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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研究

吴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

吴震  

页数:

455  

Tag标签:

无  

前言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人)、楚中、北方、粤闽。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内容概要

在16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本书从“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着手,暂时搁置了那些没有明确师承关系的所谓泰州学人,集中探讨了王艮、王襞、王栋、颜均、何心隐、罗汝芳的思想学说。通过对其思想及行为的分析以略窥“泰州学派”的思想全貌。我们发现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有浓厚的社会取向、政治取向以及宗教取向;其思想立场大多有取于阳明心学的“现成良知”说,同时又有“回归孔孟”的思想诉求。他们的思想言行既是阳明心学的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阳明心学运动向下层社会的迅速渗透以及儒学世俗化的整体进程。

作者简介

  吴震,1957年生,江苏丹阳人。198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5年获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聂豹·罗洪先评传》(2001)、《中国理学》第四卷(主编,2002)、《阳明后学研究》(2003)、《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2003)、《罗汝芳评传》(2005)、《王畿集》(编校整理,2006)、《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2009)、《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主编,2009)、《东亚王权与政治思想》(合编,2009)等。

书籍目录

绪 论 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 引言 一 泰州学案之设定 二 赵贞吉与泰州学派 三 耿定向与泰州学派 四 李贽与泰州学派 五 结语第1章 王艮:泰州学的创立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 第二节 现成良知 第三节 淮南格物 第四节 学与政 第五节 结语:孝弟与师道第2章 王襞:恪守家学传统 第一节 生平及家族 第二节 良知见成 第三节 乐即道也 第四节 小结第3章 王栋:诚意慎独之学 第一节 生平著述 第二节 反对“以知是知非为良知” 第三节 良知之上“不必加致” 第四节 良知本体,人人具足 第五节 从格物认取良知 第六节 意是心之主宰 第七节 小结第4章 颜均:思想与实践的宗教趋向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生命体验与乡村教育 第三节 “放心体仁”与“开心遂乐” 第四节 急救溺世的政治主张 第五节 小结第5章 何心隐:乡村改良运动的实践家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乡村改良运动 第三节 以“讲学”为生命 第四节 原学原讲 第五节 小结第6章 罗汝芳:泰州学的终结 第一节 生平学履 第二节 仁学思想 第三节 孝弟慈 第四节 良知说 第五节 身心观 第六节 天心观 第七节 结语结论 关于泰州学派定位问题的几点探讨征引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有几点可以归纳:(1)天台对心斋思想持赞赏态度,并愿私淑心斋,但对东压以后的泰州后学则不无批评,其中特别是针对山农、心隐之流的言行有严厉指责;(2)说天台为心隐门生,或者说他在颜、何的被捕事件中,扮演了幕后指使或落井下石的角色,实属揣测之词;(3)卓吾对天台的批评起因于邓豁渠而与心隐事件无关,而黄宗羲对耿的判词则未免过于苛刻,缺乏事实依据;(4)虽然山农等人对天台的指控缺乏依据,但其说却值得重视,因为从山农的言辞来看,天台绝对算不上是泰州学派中人。  最后还须探讨一个问题:既然天台在师承上与泰州学派毫无关联,在思想上对泰州后学又持批评态度,甚至泰州后学的一些人物对天台也有种种传言诽谤,为什么黄宗羲还要把他归人泰州学案?大致说来,似有两点原因可以考虑:首先,天台思想较为复杂,他对心斋、东廓、念庵、近溪等阳明后学诸子都很推崇,同时也热衷于阳明派下的讲学活动,与各等人物均有交往,特别是他受其弟耿定理的思想影响至深,而耿定理与所谓的“三异人”关系密切,这就使得天台在思想上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显得杂而无统而缺乏一贯宗旨,而在宗羲看来,不但天台的“不容已”说令人怀疑,而且其对阳明的良知宗旨也缺乏深切的体认。①根据上述杂而未纯者多被列入泰州派下这一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设定标准,加上耿氏一族与泰州诸子也确有交往历史等因素,由此天台被列入其中也就情有可原了。另一个原因也许要涉及天台的政治人格问题。此一问题不易说清,总而言之,天台受张居正改革的牵连,他的积极参与的行为在当时及后来的士人舆论当中,名声颇为不佳。比如东林党人顾宪成之弟顾允成(号泾凡,1554-1607)曾著《客问》一篇,对天台的政治人品极尽讽刺批评之能事,指责耿在督学南畿时,不疏救海瑞(号刚峰,1514-1587);在居正执政时,“袖手冷视”而不救洪垣(号觉山,生卒不详)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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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教授的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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