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
2009-3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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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一 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都市中国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新中国成立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缺失、盲流、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他们在尽到公民义务的同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有人说农民其实成了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
《我向总理说实话(新版)》作者李昌平，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朱镕基总理详细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真实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 《我向总理说实话》真实记录了这一热点事件前后发生的相关事件，有大量精准数据和独特角度的解读，令读者看到一个极为真实的基层农村改革过程。2002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至今，畅销一时。李昌平先生经常被大学和基层政府请去给学生和基层干部做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的互动阶段，会有很多人说：昌平老师（同志），你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是我们了解“三农”问题的必读书。 最近几年，正版书踪迹难觅，但国内外对《我向总理说实话》需求还很大，特别是与“三农”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师生和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想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依然视《我向总理说实话》为必读书之一，往往需要将此书内容作为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一个典型案例加以研究，很多人持续不断地关注此书，因而再版。 三中全会后，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飙升，而李昌平既有农村工作的实际经验，又有研究者的理性思考和高度，兼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同类书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唯一性。
李昌平，男，汉族。湖北监利县人。1963年4月20日出生。已婚。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1983年——2000年先后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书记，监利县周河乡、周沟乡、柘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 1989年7月，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 1997年9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 2000年3月上书朱总理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得到政治局常委集体的高度重视，引发湖北等地农村改革； 同年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 同年10月，在国内首次公开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因此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任务； 2002年元月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三农”问题由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年9月—2003年10月，就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执行主编、农村版副主编，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其间著作《我向百姓说实话》； 2003年10月至今，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乐施会中国部顾问，兼朝鲜项目高级专员； 2006年7月至今，受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03－2008年，有专著《中国农村状况》在日本、越南出版；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数百篇。
序一 序二 写在前面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未雨绸缪 中央领导情系棋盘 中央与地方的对话 一样的事实，不同的态度 朱镕基第二次批示 真领导，假领导 提前引爆定时炸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监利经验 生死之间 正义与良心的声援 赶不走的记者，提心吊胆的Y书记 在棋盘的最后十天 “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 前车之鉴：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 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被撤职内幕 巧遇桂晓奇：一本奇书，一桩奇事 我爱深圳 反思监利改革 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离开故乡的监利人 李昌平不能“死” 假如我是“钦差” 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 附录／315
少两个人是怎样回事？ 市县的调查组来棋盘调查前，认真地研讨过我写给总理的信，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信中列举的数据是真实的，就连在棋盘当过多年乡长的何乡长也说信中反映的情况夸大其词，基本不属实。棋盘的前任书记竟声称要用头担保，说棋盘的乡区村经济状况绝不是信中说的那样子。 我感觉到，市县调查组关心的不是信的出发点和如何研究解决信中反映的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他们目的是要否定这封信。 我来棋盘时间虽然不长，但我17年乡镇工作养成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必须先摸清家底。棋盘乡自1987年建立以来的账就是没有摸清底细的一本糊涂账，我组织专门力量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问才基本搞清楚。过去统计的年报从来就是摸后脑的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例如人口上报只有3.3万人，实际人口是3.9万人；耕地面积上报是4.7万亩，实际是6万多亩。至于三级的财务情况，过去的领导就更没有数了。 县市两级调查组，想通过核对数据否定信的真实性。可事实毕竟是事实，一套一套的报表，把棋盘乡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得清清楚楚：棋盘乡农户上交负担总额，村里用了多少、区里用了多少、乡里用了多少、上交县里多少；棋盘乡多少债务，村里多少、区里多少、乡里多少，其中欠银行多少，欠信用社多少，欠单位多少，欠个人多少，什么时候发生的，支付本息多少，现在欠本息多少；全乡有多少债主，干部占多大比例；棋盘乡1994年人口多少，这几年自然增长率是多少，现有实际人口是多少，负担人口是多少，口袋户口有多少…… 刚开始的调查，立场不一样，争论很激烈，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参加调查的同志，观点逐步统一到我给中央的那封信上来。这样的发展态势，让市调查组的组长多少有些失望。可是我到底还是有把柄被抓在了人家手里。在盘点吃财政饭人数时，发现实际人数比我信中反映的人数少了两个人。秘书长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严肃地拉长面孔，花了很大的篇幅大讲他过去当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时如何把情况搞得具体，作风如何深入，如何实事求是。他还借机批评我给中央领导打“小报告”，反映情况不实事求是。 但是省调查组的一位姓严的领导看不过去了，他觉得这位秘书长有点失态了，忙打圆场道：“老刘，李昌平书记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研究不要钻牛角尖嘛！” 粮食部门的同志来调查落实中央粮食收购政策时，只认准了收购凭证上的标价，即每斤0.55元。至于农民为什么实际结算价只有每斤0.38元，他们不管，他们强调，凭证才是事实。 市信用社领导来调查时，对农民实际贷款利率21‰的事实，他们竞说合乎政策。棋盘陪同调查的人提出异议，认为不合中央政策，来调查的人竟这样回答：“中央说不合政策你就要中央直接给棋盘贷款吧。” 教育部门的领导来调查时，对学校乱收费、乱开支、教师过剩、教育垄断、师德日败、学风日下等问题不闻不问，他们也不管乡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用于教育这一事实，只一个劲指责政府不重视教育，大讲特讲美国教育如何如何…… 类似这样的调查研究活动，我陪同了16天。 4月21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决定：棋盘乡剩下的2000亩弃田必须在月底以前全部包出去。省领导即将来监利调查，在省领导到来之前，如果这个问题仍然没解决好，拿李昌平是问。 散会后，县里来了两位常委，驻守在棋盘督办。我已经习惯上级的这种做法了。我从容不迫地找来几家空田大村的包村干部研究对策，大家通过分析认为，空田的可能性很小，2000亩地包出去也很简单，只是价钱问题，如果一亩地承包费降到50元，一下子就解决了。 对于降价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明确表示反对：第一，降价会引起连锁反应；第二，降价会导致集体收支不能平衡。我主张采取扶持种田大户和养殖大户的办法加以消化。把种子、粮食、信用社、供销社找来帮助大户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可以一举几得。 按照这一思路，我提议是不是请县领导给各部门做点工作。但我万万没想到，有位领导竟脱口而出：“有本事反映情况，就有本事解决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求不空田，办法你们自己想，月底一定要解决问题。”这位领导最后竟严肃地警告我：“昌平同志，降价是最现实的办法，不要自讨苦吃不算，还连累其他人！” 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向领导保证本月底把弃田解决好。但我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来处理弃田问题，我甚至认为空田也比过度降价好，我要对下负责！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杜润生 李昌平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对“三农”问题最经典的概括。 ——陆学艺 《我向总理说实话》描绘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并且揭示了这个体系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李昌平遭遇的内心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不改变自己却企图借助最高层的力量改变现实的方式。 ——吴思
无
我向总说实话（新版）
如实反映了上世纪末中国农民的一些生存状态
一般般，值得看看
不错，挺好看的~~~
我说实话
一个官员的责任
真正关心三农的农民的儿子
李昌平同志是真爷们，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