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
1996
新疆人民出版社
谷梦麟,陈方伯
详细描述东北义勇军的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告诉世人新疆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岁月。
谷梦麟,曾在新疆省邮政管理局任职 。
陈方伯,曾任新疆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庭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新疆联合职业专科学校副董事长兼校长。
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回新疆纪实
2007年8月14日 《塔城日报》张百顺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诞生至今，已经度过了80个春秋。这支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在战争年代，为夺取革命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已发展成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也是3万余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假道苏联辗转回到新疆74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曾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并为新疆的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代英豪！
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呼啸寒风中，成群结队的军人、家属和小孩，沿着边境一侧的高山、雪岭、江河、湖泊朝着世界最著名的西伯利亚寒流的方向涌去……数以百计的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橇向着前方艰难跋涉。
茫茫雪原上，每天，人们出发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好亲人的尸体。这些死去的亲人中，有的在国内同日军厮杀中就已经伤痕累累，只是靠着对日军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顽强地同“死神”进行了最后的搏斗；有的为了自己的妻儿能够活着回到祖国，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食不果腹而抵挡不住西伯利亚滚滚寒流的袭击，一夜之间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一些老人刚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祖国而祷告；一些官兵爬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来；一些妇女历经磨难，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号啕大哭……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亲情氛围之中。
——这就是74年前数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道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
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寇殊死战斗并多次取得胜利，却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日军的疯狂“围剿”而惨败。剩余4万余人泣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
公元1932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在“总司令”(当时东北军民的习惯叫法)张学良将军内调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和疯狂“围剿”，一度发展到40多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州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为李杜、刘宾、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
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雪片般的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元月份后，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1.5米，最多处削平3.4米。战斗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
1932年3月中旬的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部队活动的大本营(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抗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
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打响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掌旗官韩文举和4名掌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是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的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语辈里人无须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决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者的脑海里。
65年后，当这支部队的3位健在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
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部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宾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它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
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万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的计划，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 下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州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攻防易手、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据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豫明老人53年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地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时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雪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可以说决胜于战争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日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地退却。而这种退却并非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
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女孩)遭到日军的强奸、杀害，被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情：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3位士兵一起投降当地的伪军，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并提着弟弟的头颅对全营进行警示：“降日者照此办理。”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4个姐妹全都被日军强暴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给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
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满州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宾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宾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苏联境内。
进入苏联的数万义勇军将士，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什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地进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的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回忆，从满州里和兴凯湖(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都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动”，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着“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跑到外面大喊：“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义勇军官兵集中居住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里(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每间房子、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更多的人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波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它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已经算是天大的福音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其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收留、照顾她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跪下了，其情其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力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雪吞噬的，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又都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贤达。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和军史专家对此总结了“五条教训”：
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相互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
三是没有广泛地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四是没有长远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抗战”的重要性的，但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怎样才能够在有效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相应措施。
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宾、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都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自动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昂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煞当时特定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下了。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人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一些“贺岁钱”(也叫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眼前的一切，使得这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拿“贺岁钱”时，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的抱起，讲一些他(她)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其注意力。
“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家，朔风列列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
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时，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引来非议，影响自己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即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时，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l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便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 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牧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相互情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长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须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刻，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谁也不愿意过早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是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易食”现象愈演愈烈。
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地使餐桌相对丰盛一些。进入元月中旬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雪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它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家中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元月25日的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便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了这段经历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雪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力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得“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思，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
但随着饥饿威胁一天天地加重，官兵们不得已才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代替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食用乌鸦，相关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冻成了冰)，最后做成菜汤，虽然菜汤很苦且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的春节“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
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万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威坐轮船绕道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8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然后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主要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宾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
从新疆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员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
从1933年2月上旬起，4万多名抗日官兵(含部分家属)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五十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力——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伊犁)的路线返回。
“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和牺牲的战友。”79岁的李云先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可怕的瑟瑟之感。“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了，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服，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相互拥挤着的体温在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抵抗疾病的能力极大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是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致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
讲到这里的时候，李老讲述了一个伴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农历正月十五(2月10日)的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人被活活冻死在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4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时嘴里还含着瘦小得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是灭门之灾，灭门之灾呀！”本来按规定家属是要经水路绕道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说什么也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她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例。
根据李老的回忆，绝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时间才能将他们的双眼合上，“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法将个别死难者的双眼合上。他们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能重新回到抗日疆场，他们做梦都想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是死不瞑目啊！”
李云先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同他们的家属，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方的同意，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
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那段长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亚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逝去已久的、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黑面包，在等待回国的“休闲”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车厢里，如果有一位因为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
有时火车运行1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含口雪，饿了还是吃口雪，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
由于在苏联滞留的1个多月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人人都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吃的。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棵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根酸黄瓜和一星半点面包。有一次，6名义勇军官兵用他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泣别白山黑水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虱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欲睡不能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木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两间木制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虱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气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房”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积极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得到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致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困难环境下的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的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从伯力到塔城，最困难的还是要算阿亚古斯以东的最后200公里道路了。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雪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是：“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俱裂。”在最初一、二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试图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雪地中，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雪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一个个倒下了。
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行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撬。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像在这种“炊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极限，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
是抗日的信念？是祖国母亲的呼唤？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的本能求生欲望支撑？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齐腰深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十三四公里的路程；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回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到祖国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着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以便他们也能够分享胜利后的快乐。
从各方面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情况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万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也就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
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款待。后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
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在边陲塔城，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它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啊，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的饭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列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华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感受到祖国母亲的伟大！”
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放起来了的新衣服，老人、孩子又全都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抛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克尔柯孜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两旁，有节奏地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
被浓浓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祖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少数官兵爬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从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算起)，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等于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当时的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首批抗日义勇军官兵到来的时候，一场推翻新疆最高统治者的政变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因为担心马仲英部攻城而关闭了两个多月的迪化城门依然紧锁如旧。但抗日义勇军到来的喜讯一夜之间就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封闭，迪化人民纷纷走出城门欢迎抗日官兵的到来。10多个较大的商号都组织员工，拉着一车车大米、面粉、清油和牛羊肉犒劳官兵；迪化市仅有的两个剧社均组织演员到官兵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校的师生自发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面对人民群众持续升温的“欢迎热”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的金树仁，被迫开放城门，允许抗日官兵进入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夜之间，迪化市区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车站、剧院全都打出了“七折优惠义勇军”“欢迎抗日官兵”的鲜红标语。一些东北籍老板开的饭馆、澡堂、理发店还对抗日官兵提供免费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火热激情使一度心灰意冷的义勇军官兵，迅速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动摇了重回东北的意念。
89岁的谷梦林老人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抗日官兵的心境时，感慨良多：“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善良的，但许多情况下，人民又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义勇军未能重返关内，客观上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主观上当时的义勇军官兵中，除少数高级将领仍有这种强烈愿望外，绝大部分官兵已经被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所融化，他们虽然嘴上不讲，心里还是不愿再过长途跋涉的生活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这就注定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刘宾、郑润成这样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坚持，蒋介石也不会不让他们返回，加之后来张学良移师西北后，重回内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他们当时也被新疆人民的热情所感动，部分人存有在新疆建功立业的愿望。”
历史的事实也佐证了谷梦林老人的结论：后来费尽周折返回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中，又有2000多人先后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社会的最前沿。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的种种暴行。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迪化主要街道上，每天都有数十个由义勇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少演讲的官兵和学生被人群抛起，每一次演讲结束时总有人送来点心、手抓羊肉和茶水。迪化最大的辕门广场(今天的人民广场)每天都是人潮涌动的海洋，官兵们每天都在这里给群众讲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讲述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为大家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等抗日歌曲，一向凄凉、冷落的边城迪化响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河山”的口号。
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假道而来的家乡亲人。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0年前(176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到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回他们到盛京(沈阳)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建立起了自己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
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群众抬着100多个早已做好的烤全羊和一桶桶上乘的酸奶，热情款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汉族同胞，非要尽到地主之谊；一些蒙古族群众则赶着数十只慰劳的牛羊前来欢迎；所有的汉族人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或者端着，或者提着，或者有秩序地摆放着；不少妇女儿童拿着崭新的毛巾，端着盛满热水的脸盆，不时地喊着、叫着、闹着。当时的伊犁地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官兵的敬意，宣布全地区不分城乡一律放假3天，这就使得欢迎的人群格外壮观。许多地方和路段，官兵们常常是在人群中相拥而过的，有时不到几百米的路段就要滞留一两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热烈宏大的欢迎氛围中，也出现了另类不和谐的景象：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大个子、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失声痛哭。他们大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因为站错了队伍，在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红军”打败后而逃到中国的。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收留了他们，并且在好多方面给予了他们较之普通中国人更良好的生存条件。考虑到他们人生地疏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允许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归化军”)，这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进入中国后干了许多与其“难民”身份不相符合的事情，有些甚至参与了分裂新疆、分裂中国的叛乱活动，但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容忍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驱逐他们，这同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中的不少人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祖国，何尝小想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次次的努力后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梦回故国”的严酷现实。战争总有胜负，作为战争的普通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们应该以更加宽容、包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到了，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做到了。
此刻，看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的义勇军官兵从他们熟悉的方向走过来，看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们处于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折磨之中，触景生情，他们能不伤心吗！
在玛纳斯小镇，一个姓史的富余人家倾祖宗四代的全部家业，免费招待所有路过的义勇军官兵。每一批义勇军官兵到来，他们都要备上20-60桌丰盛的宴席，让官兵们吃个饱、喝个好。而每每这个时候，整个家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90多岁的史家太爷总是喜欢让孙儿们抬着给每一个官兵敬酒，老人讲得最多的几句话是：“中国要强大”，“中国不能让人再欺负了”，“打败小日本，强盛我中华”；史家的太婆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给每位官兵点上她自己早已包好的“莫合烟”，看到一些没有抽过烟的官兵直打“哈欠”的样子，老太太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这就好，这就对了，就应该这个样子”；3个小孙女，则在家人的鼓动下，不时朗诵岳飞的诗词《满江红》，而每每孩子们朗诵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处的时候，整个屋子总是出奇的静寂。每到这时，朗诵的孩子也总是把声音放得慢慢的，有时甚至做短暂停顿，直到被一些哽咽声、哭泣声所打断；家里的其他成员则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厨房，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不时借端菜、上饭、倒茶的机会和官兵们打个招呼。一些要求帮忙干活的官兵也都被悉数婉拒，家人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不管人员多少，每批都要招待，每次都是如此地盛情，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的高姿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时过数年，甚至70多年后，一些健在的义勇军老战士都还念叨着、打听着、传诵着史姓人家的事迹。
在沙湾、乌苏、呼图壁、昌吉等义勇军路过的主要城镇，到处可以看到捐献粮食、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场面；在义勇军尚未涉足和到达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发组织了数以百计的骆驼队、马车队赶赴省城迪化慰问。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名义下发的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封。这些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据具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俾资饱暖”，并明确规定：“每人l天的食面不少于两斤，凡到县城每人发羊肉半斤，每官长发羊肉2斤，旅团长再加数斤。”
为了确保义勇军在新疆境内的生活，金树仁还接受了省府代理秘书长宋兴周的建议，抽调当时因擅长接待工作而享有很好口碑的气象局专员孙国华和焉耆县县长韩勋，组成专门的接待团队，分赴沿途各县市进行督导和落实；并委派省府前任秘书长鲁效祖坐镇抗日义勇军集中进入的塔城指挥(鲁到塔城后不久便出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即相当于后来的地区专员)。
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使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复。尽管他们随后就不得不卷入新疆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绝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气节，为后来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3年2月27日，一直同新疆政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促成金树仁同意之目的，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官鲁效祖的工作，促使鲁也同时向金树仁建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道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仁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实力对抗省府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补，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府方面的一个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在伊犁地区部署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悔无怨地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33年4月28日，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今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该地区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煦联名致电金树仁，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仁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后(因为他们的武器已被苏方没收)，便连夜开赴剿匪战场，并最终以牺牲60多名官兵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鸣。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按照东北安葬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
1934年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
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
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尧乐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以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10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10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了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玉昶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企图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军第四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宫自宽、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效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尧展开激战。半个月后，尧部几乎全军覆灭，尧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获。
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效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
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同志去北京开会，就委托易到北京代他看望王效典全家。易到北京后将王效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效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被安排到外贸部工作。
为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效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热情款待了王效典全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效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对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的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惟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是最困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
中华民族没有被灭亡，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