期普世神圣艺术中的格里高利圣咏/082卡洛林时期的世俗音乐/085音乐的理论、艺术和哲学观念/088第六章 格里高利艺术的进一步扩散０９５戏剧从礼仪中产生/095抒情诗、戏仿诗文和打诨歌/102中古抒情诗歌的音乐渊源/105封建主义及其艺术/107吟唱诗人/109骑士抒情艺术的其他方面/113游吟艺人/116骑士艺术的衰落/119普罗旺斯艺术所唤醒的意大利抒情艺术/120英格兰的吟唱诗人和游吟艺人/124恋诗歌手/125第七章 哥特风格１３１哥特风格的兴起/131复调的起源/134早期复调的形式和手段/136古艺术/141罗马式艺术与哥特风格/146中古的音乐教义与理论/147基督教会对复调的抵抗/149法兰西哥特风格对周边文明的影响/152第八章 新艺术１５５中世纪秩序的崩溃/15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157新艺术和古艺术/159法国的新艺术/162意大利的新艺术/166１４世纪的音乐实践/168音乐理论和美学的新趋势/170１４世纪中对音乐的广泛传播和普遍欣赏/173第九章 文艺复兴１７８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178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得到现代研究的确证/183晚期哥特式音乐的最后体现/184哥特因素和早期文艺复兴因素的风格调和/186英格兰的影响/186勃艮第乐派/190新哥特风格的兴起/192佛兰德斯音乐家的迁移?１５世纪的意大利音乐?法兰西－佛兰德斯作曲家的崛起/198１６世纪音乐的问题/205改革与复兴——德国的人文主义?工匠歌手/210德国艺术中的勃艮第与法兰西－佛兰德斯的影响/215德国作曲家的解放/215路德与德国的新教音乐/217古典“尼德兰”风格及其国际化/222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音乐/224威尼斯乐派/228意大利－佛兰德斯风格/231复调的最后综合?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234帕莱斯特里那/239音乐－政治环境的变化/245乐器和器乐/246器乐的种类与形式/251文艺复兴晚期的德国音乐/257法国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259胡格诺教派及其音乐/263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及西班牙音乐/266西班牙－佛兰德斯乐派的合唱作曲家/271都铎王朝之前的英格兰音乐/275都铎王朝早期的作曲家/278英格兰的宗教改革/281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矛盾对音乐的影响/283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乐派/289声乐/289器乐/296文艺复兴的审美原则/299文艺复兴生活中的音乐/303人文主义的反响——抒情戏剧的倾向?文艺复兴音乐实践面面观/309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果/315音乐在大学里/315新世界中的音乐/317第十章 巴洛克３２０文艺复兴的衰退/320宗教思想作为早期巴洛克艺术的原动力/322变化中的艺术理想/326巴洛克中的浪漫主义——戏剧/332戏剧与诗歌、音乐的关系/334音乐戏剧的前身/335早期的音乐戏剧/338蒙泰威尔第/344宗教歌剧?清唱剧?喜歌剧/348罗马和威尼斯/348１７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歌剧/356作曲与演绎的新技巧：通奏低音?管弦乐队?键盘乐器/361器乐的原则与类型?意大利的小提琴乐派/368“大巴洛克”的时尚——天主教的教堂音乐/372１７世纪早期的西欧/375新政治哲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路易十四风格/377路易十四鼎盛时期的音乐/379法国思想对歌剧的根本抵抗/385琉特琴音乐与羽管健琴音乐/387三十年战争/389德国的巴洛克音乐/393德国的早期巴洛克歌剧/405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408斯图亚特王室统治下的英格兰——革命与王政复辟/409其他国家中的巴洛克/419尼德兰国家/419西班牙/421北美/425第十一章 晚期巴洛克４３２专制主义与启蒙运动/432哲学背景/434巴洛克的音乐思想/436气质与感情类型说/436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象征主义/442世俗主义：晚期巴洛克的主导精神/446晚期巴洛克的歌剧/448那不勒斯乐派/453意大利歌剧在德国/461意大利歌剧在英国/464晚期巴洛克的天主教教堂音乐/468新教北方的宗教思想和音乐思想/472教堂音乐与歌剧的和睦关系/478晚期巴洛克的器乐/484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491合唱作品/497器乐作品/505晚期巴洛克的英国音乐/516亨德尔/520清唱剧/523巴赫与亨德尔/527第十二章 洛可可—华丽风格—情感风格５３0路易十四统治后的时期/530三个国王的戏剧/531洛可可从解体的巴罗克中兴起/533法国洛可可的音乐/536拉莫/542卢梭?谐歌剧论战?法国喜歌剧/547正歌剧与抒情悲剧的新面貌/552开明专制/566启蒙运动的理想及其对文学的影响/568音乐与启蒙运动——柏林乐派/572歌剧与歌唱剧/577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的关系/582前古典交响曲的先驱/589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594奏鸣曲－交响曲的组和成分/596意大利乐派和奥地利乐派/601曼海姆乐派/606前古典交响曲的进一步构成/609前古典的室内乐/612第十三章 古典时期６１5古典思想的回归/615文艺学术中的古典倾向/617海顿/623早期作品/625晚期作品/629莫扎特/638器乐作品/650古典时期的戏剧与歌剧/656莫扎特的意大利歌剧/660莫扎特与歌唱剧/667莫扎特的歌剧观念/675第十四章 １８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６７8西班牙/678英国/682美国/690１８世纪的声乐观念/697新教的教堂音乐/702天主教的教堂音乐/704１８世纪的音乐实践?管弦乐队的建设作用?演绎艺术/710１８世纪音乐的社会学概观/718音乐评论与历史编纂/724启蒙运动希图创造民众艺术宣告失败/730第十五章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汇７３2古典主义对浪漫主义/732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738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其在音乐中的对应/743贝多芬/747生平/753早期作品/757晚期作品/764贝多芬风格/768舒伯特/773革命时期、督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的法国歌剧/784德国的早期浪漫主义歌剧/791第十六章 浪漫主义799浪漫主义概观/799门德尔松?舒曼?肖邦/808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批评/817大歌剧/826意大利歌剧/835德国歌剧/840第十七章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８４5现实主义作为人生哲学/845探寻包容一切的整体艺术/848教堂音乐和交响－戏剧的新倾向/857柏辽兹/863李斯特/868瓦格纳/879整体艺术品/889第十八章 反潮流９０1勃拉姆斯/901比才/911威尔第/915第十九章 １９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９２3德国/923法国/930英国/936美国/940音乐中的民族主义/945俄罗斯/950波希米亚/962斯堪的那维亚/964１９世纪的音乐实践/967１９世纪的音乐思想——理论?美学?哲学?科学/979音乐评论/985音乐学/991第二十章 通往现代之路９９7调性的新概念/997器乐/999歌剧/1006舞蹈音乐与轻歌剧/1009教堂音乐/1013歌曲/1018世纪最后的风格综合——印象主义/1021音乐中的印象主义/1024“西方的衰落？”/1031索引
第1章 古希腊 【音乐在美的圣殿中】 所有的文明民族中，古希腊人①对“美”与“善”的亲和关系具有最敏锐的感觉和理解。kalokagathia一词体现出美和道德相互统一的观念。kal0意为“美”，agathos表示“善”。两者的先后次序说明，美更受人重视，但道德戒律紧随其后，对美的原则颂辞赞礼。艺术的突出地位受到普遍尊崇，艺术的实践得到鼓励。 对美的顶礼膜拜，可从希腊人的文学和造型艺术中勾画出清晰的概念。古人公认对荷马与索福克勒斯怀有深挚的敬意。手边有许多优秀译本的现代人同样如此。希腊人曾对费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塑表示崇敬，随着时光流逝，我们的这种仰慕之情有增无减。然而，甚至那些对希腊天才无限仰慕的人，也很少停下来想想音乐——这门在现代生活中占据如此突出地位的艺术。对大多数人而言，希腊人是一个有非凡天赋的民族，孕育了众多的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雕塑家和建筑家。至于他们的音乐家，我们甚至想也没想到过。 奇怪的是，与造型艺术方面的天才相比，古希腊人更看重音乐的成就。古典文学中难得涉及雕塑和建筑，却经常提到音乐。造型艺术没有自己的缪斯神。在众神的圣殿中检视一番，如果想找到一个相当于阿波罗的美术之神，就只能满足于瘸腿的赫菲斯托斯了。其实，赫菲斯托斯只是奥林匹亚山神的军械士，众神常常拿他当作嘲弄对象。希腊的国家对音乐深怀敬意，极力推崇，在处理一切有关音乐的问题时充满自信。制定音乐的观念和原则被认为是国家大事。音乐在生活的艺术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俊杰高士通常被尊称为有乐感的人，而粗民走卒则被贬为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品达将吹管乐器大师米达斯誉为征服人心的英雄；号角演奏家赫罗多鲁斯曾十次赢得奥林匹克奖。柏拉图虽然公开表示讨厌艺术，①但他在《理想国》中仍用很多篇幅来讨论音乐。 希腊人是敏感的南方民族，对音乐的感官性质反应强烈。他们的心中活跃着两种灵魂，其一向往清晰、节制和中庸，其二导向奇想与狂热——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宣扬阿波罗的理想：希腊人意识到，自己较易受到另一极端的影响。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的对立也反映在音乐领域中。平静安祥的音乐与狂暴刺激的声响形成对照，观众为之感染和激动。理查德·瓦格纳掀起轩然大波时，同样的争端重又出现。尼采被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张力所撕裂，将切身经验写进《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其中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两种音乐构成尖锐对峙。 【神话时期与荷马时期的音乐】 希腊天才在两个伟大的时期中，创造了两种各自独立而完整的音乐体系。经过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耕耘，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通常称这两种音乐体系为“古希腊音乐”（简称为“希腊音乐”）和“拜占庭音乐”（或“中古音乐”）。只有考察了这两个时期音乐的持续影响，才能意识到希腊天才独一无二的成就。 文学艺术领域中，我们在异教的希腊和基督教的希腊之间不作区别。因为我们知道，后者吸收了前者的文化财富。这种观念并无不当，因为日常生活植根数世纪的实践，不会随着一种新的生活哲学的到来而迅速发生变化。古代的希腊基督教会沿用了早先异教同胞使用的音乐。关于这一点，l922年在俄克喜林库斯所发现的纸草纸古文书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这些文稿中有一首基督教赞美诗，出自3世纪，但记谱、韵律和曲调都严格遵守基督教之前的古典概念。我们将会看到，拜占庭的音乐具有不同的特征，似乎可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但站在20世纪的远程立场考虑，这两个时期的希腊音乐仍分享一些共同的原则：以诗歌为基础，与文字的韵律不可分割。为此，希腊音乐的历史多半与希腊文学的历史相一致，因为两者是无法分离的整体。这不仅是古代时期的特点，也一直延续至中世纪。希腊音乐和拜占庭音乐中，旋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复音尚不存在，这并非偶然。最后，必须牢记，最终的分析表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希腊音乐的基础都是东方文明。 希腊音乐的第一个伟大的分段包括史前期和古代时期，截止到大约公元后4世纪。这期间的l2个世纪对于历史学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直到18世纪后，音乐历史学家才开始逾越这一时期。学者们跌入各种事实和假设的迷宫，甚至连中世纪也无法企及。所有写作音乐历史的企图都以对古代音乐的冗长论述而告终。然而，这些历史学家手中只掌握很少一点真正的音乐。即使在今天，勤勉的考古学研究也只能给我们提供十来首采用古希腊记谱法的乐谱，大多支离破碎，且出自较晚的时期。然而，尚有大量的文字、造型和图像遗产，借此可以恢复希腊音乐生活的概貌，并对它进行评估。 如同其他希腊艺术，希腊音乐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音乐在希腊人智力生活中的重要性，哲学家在伦理学领域中赋予它以突出地位。今天所知的希腊音乐理论在公元前4世纪得到系统的阐明。这正是诞生希腊科学的伟大世纪。在亚里士多塞诺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具有非凡统一和逻辑的理论体系，对近代西方世界仍具深远影响。只要想象一下造型艺术、文学遗产和哲学名作的丰富多彩和深入人心，便不难想见音乐学者的窘境。他不得不从亚里士多塞诺斯这样的“后世”作家的著述中，摘录有关回眸过去的篇章，试图以此来勾绘纪元前第5、第4世纪希腊文明达到顶峰以前的漫长岁月的图画。希腊的音乐理论就体系的严密逻辑而言，再也没能超越亚里士多塞诺斯；他的后继者即便几个世纪之后，谈到他仍像当代人一样。音乐的实践，包括创作、演奏、演唱和教学，似乎没有超过这位伟大理论家的论述范围；在他以后的音乐实践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希腊化时期的“现代音乐”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希腊音乐在历史意义上的完整横剖面。但要了解这时的音乐，必须摆脱基于生物进化论原则的历史批评尺度。在希腊化时期之后，希腊音乐既没有发展，也没有衰落；它仅是沿袭了既有的艺术倾向，这在雕塑和文学中同样清晰可辨。 现代西方文明中，谈论音乐艺术习惯上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流行音乐或民间音乐；其二是“艺术”音乐。没有足够的材料允许我们可在希腊音乐中做出同样的划分。现存的资料中提及各种歌曲，有的在农村集市上演唱，有的用于各类具有节奏性的工作，例如打谷和划船；甚至有些歌词仅从节奏性质上就表明，原来是用于歌唱的，虽然旋律现已不为人所知。民间音乐因素在艺术音乐中的运用（从吟唱诗人到斯特拉文斯基，这一过程不断给音乐赋予活力，使之新陈代谢）鲜有记录。毋庸置疑，这类民间音乐一定存在，犹如在高度发达的荷马六韵步诗歌之前，通俗诗歌早已存在。但是古代世界的整个这段历史，好似一个巨大的废墟，虽瓦砾散落，但魅力依旧，残缺不全是它的命数。据此，我们只好将研究局限在艺术音乐上。 希腊人坚持不懈对艺术进行提炼加工，音乐也不在例外。他们着迷于音乐技艺和．理论的各种可能性，承认和尊崇这一领域中的发明家和不朽人物。他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依照自己的观念对希腊音乐的起源进行解释。这些观念往往与我们的观念相似，只不过我们具有更强烈的历史感。我们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事实周围，而他们更关心人物和个性。他们的著述中提及众多神话中的音乐家，希腊音乐的起源于是被回溯到神话时代。因而，我们所涉及的第一批历史人物都是神。冷静的现代历史学家只会简单地叙述，古希腊音乐的整体特性源自里尔琴，这是真正的希腊本土乐器；但同样的事件，希腊的编年史家会以文学史中最迷人的笔调予以描述。幼年时的赫耳墨斯，偷了哥哥阿波罗的牛肠琴弦。他杀了一只乌龟，将偷来的牛肠琴弦张在乌龟壳上。后来，为了平息哥哥的怒火，这个能干的小精灵拱手让阿波罗使用自己的音乐发明——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恰恰证明了里尔琴演奏是阿波罗崇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Paul Henry Lang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译本，即将重印。由此想到，在译完此书后曾写过一些文字，记录笔者结识此书并与此书产生“神交”的相关过程。现将这些文字放在博客上，权作这部名著重印面世的预告。 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近二十年之久，很早就有心想译出全书，但直至今日方才如愿，因此不免有些感慨。 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版）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觉得有些深不可测。不过，还是看出些“名堂”。一是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名叫《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大部头原著”的选译本，二是悟到此书绝非“等闲”，一定有些“来头”。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找到英文版原书，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 此书作者，匈牙利裔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懵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法经”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张洪岛先生所译三十万字只是最后六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原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别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见《读书》1984年第9期），而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我受人之托，曾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唱片业的带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八十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素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闻名的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一部完全出于爱乐者自身热忱而得以编译出版的《瓦格纳戏剧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令音乐界着实吃了一惊；老牌的商务印书馆自解放后已经多年没有经手音乐类图书，现在好像也不甘袖手旁观，于1998年推出《企鹅唱片鉴赏指南》（不过似乎出书过程太草率，质量打了折扣）；原先一本外观相当粗糙的《音乐圣经》起初似乎很不起眼（华夏出版社，1993年），但在短短几年后摇身一变为印刷精美的煌煌两大册，几乎将唱片中经常碰到的西方音乐重要曲（剧）目“一网打尽”（华夏出版社，1999－2000年）；在音乐出版中从未见“经传”的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一次性推出“BBC音乐导读”四十种（可惜的是，这套丛书中相当一部分的译笔极其粗陋，莫名其妙的误译和文法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几乎令人不堪卒读）。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界、知识界的众多读书人正在“加盟”“爱乐”的大军，他们从唱片音响上获得的感性体验正在饥渴地等待相应的历史补充、批评引导和理性验证。读书，读音乐书，读优秀的音乐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优秀的中文音乐书在哪里？花山文艺出版社所出的“BBC音乐导读”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材）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 我隐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年初，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这本“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因而不免有些着急。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位编辑准备着手正式联系出版此书之际，有消息传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 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这些年李章多次向笔者约稿，在编稿过程中已经与我结成好友。我们在交谈中一定多次谈及“朗”，因此他深知我对“朗”此书的“情结”。李章告诉我，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应该出版的音乐名著，经历多年耽搁后，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承接下来。这其中的曲折故事，最后近乎“喜剧性”的收尾，以及整个过程中所“隐喻”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似乎都令人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出版事宜一旦“敲定”，随后的具体翻译工作便顺利展开。让人高兴的是，著名翻译家顾连理教授在笔者相邀下，一口答应承接部分译稿工作。顾老师是我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老师，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能请她作为“主打译笔”，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张洪岛先生原来的那部分《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译稿予以保留，但由笔者负责全面修订。此外，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也受邀“加盟”。至于我自己，除了“收拾”起多年前未竟的译稿（但实际上等于“推倒重来”）、另承接部分译稿之外，负责此书中译本的统筹、统校和事务联系等工作。虽有些烦琐，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也就“乐此不疲”。 事后回想，邀请顾先生作为“主打译笔”，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顿觉差距。于是，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英文中译，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e”（我们）和“our”（我们的）这样的字眼，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我觉得顾先生的作法可取，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现在回过头捧读这本名著，仍每每感到，作者在勾画音乐蕴涵的精神寓意时，在倾听音乐的“文化泛音”时，其眼界之宏阔、感应之饱满、笔力之雄健、辞章之华美，都堪称“大师级别”。音乐绝不仅仅是美妙的声响，其中回荡的是时代精神的脉动、社会心理的余音和个人创见的智慧。《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经过，恰恰就是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趣“注脚”。 2000年4月4日初稿 2009年1月21日修订
作者将音乐置于“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的历史进程。此书被公认是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着作。六十年来，该书不仅已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着，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着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本书比肩的同类书寥寥无几。该书中译本亦获得国内翻译界一致好评。 在本书中，作者所展示的不是一个专门家细致周密的考据钩稽，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家在把握时代精神脉搏上的独到功力，在全方位联系各种人文、艺术、精神现象时的雄才大略，在洞察音乐风格和理解音乐思维上的内行眼光，以及表述文风上的华美修辞。
无
我逐字逐句地閱讀了古典以及浪漫主義的部分，作為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來說，尚還沒有能力讀完1024頁的全本，這需要對西方的藝術史有起碼的瞭解才能啃得下去，算是作為自己今生的一個願望吧，就是讀完《西方文明中的音樂》。
音樂史的難度不僅在於歷史的承前啟後，更重要的是要擁有極為豐富的聽覺經驗，雖然手上有大量的早期音樂，但是這種經驗不是突然的，而是一點一滴、日積月累的，讀藝術史的難度就在於此，它不完全構建於時間與事件的邏輯上，而是構建在藝術經驗上，這也是大部分人能讀宋史、清史，但是卻讀不了錢鐘書《談藝錄》的原因。
博客：http://jonny3836395.blog.163.com/
问个事儿，这09版的跟我手里那本儿03版的有啥差别没有？页数差了200多页~
说实话，这的确是本好书，很值得一看~
对西方音乐的论述很系统，包括从巴洛克到现实主义等一系列音乐发展时期的的总体概述~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推荐一看~
书还没看完，先给个比较低的评价
一则是太厚了，躺在床上举着书的时候觉得太沉，多少有点败兴，或许可以趁机锻炼一下独手擎书的力道？
二则是没有阅读过以这种风格讨论音乐的书籍，多少有点不习惯，可能还需要适应
自家老师呕心沥血出来的巨著，不推荐怎么行呢...
说实话买回来一年多到现在还没读完，只挑拣了大部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读，还是忘掉了大部分细节——实在太多细节的文明，记不住也没必要记住。
总觉得这本巨著适合闲来品读，刻苦研读实在没必要，毕竟这是才子的天马行空之作，浩浩荡荡，学也学不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10/17/content_18300.htm?div=0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本西方音乐史著作。作者把音乐放在文明史的范畴之中加以讨论，文采斐然，而且篇幅如此巨大的一本书，通篇居然没有一个谱例，对于无法阅读五线谱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极具吸引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真的牺牲了专业性，事实上，即使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能在此书中一再遭遇令自己震惊的细节。此书由音乐史家张洪岛、杨燕迪等翻译，坊间绝版已久，今年重新上市，是爱乐者的年度惊喜之一。
1 音乐世界的美好细节
没想到这本书这么好。
我自以为是个有点资历的音乐爱好者，音乐史中的正史野史读过一些，算是挑剔的读者，但这次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地把这本一千多页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从头到尾读、有目的地翻开自己喜欢的音乐家或者随机乱翻，往往深为折服。像任何历史一样，音乐的故事吸收了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富贵、声色犬马和冷寂人生之后的哀荣。CD上，名字仅仅是名字，和音乐有着神秘的联系，而在历史中，它们背后都有各自的血肉和复杂。
书的体例并不新鲜，从古希腊、拜占庭、罗马一路说到巴洛克、古典时期、浪漫派直到20世纪初，除了音乐、历史、文化，还总结了目前的音乐史、音乐学研究，直到对现代生活的工业化、去个性化的忧虑。
对中国人而言，从古典到浪漫派（大体上说是海顿到马勒）是最亲切的一段，这个时段内作品的演出至今仍是活跃的主流。而古典之前，精确地说是从古希腊到巴赫，往往因传统的悬隔、宗教意味的浓重而不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事实上，在如今仍然属于主流的海顿、莫扎特甚至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仍能看到早期音乐的影子和它们为后人准备的土壤，更不用说巴赫。
我大胆向国内读者特别推荐本书从拜占庭到文艺复兴这一大段，因为这恐怕也是中文音乐史料中比较欠缺的部分，也因为疏离当代读者的生活经验，离开文本援助就难于理解。
这一段历史中，教堂、礼拜音乐是主体。本书细细展开格利高里圣咏传统之后的帕勒斯特里纳、加布里埃利直至威尼斯这个天主教艺术中心，加布里埃利的多声部合唱，“稀少的管弦乐伴奏，光辉的独唱，尖锐的动态对比已经将音乐领入了充满戏剧性的不朽的巴洛克世界。”和所有成体系的历史一样，作者难免在某些前提下预设和“组织”历史，或者过度期待历史中的线索和原因而引导着读者，但本书的巨大篇幅在某种程度上为“组织化”叙述消了毒———细节有时淹没了线索，甚至让线索互相矛盾，而这正是世界的一种真实。
2 在文明史中考察音乐
不管是跟随作者清理出的线索，还是从零星唱片、细节叙述中寻求瞬间感动，这一段历史中的音乐都是富厚的财产。就“信仰”这个貌似单调的心理意念来讲，它催生出来的细致意象，实在令人惊叹。一方面信仰是看轻智慧的，另一方面它又调动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热情，贡献给智慧的成品。
这一段历史，当然要和倾听和阅读一起来做才有圆满的意义，但作者对教堂音乐叙述本身对人启发很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诗歌、舞蹈和音乐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体例明显地影响了音乐的形式，而舞蹈则一直在“图解”音乐，体现音乐最感官的部分，也给许多音乐语汇提供了“情景联想”的资本。直到后来的贝多芬时代，舞蹈音乐才慢慢和所谓“严肃音乐”明显地区分开。
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分分合合，有神学、美学风气的影响，也有因为个别人物带来的偶然性———这一点，在别的历史中也很常见。本书并不仅仅讲音乐，而是将音乐放在“文明中”，这正是它的特别之处。历史总是如此，抓一把沙子，往往各色都有，不可能完全分清。而音乐这种听觉艺术，虽然难免给人超时代、超文本的错觉，其实它社会化的程度并不低。
至于从巴赫以降到浪漫派这一段音乐，我在这里不用多说。经常听音乐的朋友，可以尽情在这五百多页的范围内对照自己的听感。而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代（1940年前），莫扎特和巴赫的地位并不如当今，但此书对这几位巨人的评价，基本和我们如今的认知并无二致，甚至也许可以这样猜测，这本书产生的影响，正是形成我们今天的评价的力量之一：对莫扎特作品中的“洛可可性”和“歌剧性”，作者更强调后者，甚至指出了莫扎特内在的复杂性、悲剧性以及它的自成体系，这都是非常“现代”的视角。而洛可可在我们的时代也确实不那么时兴了。
3 读乐如读人
作者保罗·亨利·朗，出生于1901年的匈牙利，拿过文学学位，有趣的是，竟然作为巴黎大学队员参加过1924年奥运会的划船项目。朗1929年移居美国，三十出头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出版此书时他40岁，大概学养和激情都旺盛———从此书的文笔就能猜到。有书评说，仅仅从文字的角度，这本书“能教人怎么写好散文”。
在我看来，作者的热情贯注到几乎所有细节，好比血流到肢体末端仍然传送着热力。无论花费巨大篇幅谈论的巴赫还是从主流作品中淡出的无数早期作品，作者都清清楚楚地交代出特点，并且和同代人、同类而异时的音乐家做出甄别，而不是像许多平庸作者那样，将一段描述置于语焉不详的当口即扬长而去。这不仅是因为本书是一部需要负责的“通史”，还源于作者旺盛的才能和敏锐的辨别力。
评论家、史学家常常给人“书橱”的先入之见，但对一类事物能够体察到这种广度和深度，又处处能抓到抽象的本质，哪里是仅仅机械积累所能为。关于本书，笔者正好遇到一则轶事：另一位有影响的音乐学家罗森曾提到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是由作者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助手代为，朗的遗孀在2006年致文纽约时报辟谣，说亲见保罗在1934年后逐字用英文写成此书，而他于1929年来美之时，几乎不通英语。罗森回复致歉，“我很高兴这个流传于五十年前的传闻是谣言。”
其实历史是读不完的，读到某处你就不得不停下来深入，以至于永远读不完。完整地经历一种所谓通史，恐怕得有上帝的视角。笔者听过大量有名无名的音乐，深知音乐史并不可信。话语权的取得，毕竟有太大偶然性，尤其对音乐而言，要获得演奏机会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机会，如果不能得到机会，就可能永远得不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流行”和“试图挖掘”的东西，然后经历新一轮的“扬弃”。但至少对古典音乐而言，历史感的辅佐和激励，对“听”本身是个强大、有效的推动。听和读之间的抵抗和质问，都是认知中的乐趣。
尽管我们终将被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所欺骗（就像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感知），但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都值得人努力地寻求，音乐史则告诉我们不管一生有多长，总有听不完的好音乐。世上有过这么多的人生，这么多种的光彩和悲喜———和它们的沟通，是今天的安慰。
□书评人 马慧元
■杨燕迪
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保罗·亨利·朗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中译本，已经重印面市（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说起来，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二十余年。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版）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但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大部头”著作的选译本。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找到原著，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此书作者，匈牙利裔著名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蒙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经法”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20章，张洪岛先生所译只是最后6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120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见《读书》1984年第9期），而90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90年代中，我受人之托，曾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唱片业的带动下，自90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80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读书，读音乐书，读优秀的音乐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优秀的中文音乐书在哪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那套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才）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
我隐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年初，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这本“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因而不免有些着急。
果然不出所料,几乎就在这同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李章告诉我，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和组织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乎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该出版的音乐名著，经历多年耽搁后，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推出。这其中的曲折故事，最后近乎“喜剧性”的收尾，以及整个过程中所“隐喻”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似乎都令人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09新版刚入手，近期肯定来不及仔细看了。
新版的装帧……不知道是不是和网购折扣有关系，觉得耐用度可能不会高吧。书脊上的烫金字很容易磨掉（已经磨掉一点了）；装订得略有不平整，翻的时候还要小心，恐怕装订处破损；内页纸张上有不少细墨点。最不爽的是纸太薄太软了，比起初版厚实挺括的纸张，在阅读上会有不便。排版方面字也偏小了。好像字小行距大是新时尚？ = =
第2版没有再版说明或者第二版序之类有点奇怪。而且不写印数难道现在已经成为通行做法了么 = =
内容的话，不是我这种音乐小白可以妄加评论的。只是它曾伴我整个假期，所以出于可笑的私念终于还是不惜银子弄一本捧着藏着罢了。
在笔者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达成初步的翻译意向后, 笔者因从事课题研究需要立即赴美3 个月。出版社方面由于已经与诺顿出版公司签好合同, 希望尽早译出全书。即使将张洪岛先生原30 万字保留不动,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剩下的近80 万字译稿的工作, 仅凭我一人之功当然无力完成, 更何况在美3 个月我要从事其他的课题工作, 无暇顾及这本“朗” 的翻译。让人高兴的是, 著名音乐翻译家顾连理先生在我相邀下, 一口答应承接译稿工作, 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顾先生是我十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教师, 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 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 不仅“又快又好”, 而且由于非常用心地从事音乐翻译有半个世纪之久, 早已达至“信达雅”的境界。能邀请到她“加盟”, 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由于顾先生愿意承担大部分译稿任务, 因此翻译工作进展应该说相当顺利。经过协商, 这本“朗”的翻译作如下安排: 我负责引言、第一章至第七章(从古希腊到哥特风格时期)、第十三章(古典时期)、索引以及全书的统校工作; 顾连理先生负责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从新艺术时期到巴罗克晚期)、第十四章(18 世纪音乐的外围及其实践) ; 富有翻译经验的汤亚汀先生负责第十二章(洛可可- 华丽风格—情感风格) ; 张洪岛先生原有的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译稿保留,
但由笔者根据整体译本的译名和风格作相应修改。
翻译只能是一种意义转换, 而不能做到严格对等。而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 准确应是最关键的要求。但是, 译笔的干净流畅以及与原文风格的匹配依然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现在看来, 邀请顾先生作为“主力译笔”, 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 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 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 顿觉差距。于是, 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 英文中译, 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 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 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 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 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 e”(我们) 和“our”(我们的) 这样的字眼, 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 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 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 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 我觉得顾先生的作法可取, 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 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目前, 全部正文的译稿均已完成。笔者正在通过翻译索引对整部译稿进行译名的统一工作。由于译稿出自四人之手, 加之此书是“宏篇巨制”, 因而译名的不统一当在意料之中。此事的繁琐和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此外, 张洪岛先生的译稿是近二十年前的产品, 当然更遇到很多译名上的和文字表述习惯上的问题。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 因而尽管工作繁重, 我仍“乐此不疲”, 唯一的期望是让这本有价值的名著中译本质量更高一些, 并早日让它与读者见面
杨燕迪
十多年前, 还在埋头“苦读”硕士。曾有一段时间, 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19 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年) 的音乐史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 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
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过几遍, 似懂非懂, 觉得有些深不可测。不过,
还是看出些“名堂”。一是了解到此书只是一本名叫《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 usic in W estern C iv iliz ation) 的“大部头著作”的选择本, 二是悟到此书绝非“等闲”, 一定有些“来头”。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 图书馆里找到原著, 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 巨著, 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 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 ang, 此书作者, 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 常常是“一知半解”, 有时甚至是“瞎懵乱猜”, 但硬“啃”下去, 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 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 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治、宗教、社会、习俗乃至经济等, 均如数家珍; 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 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 不能自拔。“一不作, 二不休”, 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 张洪岛先生所译三十万字只是最后六章, 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 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 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 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 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然而, 虽然没有再译下去, 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 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 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 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 或“挂” 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 谈何容易! 记得曾有好多次, 同行们聚会聊天, 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 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90 年代初,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 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 先选择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 但一谈到翻译出版, 却又顿觉一筹莫展。这个窘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严肃的、有学术价值的音乐著述出版事业在国内仍处在一个怎样的贫弱境地。
但另一方面, 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19 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虽然在音乐界内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但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 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 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 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 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 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 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 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此书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 见1984 年第9 期) , 而90 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 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 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 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 唱片业的带动下, 自90 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80 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素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闻名的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 一部完全出于爱乐者自身热忱而得以编译出版的《瓦格纳戏剧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年) 令音乐界着实吃了一惊; 老牌的商务印书馆自解放后已经多年没有经手音乐类图书, 现在好像也不甘袖手旁观, 于1998 年推出《企鹅唱片鉴赏指南》(不过似乎出书过程太草率, 质量打了折扣) ; 原先一本外观相当粗糙的《音乐圣经》起初似乎很不起眼(华夏出版社, 1993 年) , 但在短短几年后摇身一变为印刷精美的煌煌两大册, 几乎将唱片中经常碰到的西方音乐重要曲(剧) 目“一网打尽”(华夏出版社, 1999～ 2000 年) ; 在音乐出版中从未见“经传”的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99 年一次性推出“BBC 音乐导读”四十种(可惜的是, 这套丛书中相当一部分的译笔极其粗陋, 莫名其妙的误译和文法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 几乎令人不堪卒读)。凡此种种, 都说明文化、知识界的众多读书人正在加“加盟”“爱乐”的大军, 他们从唱片音响上获得的感性体验正在饥渴地等待相应的历史补充、批评引导和理性验证。读书, 读音乐书, 读优秀的音乐书, 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 优秀的音乐书在哪里? 花山文艺出版社所出的“BBC 音乐导读”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 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 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 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材) 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 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目前看来,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还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观。虽说如此, 但我却隐隐感到, 在这种局势下, “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 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 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 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 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 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 年初, 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 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 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 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 因而不免有些着急。果然不出所料, 就在这位编辑准备着手正式联系出版此书之际, 有消息传来: 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W. W. No rton & Company) 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这些年李章多次向笔者约稿, 在编稿过程中已经与我结成好友。我们在交谈中一定多次谈及“朗”, 因此他深知我对“朗”此书的“情结”。李章告诉我, 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 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 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 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乎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该出版的音乐名著, 经历多年耽搁后, 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 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承接下来。这件并不算大的小事中, 似乎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 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 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还得再提一个“小故事”。回想当年, 痴迷“朗”没多久, 就碰到一位去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多年的留学生, 赶忙打听当前美国音乐界对这本书怎么看。本期望听到一连串的溢美之词, 没想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很不在意地回答说,“嗯, 这本书有点out of date (过时了)。满腔热情碰到点冷水, 自己不免有点怏怏然。心想, 他是不是有点“瞎说”。
等几年后, 对西方音乐学的“家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才知那位留学博士的话确实不是“瞎说”。虽然学界公认朗的这部巨著是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是音乐通史著作中最优秀的佳作之一, 但它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出版物。而众所周知, 西方(尤其是美国) 音乐学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1980 年所出20
卷《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出版于1941 年, 书中的具体数据和结论自然有许多已经被后来的研究所超越。更重要的是, 50、60 年代西方音乐学界风行的是严格、冷静、客观的实证性研究方法, 而朗的这部著作属于“老派作风”, 通观西方文、史、哲、艺、政、经、宗教等等社会组成要素, 将音乐置于文明进程的整体视野中, 以个人化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见长, 因而尽管成就斐然, 但并没有被作为当时英美音乐史学的“范式”模型。尽管朗本人是美国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 尽管他在学界德高望重, 尽管他作为知名评论家对纽约的音乐生活和趣味有重大影响, 尽管他不断呼吁要用“大文化”的眼光看待音乐, 但后辈的美国莘莘学子中却很少有人真正继承他的衣钵。 学术思路鲜有人“跟进”, 难怪此书的写作笔法和文字风格在英美二次大战后的音乐学著述中显得有点“过时”。而按照学术研究一般呈螺旋式上升和进步的定规, 一本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 自然也是要“过时”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出版时作者40 岁, 正步入年富力强的“不惑之年”。在他于1991 年90 岁高龄辞世之前, 他完全有时间、也有可能对此书进行一番全面修订, 增加最新的研究数据, 修正“过时”的评判, 就像另一本也算是乐史权威著作的“格劳特”一样——
美国音乐史家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自1960 年初版以来修订四次, 因而先后共有五版(见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根据第四版译出的中译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 年)。但是, 朗没有这样做。他似乎固执地希望此书一直保持它原有的面貌不变。他甚至不愿意在原书没有论述20 世纪这样一个不完整的格局上再增添若干篇章来弥补这个缺憾。显然, 这是一种姿态。它表明, 作者自认《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内在机理和整体结构已臻“完善”, 任何根据当下的“学术时尚”进行的修补都可能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与其如此, 还不如维持原样。因此, 这本“古色古香”的黑色布面硬壳书, 几十年来一直“倔强地”赫然矗立在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1997 年, 诺顿公司终于为此书换了新的书面装帧。但此时离作者去世已有六年, 书皮换了, 但其中的内容一字未动。
这样看来, 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 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 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 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 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应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 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份。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 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即使是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 例如他对莫扎特《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 例如他对舒柏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 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 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至怀疑朗的很多叙述前提——
如他对欧洲文化艺术史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罗克等等) 的绝对信赖, 他对“时代精神”一往情深的关注, 他对民族以及个人“本能”音乐偏好的强调等等, 但他敏锐把握各个不同时代的精神脉搏的突出才智、自如整合庞大数据信息的罕见能力、透彻理解各个时期音乐思维特征的内行眼力、以及华美流畅的叙述文风会给每一个读者留下难忘印象。
前面曾说过在英美音乐学界, 很少有人步“朗” 的这种研究思路后尘。究其原因, 首先是因为二战后音乐学界的智力气候偏重实证主义, 朗的这种“天马行空”般的音乐文字写作后继乏人。但笔者猜测, 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是, 朗的这种观察音乐的方法和著述方式带有很强烈的“才子风格”, 别的人, 特别是才智较低的一般学生根本无从模仿。朗出生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匈牙利, 虽少年时代就学习大管、研习作曲, 但天生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使他最终转向音乐学。青年时代, 眼看右翼政治势力上台, 社会形势恶化, 同时受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贝拉·巴托克的鼓励, 转道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法国索邦大学求学。虽然他最后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 但其实他整体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均源自欧洲。这种对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透彻了解和博闻强记其实是他日后撰写《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直接前奏。难怪无论谁阅读这本书, 第一个直觉印象就是作者的博学。他能够极其细致地描绘早期基督教会成长的历史, 其生动远超过一般的宗教史书;
他也能够非常内行地叙述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戏剧发展历程, 其权威性的笔触直逼专业的文学史家; 他还经常指出其他人文学术部门研究的盲点和不足。但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 是一位音乐家的心智。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本分, 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家, 而是一个最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的音乐家。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因其将音乐放置到恢宏的“大文化”背景下考察而获得了很高的成就。然而, 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史著作还不仅仅如此。此书一个较少被人提及的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它不仅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 也是一本非常地道的“音乐风格本体”史。记得当时捧读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 就特别喜欢其中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评论”一节。作者精辟论证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偏好与古典大型曲体所要求的逻辑发展的矛盾, 从而阐明了浪漫主义初期在大型曲体上为何力不从心的内在原因。后来通读此书, 才知这种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点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复音音乐对音乐思维的影响:“定旋律”的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复调的本质; 巴罗克音乐的形式原则; 洛可可- 前古典时期零散的音乐组织向古典时期富于结构感的音乐进行的过渡: 20 世纪初“调性的新概念”; 等等。正是这种对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本体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深入把握, 保证了朗在尽情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主观感受时绝不流于表面和肤浅, 保证了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虽然多发“宏论”却并没有掉入浮泛和空洞的陷井。朗自己在全书“引言”中坦率谈到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写作这部音乐史, 我心中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众多乐迷应该特别感到高兴, 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专为他们而写的乐史。朗没有提到音乐家, 但笔者以为, 在这里爱乐者中应该包括音乐家, 因为从事音乐的最高境界乃为挚爱, 正如作者朗本人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所一贯表露的那样。在说到有关音乐史的著述问题时, 朗接下去写到:“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 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 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这是一项要求, 也是一种理想。朗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 因为他知道,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达到了这个要求, 也实现了这个理想。<
——评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凡去书店，总要去艺术及音乐的架子那儿看看。关于古典音乐历史的书买了不少，最喜欢两部。一是法国人保·朗多米尔（Paul Landormy）的《西方音乐史》，另一个就是这本。几年前，在济南音乐书店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当即买下。
严格说，我没有什么资格为本书写书评。我是一个资历尚浅的爱好者，音乐方面既无专业背景也无深厚修养，但对本书的喜爱让我按耐不住就此写点儿什么的冲动。这篇文字，专业人士面前会贻笑大方，权且当作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沟通。
本书作者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美国音乐学者，原籍匈牙利，幼年学习音乐及乐器演奏，受著名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ok）指点及鼓励，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音乐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音乐学、艺术和美学，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了解是他日后写作本书的深厚基础。
本书1941年用英语初版于纽约，随即被公认为美国音乐学成熟的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该书再版多次，均保持原样未动。该书已经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著作，至少在英语世界里，尚无任何著作与之匹敌。本文图片中的是根据美国Norton出版公司1997年版翻译的中文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然而，用词华丽，行云流水一般，读来令人爱不释手。由于缺乏对欧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了解，我读这本书重点看了涉及大家常说的“古典音乐阶段”部分，即始于巴赫、亨德尔的巴洛克及早期古典主义音乐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印象派音乐这段时间，其他的，只是浅尝辄止。
尽管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这本书却是主要面向音乐爱好者的。看了作者在《引言》中最后对本书总结性的一段话，也许对这本书的特点会有更好的认识：“写作这部音乐史，我心中的读者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请不要期待这是技术性或传记性的一本书。这是一部有关音乐如何参与西方文明进程的编年史。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我力图避免使各处都在闪烁光辉的艺术财宝仅仅变成一种抽象。我总是在寻找伴随史实和艺术成就所出现的泛音，力图看到每一个细节背后所有创造的心灵为了清晰表达和情感表现所做的搏斗。一个活着的人企图去接近一个时空遥远的陌生灵魂深处，他发现自己有了明确的线索，借此他重新构筑起过去时代的景象。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历史理解会对现在产生多方面影响的原因。不论所研究的对象距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它吸收到自身中来。当这个陌生灵魂的隐蔽特质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火花时，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过去的灵魂将会重新复活。因为它所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
主要译者及审校者上海音乐学院的杨燕迪教授在本书的《中译者序》中写到，何谓“经典”？经典者，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分。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
与一般的音乐史著作不同，《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通篇没有一个谱例。作者仅用聊聊数语便能一针见血地勾勒出作曲家与作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本质，对音乐风格和审美观念客观深入的把握令人叹为观止。也许，在专家眼里看来，朗的某些观点和评论或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对追求音乐审美和心灵感受的爱乐者来说时常有醍醐灌顶、一语中的之感。以书中对莫扎特的评述为例：“把握莫扎特的真正伟大，理解他的音乐具有的强大拯救力的深刻奥秘，就必须始终牢记，这个人的高贵灵魂曾忍受痛苦，曾竭力挣扎，曾屡遭挫折，曾蒙受屈辱。但他的天性中支配一切的特征是无穷无尽的爱，因而尽管遭受折磨，但作品中却不以痛苦为支配性基调 ……莫扎特音乐中貌似幼稚和单纯的一切，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无限烈度和复杂性的宇宙 ……他的音乐看似简单，因为展现内容的形式极其自然、灵活多边，同时伴随着必然的逻辑建构。精神概念与实际操作之间达成美妙的和谐，令人惊叹不已，而肤浅的生手恰恰让这种完美弄昏了头。”如果你喜欢莫扎特，你会发现，朗的论述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穿透层层迷雾，直达你的心底。
名家之言，总有画龙点睛之感。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傅雷先生对“古典精神”的那段论述。多年前，就是《傅雷家书》引领我正式迈入古典音乐的大门。傅雷在给傅聪整理的音乐笔记中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古典的”，其中也涉及到了莫扎特，“古典艺术并不古板；古典艺术的精神主要是重视感官，对事物的外表采取欣然享受的态度。莫扎特在整个音乐史中也许是唯一真正的古典作家，他就是一个与禁欲主义截然相反的人”，“误解古典精神为古板、严厉、纯理智的人，中了禁欲主义与消极悲观的毒，无形中使古典主义变为一种清教徒主义，或是迂腐的学究气，即所谓学院派。真正的古典精神是富有朝气的、快乐的、天真的、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像清洌的空气一般新鲜。分不清这种区别，对任何艺术的欣赏和理解都会误入歧途，更不必说表达和创作了”。对照一下朗和傅雷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两人的表达风格不同，但有神似之处。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是一部鸿篇巨著，洋洋洒洒逾百万言。对我这样对西方文化史缺乏足够基础和音乐专业背景的人来说，书中很多内容晦涩难懂，甚至无异于天书一般。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喜爱。
音乐，无论对于专业人士还是爱乐者来说，挚爱乃是最高之境界。这是朗和众多爱乐者最大的共同之处。
（作者: 画眉深浅入时无 博客http://blog.sina.com.cn/biguy）
更多内容，请到万象文化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591974377
这是一本可能会有更多的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名著，即使是完全没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人也很快会被它吸引住，这种吸引力只能源于作者和译者巨大的努力与付出，不仅作者是拥有音乐素养和广博的历史学知识背景的举世无双的奇才，而且译者也个个才华横溢，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中译本诞生于上世纪末，所以具有原本和译本珠联璧合的成就。为此，我们当感谢为这本书的中译本的问世进行了不懈努力的所有人。
美中不足的是，这本书重新印制时正逢去年纸张价格飞涨的特殊时期，所以在纸张选用上有点不到位，更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装订和硬纸板精装，对于许多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精致的。
为了弥补这一深深的缺憾，也为了对读者表示敬意，我们这本书在网络采取大大降低利润，新书低价销售的原则，希望得到读者谅解。
此书的发行者相信，即使未来，大多数书籍死亡了，这本书会依然活着并长久存在。
杨先生！我好崇拜您！
这本书一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过时的部分永远没有不过时的那部分灿烂。
恩，作为经济学院学生的我，读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不懂乐器但非常喜欢的我，也读过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对来说，这本书更像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地位吧，经典、自成体系、但也有out of date之处。大学时第一遍，有的地方没太读懂，但收益非常多，以后要买一本在家里慢慢读！
我一直欣慰的是国内的音乐书籍翻译家不像电影翻译家那样很多滥竽充数之辈
电影翻译？指的是字幕组吗？也能成为“家”了？
字幕组是什么东西？
会买的!
会借呢，估计图书馆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