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偶拾
2010
北京大学出版社
郜元宝
377
无
几年前，一位朋友看我谈孙犁，说你到底是批评家，言下之意是算不得文学史研究。对此我倒颇有自知之明，平时多为报刊杂志写应景文章，没有许多同行那样专业的文学史研究意识；美其名日“批评”，既乏坚实的考据，也谈不上什么体系建构。最近有了空闲，检点旧作，发现某些文章，无论针对“现代”还是“当代”，要说全无文学史意识也不准确，只是不常从学科建设角度考虑，而喜欢着眼于作家作品精神细节的先后联系。操作起来，也不是那种先设立一个题目然后从现代直贯当代的拉网式考察，多半从局部入手，上下伸展，略示其历史语境，触到为止。这种点穴式研究仍然是批评性的，顶多为批评文章增加一点历史感而已，不足以跻身文学史研究之林，但贡献出来，在专家势大力沉的研究之侧照隅拾遗，大概也不会完全见弃于贤者吧？这样一想，就决定裒集上述文章关于现代的部分，又因为上面所谈的理由，副题标明“札记”，希望不致莽撞，免于僭越之嫌。“遗珠”者，并非得着一向被埋没的新材料，乃是利用旧材料旧题目，刮垢磨光，寻坠发潜，偶有所得，在人或为弃物，在己仍同拱璧也。
“人心必有所冯依……”——关于现代文学的传统、吴汝纶序严译《天演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评论、看章太炎如何骂人、吴稚晖的“瞎嚼蛆”、章士钊的逻辑文、梁启超的腰子陈独秀的强硬逻辑、重读《尝试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鲁迅。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涉足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汉语观念研究、鲁迅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等领域。著作中《拯救大地》（1994）、《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2004）、《说话的精神》（2004）为文学评论集，《鲁迅六讲》（2000）为专题系列论文集，编著有《鲁迅精读》（2005）和《大学文学》（与人合作），编有《李长之批评文选》（1998）、《尼采在中国》（2001）、《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人合作）等，译有《海德尔语要》（1995）、《我们的迷惘》（2002）、《时髦的身体》（2005）、《诚实做学问》（2006）等。此外，有《在语言地图上》（1998）、《另一种权利》（2002）、《午后两点的闲谈》（2002）、《现在的工作》（2004）、《在失败中自觉》（2004）、《惘然集》等论文、随笔杂集。2002年获“冯牧文学奖”，2003年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一等奖”。
自序 “人心必有所冯依……”——关于现代文学的传统 吴汝纶序严译《天演论》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评论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吴稚晖的“瞎嚼蛆”章士钊的逻辑文 梁启超的腰子 陈独秀的强硬逻辑 重读《尝试集》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鲁迅 鲁迅译作《斯巴达之魂》 鲁迅的名、字、号、笔名 “妹子的几片肉”——略谈鲁迅著作的整体性 “男女”还是“弟兄”？——《伤逝》的难题 周作人的“附逆”与“抵抗” “美文”原来是“论文” 卸却“小品散文之王”的徽号——关于周作人的一段公案 “二周”杂文异同论 春风为何没有沉醉？ “我已经不爱你了！”——胡适之、徐志摩同嗜《醒世姻缘传》原因推测 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之关系”引论 1942年的汉语 影响与偏离——《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与《芸斋小说》的心理依归 鲁迅、黑格尔与胡风 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 “女结婚员”的悲哀和“中国宠儿”的失败——张爱玲、钱锺书的40年代 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文学之失落 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 赵朴斋的身段——上海文学的狭邪小径 离开诗——关于诗篇、诗人、传统和语言的一次讲演 所谓散文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怎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 从“启蒙”到“启蒙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演变 “价值”的大小与“白心”的有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反思
“批评”在现代中国是引进概念。徐志摩译英文critic为“评衡家”，20年代末“创造社”的“文化批判”、30年代李长之《鲁迅批判》，则是对译德文kritiker。“评衡”、“批判”，分析、评价、商量之谓也，强调近代启蒙理性在文学研究中的渗透。现代批评依托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其他文化机构而进入大众社会，不限于传统社会少数文人的碰撞。往往一文既出，满城风雨，引发及时反馈与互动。90年代后“网络批评”的参与面之广、反馈之迅捷，更是对现代批评空间的再拓展。但空间拓展并非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主要区别。现代中国，批评先于文学、高于文学、大于文学。先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有他们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的重新厘定，才有鲁迅的小说、杂文。批评不再必然是作家分内事，也不再必然是整体“文”的一部分，而成为驾乎作家之上、出乎文学之外的一个神圣家族。数千年文学批评传统由此发生一大变局，究其根源，乃在于批评所依托的“启蒙”之力。现代是“启蒙时代”，启蒙总是居高临下。过去只看到少数先知先觉教训多数后知后觉、精英教训大众，但“启蒙”还有另一面，即群体性观念思潮永远比个人独立思考强大。少数精英敢教训大众，就因他们率先委身于强有力的观念思潮。“太阳社”、“创造社”几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大言不惭教训鲁迅，就因为他们自信掌握了先进社会理论。现代批评家和作家平等对话的机会不多。这是学说、思潮、观念优越性造成的批评膨胀。一旦优越性转化为政治权威，批评对文学更觉高人一等，最后出现拉大旗做虎皮包了自己攻击别人甚至动辄置人死地的棍子批评，势所必然。当然启蒙时代的批评并不总是高高在上、挟启蒙以自重。在思想高于一切、话语高于一切的批评风气中，也有人在启大众之蒙的同时自我启蒙、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质疑西方，如鲁迅所谓从别国盗得火来本意却是煮自己的肉的“抉心自食”的真正的启蒙与批评。两种启蒙并存，造成现代启蒙批评的复杂结构。但毋庸置疑，高高在上的简单的启蒙批评在整个启蒙时代还是占了上风，所以不妨将这种狭义的简单启蒙（以世界启蒙中国、以自己启蒙他人、以精英启蒙大众、以理论启蒙创作）的批评风气，命名为“启蒙批评”。周作人早就指出“中国现代之缺乏文艺批评，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他认为现代批评缺点有二，“其一，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其二，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以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就被赋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①他所分析和描述的就是那种占主流的高高在上、真理在握式的“启蒙批评”。“启蒙批评”在现代中国的异化，并非国人对西方“批评”、“批判”（如康德三大“批判”）的故意“误用”，乃是现代中国特殊文化结构有以致之。直抒胸臆的文学忠实于土地，依托外来先进思想观念的批评忠实于天空。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批评就必然失去和文学整体的有机联系，变成高于、先于、大于文学的特殊存在，一个具有权威性与杀伤力的思想话语的怪物。胡风认为，“在落后的东方，特别是这落后的中国，启蒙的思想斗争总是在一种‘赶路’的过程上面”，如此“赶路”的“启蒙的思想斗争”必然变质为“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胡风的描述，可谓刻画入骨。后发型现代化依赖不平衡的学习，这种学习方法先验地贬低自己而肯定域外新文化，并一味从流行和先锋思想切入，认定只有这样才能赶超学习对象，而“概念的飞机”当然是最好的工具。一旦坐上“概念的飞机”，必然会导致以世界启蒙中国、以自己启蒙他人、以精英启蒙大众并且思想高于一切、话语高于一切、名词概念高于一切的批评风气。这种不平衡的学习与批评影响深远。80年代中国文坛热衷观念与方法创新，概念学说聒噪甚烈，踏实质朴的批评甚少，导致胡适所谓“方法热而目的盲”。有人说80年代鼓励的“创新”像条疯狗，追得人没命前奔，无法停下来小便。短短一二十年，理论批评界“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从人道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理论，一口气跑完了西方数世纪自然演化的道路。但好像跑得太快了，似乎真的“超越”了西方，面对一片空地，再无学习对象，狂奔似乎不得不暂告结束。
《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无
填补了一般文学史掠去的空白，批评精湛、鞭辟入里！
这个商品很不错，很好好的书
很有个人见解。
特色
不錯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