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误解了红楼梦
2006-1
陕西人民
红楼艺苑网
281
无
几回掩卷哭曹侯 遥想当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霜，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看书黄叶林”。虽看今朝“红学”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以至识者有云：红楼梦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红学”本是“一个智力与情感、哲理与感悟、焦躁与安宁的交换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么?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与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这是王蒙的“红学”高论。 诚如王蒙所言：“《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书——红学著作，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点，而将《红楼梦》作为折腾对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点。 对《红楼梦》折腾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们。索隐派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类似“雍正夺嫡”等的神话上的。而“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历史学家以历史常识为武器将它扑灭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冯尔康《雍正传》第一章 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稹的嗣位)本已无戏可演了，但他们迎合人们的“窥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绎，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扬扬。反倒以傲慢与偏见驰骋在“红学”领域，据说还创立了什么学、什么派。 众所周知，《红楼梦》固然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但它毕竟是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而不是史书，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实录之别裁，其间人物固然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却又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对号入座。中国小说中勉强能对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谴责小说。而这些小说都有对史料消化不良之嫌，与《红楼梦》更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有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毕竟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谜语大全。尽管其中也有若干“谜语”别有用意。以解谜、解梦、解密码的方式去研究小说，显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与小说本旨不大相干。 就索隐而言，其本应以考据为前矛，有根有据才可索其隐。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水平，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极为重要。已成为显学的“红学”本列在其间大有可为。诚如王蒙所云：《红楼梦》“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痴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我并不反对考据，也不反对索隐，相反我还认为目下中国学术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证实精神与功力。只是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证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与电脑上玩玩，谁也不想去说三道四。但他们的成果一旦变成畅销的出版物，刺激、助长了人们窥秘、猎奇心理的畸形膨胀，而并不能将人们引上审美的坦途。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化评论”就当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给读者多一种判断选择的可能。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这是一个年轻教授对他多有提携的北大校长的学术批判，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学术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们间的友谊没因此而淡薄却因此而加深，这又是何等高尚的学术涵养。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 与蔡元培的“猜笨谜”相比，今天的索隐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谜”或巧猜谜。如果说，当年的蔡元培的索隐尚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来呼应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场与心志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今天的索隐派之种种言论，其间有多少学术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态，实在值得深思。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索隐派的文字，我时时吟诵《红楼梦》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写的“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而每诵此诗，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透过这诗，我仿佛见到曹雪芹那充满泪花的老眼中对他未来读者的矛盾心理：既有审美的期待，又有难言的无奈——谁解其中味?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为曹雪芹的“天问”提供稍稍满意的答案吗?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于此，我只想重复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呼唤： 红学，请多研究些形象吧。
《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从引起广泛关注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切入，集纳红学界内外诸多声音，对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和考证派之争、《红楼梦》是不是自叙传、《红楼梦》是不是在隐写历史、曹雪芹是不是作者等焦点问题全面回顾、深入反思并提供了新的视点，把长期以来仅在学界内争论的种种问题介绍给广大读者，给关心红学的人们一个了解学术发展的窗口。 《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收入的文章不限于红学专家，很多红学票友的观点也不乏新意，学术需要争鸣，更需要交流，正所谓偏听则喑，兼听则明也。
评论刘心武"秦学" 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 平心而论刘心武――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 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先生 不要在《红楼梦》外探讨所谓历史真相——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秦学指谬 "秦学"献疑 究竟哪个是真身 秦可卿又名秦克清、秦赢、秦英 索隐考释秦可卿 《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 《红楼梦》第五回陷寓曹雪芹 拷红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 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 闲话红学 近年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评述 考证派是否误解了《红楼梦》 《红楼梦》反面无秘史 新红学第一前提曹寅有孙雪芹论质疑 红学界外别样红 意淫的哀伤——读《红楼梦》随想 闲话《红楼梦》人物 秦可卿——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 漫谈洪升与《红楼梦》 《红楼梦》：两性的和解 试论红楼三玉 借影新说：钗黛的另一对影子 袭人在《风月宝鉴》反面的特殊含义 编者后记
《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 朱光东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刘梦溪先生还引用了一段脂砚斋批语：“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殳荑斩伐，如草木焉。”“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他又指出：“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对于刘梦溪先生的观点，笔者是完全同意的。其实，作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很明显的，如在第六十三回，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这段话除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 索隐派所以产生，正是因他们清楚看到小说里头的反清语言。如潘重规在《红楼梦新解·红楼梦答问》中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小说中确有反清思明的倾向。例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狱殷宝山案即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而《红楼梦》通篇强调爱红，如怡红院、悼红轩等。又如徐述夔案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杀头抄家，而《红楼梦》十九回却故意不说“大学”而谓“除了明明德外就没书了”，又特意说“树倒猢狲散”，分明以“猢”暗示胡人。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考证考出七十八回用力写衡王及林四娘死难之事，真正背景可能是抗清而不是打流寇。众多学者了解到《红楼梦》隐隐约约地存在悼明反清思想。 但是，仅仅停留在对只字片语的理解上，还不能说明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民族主义，而只能说明作品流露了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必须对作品的民族主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清初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品，如《说岳》、《杨家将》、《桃花扇》、《长生殿》等。《红楼梦》的诞生，距这些作品问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雍正六年(1728年)还发生了著名的“吕留良案”。雍正为此专门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反驳华夷有别论。这说明《红楼梦》诞生的年代，民族矛盾仍然是十分尖锐的。 据脂批透露，对《石头记》进行“披阅增删”开始于1744年，亦即明亡一百年。这不是巧合。第一回有一脂批日：“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介乎?”“武穆之二帝”正是岳飞“靖康耻，尤未雪”的遗恨。这一批语与上面“孙策以天下为三分”的脂批，反映了当时亡国之痛还没有被遗忘，说明《红楼梦》与《说岳》、《杨家将》、《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因此，《红楼梦》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可能的。 一、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作品具有强烈的反理学思想。主人公声称，除四书以外，别的书都应该焚了。薛宝钗说他把朱子也看虚了。所以四书之外的书，主要指朱熹的著作。因此，要理解作品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反朱子理学，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如谢济世曾注《大学》，雍正七年以诽谤程朱罪迫害他。颜元批判程朱理学，自称是“冒死言之”。可见反朱子理学是要杀头的。而清初却产生了以批判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被顾炎武称为“拨乱反正”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 有人认为，清初“民主主义”思想是明清之际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是，它为什么出现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清初，而不是出现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康乾时期？为什么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为什么随着清初反清斗争转入低潮，清初的民主主义也随之成为过去？可见清初的“民主主义”仅仅用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民族矛盾的激化来理解。 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的猛烈抨击，是由救亡复国运动推动的。 一方面，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是一种“误人才，败天下事”、亡国亡天下的学说。颜元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习斋年谱》卷下），明确地把程朱理学看作亡国的罪魁祸首。它“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颜元语），“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民族危亡关头束手无策，对救亡复国毫无用处。 与朱熹同时的思想家陈亮，为了实现抗金中兴的目标，就批判了程朱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的学风。他指出：程朱理学偷窃佛教的学说，教人轻视事功，是中国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习学记言》卷五十）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了“务实”的口号，把“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认为“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就是英雄。可见颜元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学风的批判，与陈亮是一致的，具有强烈的救亡目的。
《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蔡义江 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它与中国近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吴祚来 在我看来，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非学者不可为，只有学者才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外行的人说话，要让那些哪怕是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 ——刘心武 只要充分肯定《红楼梦》是虚构性的作品或想象力的产物，就可以把颠倒的一切恢复过来，并使红学成为可思议的学问。 ——红楼网友
是刘心武误解了《红楼梦》，还是红学家误解了《红楼梦》？红学真是一场文化闹剧么？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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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于一个新的学说出来，要比较长的时间检验才可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是，刘心武这个索引派提出的秦学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他不是研究方向，理论基础或者认识角度不同方面的问题，而是常识错误的问题。这些错误是可以马上就批判的，而不需假以时日才能明辨。而他所犯的错误，存在于各个方面。这直接导致了由于对证据的不成立，其立论也就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