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
2009-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 安妮特·拉鲁
311
张旭
无
在你心中有个地方，我知道那里充满了爱。这个地方会比明天更灿烂。如果你真的努力过，你会发觉不必哭泣。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不到伤痛或烦忧。到那个地方的方法很多，如果你真心关怀生者，营造一些空间，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拯救这世界，让它变得更好，为你、为我，为了全人类。不断有人死去，如果你真心关怀生者，为你，为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果你想知道缘由，因为爱不会说谎。爱是坚强的，爱就是心甘情愿的奉献。若我们用心去尝试，我们就会明白，只要心里有爱，我们就感受不到恐惧与忧虑。我们不再只是活着，而是真正开始生活。那爱的感觉将持续下去。爱让我们不断成长，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美）迈克尔·杰克逊，《拯救世界》
《不平等的童年》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书中那些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颇具思想性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此外还著有《家庭优势》（Home Advantage，2000，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教育社会学分会Willard Waller奖）等。
鸣谢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 加勒特·塔林格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 泰雷克·泰勒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属于孩子的 卡蒂·布林德尔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 亚历山大·威廉斯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交生活的渠道 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第八章 存在于团体机构范围内的协作培养 斯泰西·马歇尔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 梅勒妮·汉德隆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 温迪·德赖弗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 小比利·扬内利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附录一 研究方法 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附录二 理论 理解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附录三 辅助表格注释参考书目
亚历山大的父亲特里·威廉斯又高又瘦，身材笔挺，做派严肃。工作日中，他经常身着正式的深色西服套装，里面是一件熨烫工整的白色衬衫和一条稳健保守的领带。在全家出游或是等待亚历山大的活动开始时，他经常会聚精会神地读报纸，但他也会偶尔聊几句天，讲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他常说亚历克斯很“英俊”，还很亲热地拨拢他儿子的头发。威廉斯先生从一所名声很好的私立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译者按：在西方，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要更精英化，是有地位的人上的学校）。他现在一家小型事务所作出庭辩护律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主要）处理医疗界玩忽职守的案件。他每月有两个星期要从早上5：00工作到午夜。另两个星期他则要工作到晚上6：00才能下班。 就像威廉斯先生说的，他家里根本不缺“物质享受”。他们夫妇俩的年收入加起来有20万美元。他们很少和孩子提钱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对父母的任何一方说过有什么东西“太贵了”。他家宽敞舒适的房子在1995年时值15万美元；他们开的车是一辆新的米色雷克萨斯（凌志）；他们的儿子上的是私立学校。威廉斯家布置完美，纤尘不染，家具都很昂贵。在正式的餐厅里，地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地毯上摆着一张长长的木餐桌和高高的直靠背椅。旁边摆着一款配套的餐具柜。正式的客厅总是整洁优雅，虽然除了练钢琴之外就很少用到。全家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敞亮的厨房里度过的。他们有时也会在楼上一间装点成“乡村”风格的家庭活动室里坐一坐。那里有几张蓝白格子的凹背扶手靠椅和一张双人沙发，花环，几只木雕猫，一个大衣柜风格的电视柜，还有以非洲和非裔美国人为主题的油画。屋里还有电视。威廉斯先生偶尔会在这儿看上一场篮球比赛；有时候全家人会一起在这里看《考斯比一家》（The Cosby，Show）或《星舰奇航记》（Star Trek）。
《不平等的童年》首版于2003年，相继获得 人生而不平等，却无往而不在对平等的渴求中。 2003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Critics Choice奖 200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文化社会学分会最佳书 200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儿童与青年分会杰出学术贡献奖 200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社会问题研究分会赖特·米尔斯奖 200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家庭社会学分会William J.Goode最佳书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无
穷人的孩子： 父母经常为钱的问题烦恼，小孩也知道很多东西自己无法办到，很多东西不能买。父母经常可能买不起什么东西，甚至无法交医疗费，自己的烦恼事情都无法解决，自然也无心去管自己的小孩。
对待小孩的教导方式多数为责骂的方式，或者命令，或者是毫无逻辑的情绪化的命令。
穷人家 的小孩比较无所事事，因为父母管的少，可能会流落成问题儿童。
富人家小孩： 从小有各种活动，见识宽阔，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培养了自己丰富的领导才能和团队能力。
知道规则是可以改变的，经常尝试让规则按着对自己好的方式来改变。
和父母见面少，因为父母太忙，不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也忙于各种学习和活动
父母的交谈模式是引导和思考和总结
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其实资源很不平等。。
吸毒枪支，少年犯罪，种族问题，非法移民，社会保障，都让穷人的孩子面临更多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富人的孩子享有最优的资源和良好的氛围。
1.
我在Harvard Square的星巴克里，第一次见到王东（*）。这一年，是王东在哈佛读博士的第四年。
和我的许多同学不同，王东家在中国中部农村，家境贫寒。他十二岁离家，去县城以高考成绩出众出名的第一中学念实验班。六年里，王东成绩很好，高考时顺利考取上海的一所名校，毕业后来美国留学。在美国四年后，王东的英语仍有着浓重的口音，说起中学时候的英语教学，他说，“我们哪里有外教——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我语法很好，因为高考需要嘛。”
聊到家庭教育，我问王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王东说，印象最深的是，父母最怕的就是他们这些孩子“读闲书”而荒废功课——于是每次都得偷偷躲起来看，有一次看《封神演义》被父亲捉住，书便被“收缴”了。
“《封神演义》也不让看？那好歹也算名著嘛。”
“是啊，可是他们哪里懂么。”
然而，在王东与我的交流中，他反复提及少年时候阅读的必要性——他说，对于他而言，书本在贫瘠的生活外提供了另一种栖息地与可能性。“我那时候又没有钢琴课出国夏令营，要不是读书的话，如今大概也和我的本家兄弟是一样的。”
王东的本家兄弟，如今大多在不同的城市里打工。在哈佛读博士的王东在村里近似传奇——“对于我这种家庭的孩子，其实我也算特例了”，王东自己说。
2.
2007年春天，保送结束后，我和我的同学，开始在南京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里当英文老师。
学校很小，离市区很远，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每班八十多个学生。学校的老师很少，一个老师需要同时负责几个科目。
坦白地说，对我而言，那并不是一段愉快的教学经历。那时候我十八岁还没到，缺乏必要的耐心，更不懂得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也不懂得家庭、学校与社会阶层的交互关系。所能看到的问题，大概也止于：闹哄哄的教室，永远收不齐的作业，教了一个星期还是教不清楚的“第三人称单数加s”和“复数加s”。
张艺谋曾拍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然而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里，学生少了，并不是件稀奇的事情。有些是父母一路辗转谋生，孩子也跟着流动上学。还有一些，是退了学随着父母一起，开始打工生活。
3.
我的朋友塞勒（*）一家，可以算是挺典型的美国 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有一份收入良好的白领工作，母亲全职在家——两个孩子里，大女儿八岁，小儿子四岁。母亲有一个博客，只对亲友开放，她在上面详细记录了一家人的日常安排。这个暑假，两个孩子加在一起，一共参加了六个有长有短的夏令营，除此之外，孩子们每周还有固定的骑马、游泳和钢琴课。
今年六月，我去看他们，每天同塞勒妈妈一同接送孩子。塞勒妈妈已经开始计划孩子们明年的暑期安排了，她看上了一个“航天夏令营”想让大女儿参加，因为“女生学理科，以后上大学好拿奖学金”——对于塞勒夫妇而言，并不存在孩子是否会上大学的问题，问题不过是，什么时候上什么样的大学罢了。
美国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在Unequal Childhoos里，论述了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育儿方式：美国孩子每天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有限，有经济条件的中产家庭用各类课外活动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工薪与贫困家庭，则更多的是一种放羊的模式（natural growth），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不同阶层孩子不同的在校表现与社会流动机会。
4.
我国提“素质教育”提“减负”，时间已经不短。然而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让孩子们早早放学回家不留作业，更多的教育任务转移到家庭上——那么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孩子尚得以积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反之则被放羊。长此以往，并非“素质”的提升，而是“素质”的分野，与阶层的固化。
而被视为学生压力“万恶之源”的高考——王东是它坚定的支持者。他半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这样的，要想逆袭，也只能靠高考了。”
——有些时候，没有出国夏令营也没有外教，也没有钢琴还是网球课、考托福还是考雅思的选择。有些时候，所有的全部选择，或许是要不要退学和爸妈一同打工去，是宿舍熄灯后要不要去盥洗室再读一会儿书做一点语法题。
——而这些，是“素质教育”的宏大叙事里，故事的另一面。
5.
对于Unequal Childhoods可以有更“学术”的批评——然而A. Lareau的这本书，同时也是一本畅销书。据Lareau自己说，很多毫无社会学背景的读者读完之后，都表示极有共鸣——“天啊！这简直和我的生活一样！”。
许多评论过分关注“concerted cultivation"与“natural growth"的优劣比较——然而正如书名清晰昭示，这本书的核心其实是“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而Lareau此书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关注和描摹了宏观层面上的不平等，如何在微观（家庭与学校）层面被产生与强化。如今的社会学研究越来越重视“机制”，而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大学扩招，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强的后改革开放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界，对于教育、分层与文化资本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之处值得填补。我们耳熟能详的“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与商榷的概念——在我们谈“素质”时，我们究竟在指什么？对“素质”的重视，在大学扩招的大背景下对于寒门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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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涉人物姓名与可识别信息已做出修改。
这本书主要讲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与工人在教养小孩方面的各类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了两类教养方式的优势和弊端，并没有给出孰劣结论。这样中立且客观的态度是很好，然而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作者不干脆找一些处于富豪阶级家庭来做个三方对比？如此结果谱系的呈现应该会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笔者贸然猜测大概是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社(会)体(制)下富豪阶级都是极少数因此样本的实际价值不大；也有可能是社会层级流动性已经固定，上升通道被关死，唯有看似拥有话语参与权实质并无的中 产阶级与工人在互相流动， 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假象。 如此看来，这本书内容和结构都算不错，只因格局有先天限定，所以算不上好书，至多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自己的某些成长经历进行更好的回顾和了解。但是我想，作为读者，首先都应该注意到阅读或者使用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对于目前的父母），存在这样一些前提：
1、这本书的调查时间是在1995年左右。那个时候，电子产品和社交网络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而现在的情况是，ipad等产品已经普遍进入儿童的生活了。考虑到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儿童阅读时间的分配问题，如果现在要使用这本书的结论的话，这方面的因素是需要进行考虑的。
2、本书的思想，受到了布迪厄思想的显著影响。布迪厄指出，由于精英的位置是有限的。（个人认为，20-80理论或许是适用的）因此，如果此前采用自然方式培养的群体大规模的进入协作教养模式，通常只能催生新的选拔法则，而不能广泛的改变群体的社会地位。
3、如作者书中所述，由于成书的时候，被调查的儿童依然是儿童。因此书中部分推论的结论，是未经证实的。去查了Annette Lareau近期的新作，也尚没有看到关于这本书的后续。
4、如作者书中所述，两种方法对儿童的影响都是有利有弊的。但由于协作培养更接近于主流社会的标准，而适应这种标准有助于得到和持续被聘用与通常的中产阶级志伟，故最终不一样变成了不平等。
书中的主要直接结论如下，对比中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贫困家庭，可以发现：
——在空闲时间，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倾向于参加大量的有组织的计划活动，家长亦围绕这些活动安排家庭时间；而后两类家庭基本没有鼓励儿童参加类似活动，儿童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自发性娱乐，控制自己的娱乐节奏。
——在语言使用方面，后两类家庭主要将语言作为基本交流工具，进行沟通，并偶尔用作为威胁式惩戒；中产阶级家庭在基本交流的基础上，同样将语言作为提供知识，娱乐以及锻炼儿童相关表达能力的工具。
——在干预公共机构方面，中产阶级家庭家长认为，要求相关机构提供个性化服务，并与教育机构等专业权威人士平等沟通都是很自然的，他们也鼓励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而后两类家庭中，无论家长本身的性格以及与其他普通服务人员沟通的倾向如何，在面对权威性机构的大部分成员时，他们普遍倾向于服从，也鼓励儿童服从权威。
——在家庭社交网络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通常与亲戚、亲戚家的同龄人不会建立十分亲密的关系，而后两类家庭中，建立的相关关系要紧密与热烈得多。
可以从书中的相关结论得到总结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有能力与成人或权威进行有效地沟通，与不同地人进行协作，更能够对事物的优先级进行排序，更有机会提高自己天赋的优势，更容易产生优越感和特别感；后两类家庭的儿童更善于自娱自乐，过的更为轻松惬意，更容易从亲人那里获得充足的亲密感。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书中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儿童会成长为怎样一个人，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同样会产生重大影响。
“人生而不平等，却无往而不在对平等的渴求中。”...
读书比看电影更安静，更需要思考，每个人读书的思维角度不同，读到的感受也不同，这本书值得一读~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将不同社会层次家庭教育的模式进行横向类比，深度解读家庭采取不同教育模式的社会原因，让我们回望个人成长与性格养成的教育因素，一起思考：什么是更好的教育，以及家庭与社会环境对个人一生的影响。
[2011.3]
我几乎冲动到要跟每个提倡自然生长理论的家长谈及此书，千万不要以什么“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为藉口，任孩子在没有指点的环境下迷失。
此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得到的成长体验很宝贵。比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只恨怎么不早点读到这本书。本书的精华就在这句话：“不同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使用的成就自然成长的策略相比，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策略看起来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全书提倡的是协作培养模式，只是建议不要逼孩子太紧。
如果家长提倡自然成长，那无异于说“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传授给你，所有的跟头要你自己栽，在我们这里没有预防针”。无奈的是，大多数爸妈是这样做的。这种模式会使孩子在困难面前茫然无助。
反观协作培养，家长们忙忙叨叨的在协作过程中完成了身教。也许有的影视剧里会表现出“家境优裕的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控制和干涉”。本书作者所说的，这种对成长过程的干涉所积累下的经验，更有可能变作社会利润，就是我们常说的熟知江湖规矩。
比起快乐自由，教会孩子为人处事的方略，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建设性，功效也更长远。
作者的评价体系中，协作培养与成就自然成长是各有利弊的，但说到底，富人的孩子还是会比穷人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资源，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也会更容易成为下一代的“富人”。
以前看《流星花园》，觉得杉菜的妈妈不可理喻，打肿脸充胖子；后来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在贵族学校，所结识的人可能真的意味着更好的社会资源。
哪个国家都有穷人，穷人的孩子，总比富人的孩子吃苦一些。最初的时候，穷人和富人又是怎么来的？
中学的时候，我的政治和历史都学得不怎么样。
不过我还能记得，我曾经想过，在农耕时代，把土地均分给所有人，会有什么结果。
开始的时候大家各种各的地，但是人有勤快有懒，算上天灾人祸，稍微懒一点的人，可能就有不够吃的一天。
怎么办？在私有制的社会，只能用地换粮。
于是，开头的那个假定，土地均分，就被打破了。
现在看来，这个假设真的是漏洞百出，问题多多，但是，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有句俗话是不错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尽管天上有时会掉馅饼，也有人真的不幸就被馅饼或是什么其他东西平白无故就砸死了，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的付出和回报还是会成正相关的。
那为什么有人勤快有人懒呢？习惯？还是基因？如果是习惯那就和成长环境有关，而成长的家庭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也是由基因数代积累的。
漂亮是天赋，聪明是天赋，勤奋其实也是天赋。平时看起来，勤奋得到的赞扬似乎更多，聪明在别人眼里最多是值得羡慕，而漂亮，就褒贬不一了。
这么说起来，遗传到勤奋基因，也是最幸运的。
我总是能把事情归根结底到基因上来，但是回到书中来看，其实也没有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办法。
就算国家出钱出力，让所有的孩子获得同样的教育，他们的天赋也是不一样的——这又涉及到因材施教的问题了，真的要给不一样的孩子同样的教育吗？
但是，至少有一点，作者调研的那些贫富不一的家庭，尽管各有各的烦恼，但没有人抱怨社会，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
也许，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平等，而是让所有漂亮聪明勤奋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相应的回报。
中产家庭 - 技能库教育，语言/知识型幽默、论辩式和专业术语构成了亲子日常对话，儿童从小就习惯以平等的姿态参与成人社会的各项活动，被鼓励与权威人士打交道并接受肯定，善于handle社会机器，利用力所能及的公共资源武装和发展自己（医疗、咨询、法律）。
工人家庭 - 放养，成员之间靠简单指令和无语的默契沟通，儿童在同龄人和亲戚小圈子中非常自如（情商和创造力在某个层面上比中产儿童要好），但面对大社会缺乏对话的自信，对外表现为羞怯和促狭——从而疏远了公共权利的获取渠道。即使面对公共资源，也不习惯进入和利用这些接口。因为鲜有将这些机构纳入意识，没有feel like home的感觉，基本当做一种希望规避的“麻烦”。
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决定了社会资源的代继分配。
由此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言而喻：机会公平是否可以简化为机会均等开放？均等开放是否意味着同样自如使用？究竟在哪一个层级上去缩小这种差别，意义如何，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另外，中产家庭的童年经验是均等分割、被规范处理的。全家的日程表都以几个孩子的课余技能训练的时间为坐标。相对的，这些儿童也就缺少私密友谊的氛围，没有伙伴，只有某种意义上的“社交训练”。也缺乏大块供自己安排、支配甚至消磨的时间以及能力——拖延症更像是中产家庭儿童的后遗症。
研究范式和写作都很整齐漂亮，有种X射线拍水晶骷髅的观感。
布迪厄说，研究个体使用何种策略保持或者改进自己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这个很重要。。
作者 Annette Lareau前后十年断断续续采访了88个家庭，这书里着重描写了12个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的，领救济的，黑人家庭，白人，混血的，离异的
她的观点并不复杂，考量的对象一分为二：中产阶级教养孩子是“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与之相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是“成就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种族的影响敌不过阶级，也就是说，黑人中产家庭更接近白人中产，而非黑人工人家庭。
中产阶级协作培养的孩子课外有名目繁多的活动；大多跟亲戚保持着友好而客气的关系；家长跟孩子讨论问题词汇量大，慢条斯理的说理；与教育机构打交道时很强势，常为孩子争取利益。而成就自然成长的孩子负担不起什么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常常散放在大街上，表兄弟是最亲密的玩伴，亲戚们是见得最多的人；家长只发出简短的命令，不容置疑；跟学校打交道时很局促，常常不能理解一些专业词汇。
她坚持认为这两种教养孩子的方法都有利有弊，并没有说哪个更优越些。中产的孩子多见自私、娇惯、冷漠、经常嚷嚷无聊，时间表被成天塞满而不会自己创造游戏。中产的父母望子成才心切、疲于奔命。而另一边的孩子不乏自由，快乐，家庭温暖。然而，进入学校和社会后，由于公共机构推举的标准与特权家庭教养孩子的标准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中产的孩子在家中受到的文化训练在将来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他们在童年掌握的诸多技能，如习惯与成人讲理，交谈时落落大方直视陌生人的眼睛，据理力争要求公共机构为他们好好服务等等上面，都能很好的派上用场。于是，特权便传递给了下一代。“制度化了的不平等”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用她说我们早就明白这些。阶级和不平等，世袭和门第，古已有之。也只有美国这个说everybody has the equal right to persuit success and happiness的地方，才需要社会学家写一本书来证明不平等的童年确实存在。
两种教养方式这个二分法虽粗放，也不妨碍看这个社会学家如何忠实的讲故事，带着助手隐身人一般描绘不同家庭的天差地别。读者可能会意识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至关紧要的童年只有一次，而童年里发生的事，我们习惯的种种，并不是理所当然。意识到什么都并非理所当然，大概是社会学的亮点所在。。
转念一想，中国估计也快用的上这书了。世道转的很快，小时候还是在田埂上乱跑长大的人当了爹妈，就要把孩子送到无数个兴趣班捆绑起来。如今小学老师也不好当，因为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爹妈随时准备着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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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相关介绍，书评，Q&A可以在这里下到：http://sociology.sas.upenn.edu/a_lareau2
另外，北大出的这套“日常生活批判系列”还有另外几本http://book.douban.com/series/4076
他们的封面一律小字印着：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真有爱
几十年前，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人公拉兹给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曲折的命运也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今天，当围绕“富二代”“穷二代”的讨论日渐激烈、“蚁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追问：每一代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奋斗得到提升和改变吗？如果不能改变，那是什么原因支配着人们难以挣脱？安妮特•拉鲁通过《不平等的童年》，以自然主义的深度访谈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平等是怎样“再生产”的。
当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自我增值的秘密之后，“再生产”的概念就在思想领域滋生蔓延。再生产必定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否则再生产就会丧失生命力。安妮特的核心问题在于：孩子们的童年所处环境的差异，如何再生产了他们的未来。围绕着差异，作者有两个对手：第一个对手是面对环境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奋斗取得成功；第二个对手是虽然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相互交叉，无法明确地说人们之间的差别是阶级的分化，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渐进递变的，不存在质的区别。为了反驳这两个论断，安妮特经历了艰苦的案例选择、观察式深度访谈和比较分析。她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级：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贫困家庭。而划分的依据，则是通过收入、居住空间、父母的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
米尔斯说，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行动选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在这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生发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安妮特这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基调可谓是对此想象力的一种再阐释。父母的所处的社会阶层机构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手中的资源、人际互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进而在家庭空间中了决定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安排，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还是家庭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方面，都存在极其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又以同样的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在童年时对于生活、教育、人生体验的意义，进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认，并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积淀成每个人的自我个体化的身心性情倾向，并且在日常交往互动、语言表达、行动判断等方面，养成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进而对未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至此，我们会看到，从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布尔迪厄在其理论体系中，通过场域、社会资本、心性倾向和惯习等概念，建构了一个再生产的理论框架。而其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饮食、衣着、音乐爱好等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的生活的多元进路，虽然共享同一时空，但是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安妮特建基于布尔迪厄的理论基础上，对于在家庭内外的教育问题上，孩子们是如何被不同的文化资本所塑造，又是如何激活这些资本来争取自己的未来过程，作了详细的田野考察。
当一个“不平等”的循环完成之后，我们基本可以把握那些支配着我们的外在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未来，一如我们身边的“穷二代”的形成，亦可追溯到城乡隔离、户籍差异、身份歧视、公民权利的缺失、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收入分配的失衡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由并不遥远的历史而来，建构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和生存境遇，又以“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从童年开始，建构新的“穷二代”，依然是穷，只不过已经二代。而一个社会是否在公平和正义中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恰恰体现在如何使其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使社会沿着公平的路经发展，而非不断地、无穷尽的、一代代的再生产“不平等”，直至社会的失衡和断裂。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就不仅仅是再生产的问题，而是怎样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实现从父辈向子辈的代际流动，不仅仅在职业上，而且在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不是一如既往的水平流动，不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向下流动，而是公平渐进的向上流动。要实现这种可能，需要考察的是如何打破“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机制，而阻碍社会流动的，恰恰是那些通过文凭、通过收入、通过民族、性别、地域、户籍、种族、健康证明等条件所实施的社会排斥政策。
对于安妮特的研究，以上的学理求索稍微越界。但是，其研究中那些目前位居优势社会地位的父母，他们童年的生活环境是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如何超越其社会地位的结构性支配，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这恰恰是需要追问的。而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作者所探究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就会失去有力的支持。要回答这个问题，安妮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需要改变。在《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中，她采用的是深度访谈的方法，无论其多么得谨慎抽样，无论其怎样得深度挖掘，其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思路，能更有效的解释研究对象本身所能揭示的“不平等的童年”再生产的机制和过程，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考察这个问题所应采用的多元的分析视角，但是它们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否在我们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其原有的不公平程度？这个程度可测量的范围幅度有多大？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排斥如何联手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是质性研究的弱项。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关于社会阶层分化也存在“断裂论”“中产阶级化”“阶层与结构再生产”“碎片化”四种相互争论的观点，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逻辑自洽和经验依据，至今理论界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安妮特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哪怕其所采用的样本家庭扩充到一百个，人们还是难以信服其结论，因为关于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的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能举出无数例子，因此，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这里的矛盾在于研究方法制约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而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严格的概率抽样和统计分析，抽离了诸多控制变量之后，或许能够揭示，社会结构是否在在历史变迁中实现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尽管对实证的骂名已经很是响亮，但是我们得诚实的对待不同方法的应用空间。
安妮特的研究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那帮孩子们的未来，投注了追踪研究的设想。如果她能够实现那些孩子成年之后的追踪调查，那么她就有可能建构一个完整的“再生产不平等”的循环过程，但是如果那些孩子的未来没有被其现在的“再生产不平等”所言中，那么就是那些孩子的胜利。作为行动者，他们挣脱了既往的父母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命运的支配和摆布，通过行动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这，毕竟是他们个人的成功，但其背后能否折射出社会结构在社会流动机制上更加公正合理了呢？这仍然无法通过这些孩子的命运转折的得到答案。
面对个体的奋斗，我们都会激励和鼓舞他们，但是在感情的意义丰沛之余，我们要追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提供了对所有人而言的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哪一个“穷二代”经过艰苦的拼搏获得成功，我们向往的是曾经属于社会底层的那一代人的孩子们是否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如果没有，如何实现？在这些问题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当下的中国一样，难解，而又亟需解决。
[美]安妮特•拉鲁 著：《不平等的童年》，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30.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0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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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讲素质教育根本就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就是赤裸裸地制造不可逆转的不平等从而保持廉价劳动力供给。纵观中国近百年的教育发展，原本我们有一套自隋朝已降运行良好的教育、选材、反哺机制，被推翻了；然后我们又有一套普及并且公平的教育、选材机制（虽然少了反哺），又以向美国学习先进经验的名义被改革了。现在美国人一摊手说，不好意思，教育这事儿我们做错了，我们近三十年做得很失败。这可真是，唉。
接受社会的等级的存在这个客观现实，只是希望这样的等级存在不是被其它诸如制度，权利等等因素的固化造成“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潦”的等级隔层，而能通过对现实的警惕的反思和保持社会层级流动的通道有效和畅通才能确保让那些努力的人有所回报。
是的，但是当童年的不平等到了一定程度，感觉阶级就固化了……
阶级形成——阶级巩固——阶级固化——阶级矛盾激烈——阶级崩溃——阶级形成；这不是历史么？我不知道，现在世界上，什么制度能够跳出这样的一个圈子。
的确，我也没有想出来。
严重不同意“拖延症更像是中产家庭儿童的后遗症。 ”如果中产家庭儿童从小是被时间表训练出来的，那更加不可能有拖延才对；只可能有对算不上多拖延的拖延的焦虑。。而且这个书其实是叙事方面有典型性。但是研究范式。。不就是那样的么。
不是，拖延症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主安排和自发专注能力，看我日记第一篇。
没有自主安排那更可能是课堂造成的。。反正观察上说，工人家庭的孩子不说大把也都有拖延症，至少也是颇有有拖延症，甚至严重过任何中产家庭孩子的例子。完全没有描述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啊
那不如这么说，工人家庭的父母也有打断孩子专注的坏习惯，也不是完全放养型的。
那这不就成了，管孩子太严的家庭，就会培养出拖延症的娃。那这和工人家庭还是中产阶级家庭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工人家庭统计上说管孩子都不严么？直觉上觉得这样的结论不可靠
本书描述的是初中以下小孩的状况，美国人崇尚早独立，即使中产家庭孩子，高中之后就要准备自立了，高中时选什么课搞什么活动要自己决定，到高三就会有类似我们大学生的毕业前综合症（拖延症自然包括在内），但不见得会拖到成年。
BTW，和阶级/种族/性别再生产相关的研究和教育哲学在美国相当成气候，结论都和本书差不多，批判教育学、自传课程等都与解决再生产问题有关。不过本书的“田野”确实很精细。
我不想生小孩。。。。
意识到什么都并非理所当然。恩恩
值得找来一看。
小时候还是在田埂上乱跑长大的人+1
有空去看看这本书
很想知道在无望上升流动的这个社会阶层制度下生活的穷二代们，是如何思考决定继续生养穷三代的？如果说穷二代们抚育下一代的积极性依然高涨，是否可以认为是对未来社会的危机恐慌，亦或是对未来社会的期望与信心倍增所致？不管怎样，值得庆幸的是，穷二代们不再像穷一代们一样为了某个人的积极号召而充当光荣妈妈，自我在不断觉醒的同时，又要去哪里找寻信仰呢？
“然而，进入学校和社会后，由于公共机构推举的标准与特权家庭教养孩子的标准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中产的孩子在家中受到的文化训练在将来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对这段话特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