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评传
1996-2
南京大学
贾征
427
204000
无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潘季驯（1521-1595）是16世纪中国明代杰出的治河专家。他一生中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27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认真汲取前人认识黄河、治理黄河的积极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黄”理论和“堤防修守”的完备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书是作者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关于潘季驯的综合性评传。全书共分12章，分别从生平概略、治河的历史背景、前期治河活动和后期治河活动、交友和著述、工程技术思想、工程管理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维及历史地位诸方面对潘季驯的一生作了评述。
贾征，祖籍甘肃泾川，1955年8月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水利思想史和应用社会学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发表有关论文30多篇，与人合著编写专著数种。此书是作者独立撰写的第一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序第一章 太湖之子 一、乡情和家世 二、青少年时期第二章 从政简史 一、在江西试政 二、巡按广东，屡建奇功 （一）“慎选民特”的用人思想 （二）惩贪除恶的清官形象 （三）积极推行“一条鞭法”改革 三、从顺天督学到大理寺少卿 四、巡抚江西，大力推行新政 （一）“平宁州盗” （二）疏通钱法 （三）整顿驿站制度，推行役制改革 （四）发廪捐资，领导治水 五、从南京兵部到刑部尚书第三章 治河背景 一、黄、淮、运河合流的自然历史和明代治河政策的嬗变 二、大运河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一）大运河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必然产物 （二）运河交通是封建社会特定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 （三）大运河是明代封建王朝赖以维持的生命线 三、治河活动与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 （一）从张居正对河漕工作的关心，看水利事业对于明代国家政府活动的重要意义 （二）从张居正对潘季驯的支持，看政治因素对于水利事业的巨大影响第四章 艰苦探索的前期治河活动 一、初试锋芒的第一次治河活动（嘉靖四十四年－嘉靖四十五年）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二）此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三）对此次治河活动的评价 二、独当一面的第二次治河活动（隆庆四年－降庆六年）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二）本次治河活动的经过第五章 走向成熟的中期治河活动……第六章 老骥伏枥的后期治河活动第七章 交友和著述第八章 工程技术思想第九章 工程管理思想第十章 科学思维方法第十一章 基本哲学倾向第十二章 不朽的历史地位附录索引后记
书摘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人。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在一个未仕秀才的家庭里，父潘夔，母闵氏。 潘季驯的家乡湖州府，位于浙江省北部，太湖之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府治。辖地六州一府，秦代属会稽郡，三国时属吴兴郡，唐代以后为湖州治，明代为湖州府。府城内有一府治、二县治(乌程县、归安县)，乌程县治也就是湖州府治的所在地。 湖州府城所在位置，地理风水十分奇妙。出城向西约五50步，有一大溪，目“苕溪”，出自天目山之阴坡，一路蜿蜒曲折，两岸芦苇护送，到湖州城外后，中分一支，悄悄流入城西之清源门，其流混浊；出城东南约一里，有一大溪，日“雷溪”，由上游诸山中三条小溪汇合而成，一路喧喧嚷嚷，直泻而下，匆匆涌入城南之安定门，其流清纯。清浊二流在城南安定门内的江子汇为一体，然后向东流出临湖门，合诸水入太湖。整个湖州府城，外有诸溪团团环绕，内有苕、雪二水穿城而过，所到之处，芳草萋萋，流水潺潺，故民间戏谓之“水晶宫”。放眼远眺，府城西南两面靠山，其山势大多峰峦叠秀，碧绿清幽，历代文人的碑刻墨迹，亭榭寺观，杂出其间；东北两面临湖，其临湖的地面平整如毯，一望无际，处处皆良田沃壤。向北行18里即到了太湖边。 太湖衔远山，吞日月，汇三江之水，跨江浙两省，长500里，周3.6万顷。湖面汪洋浩翰，气象万千。湖边曲折迂回，支港繁多。其中湖州境内的大钱湖、小梅港诸口，历来为江南运河的漕运关卡，浙西交通的襟喉要地。湖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是江南一处著名的蚕桑鱼米之乡，诗书礼义之邦。历代文人墨客都对此赞不绝口。苏轼《墨妙亭记》中称：“吴兴民足，鱼稻茭蒲之利，寡求而不争。”王樨《登喜留亭记》目：“其产多蚕桑竹木鱼稻果菇之利，俗号殷富。”李心传《南林抱国寺记》说：“乌程之南林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朴，行商坐贾之所萃。”这都是在描绘物产丰富之貌。由于土地肥沃，环境优雅，造就了乌程地面勤劳淳朴的民情风俗。如茅瑞徵《吴兴掌故序》中言：“吴兴风俗最近古朴，其土人雅称，率素润达而峭直，其里闾力本务樯，惟斤斤以勤俭，长子孙无敢傲康以坠先业。”《西吴枝乘》中赞叹：“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经济上的富饶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湖州地面历来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学习风气十分浓厚。正如王十朋《湖州偈庙文》所赞：“湖学之胜，东南鲜伦，风似邹鲁，民同蜀闽。”赵孟颛《吴兴赋》所述：“家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史俨之《进士题名碑》所评：“吴兴世风之胜，甲于浙西，……士由科第奋兴，肩背相望。”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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