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胡礼垣评传
2005-12
南京大学
张礼恒
370
280000
无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 ”，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 ，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继承与创新是本书的写作宗旨。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何启、胡礼垣二人的思想脉络，最大限度地展现何启、胡礼垣二人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篇，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五六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何、胡的研究，就总体而论，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薄弱的，无论是从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来看，清楚地显现出这一现象。第二、三部分为生平篇，分别探讨了何、胡的人生之路，以及作为文化边缘人在社会整体转型期复杂的思想脉络。第四部分为思想篇，重点分析了何、胡二人的大同思想、民权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 本书认为，何、胡二人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提出的社会整体改革方案在同时代人中是罕有匹敌的。何、胡思想既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又是世俗与宗教的结晶，更是现实与梦幻的组合。构成要素间的多元性与排列组合的无序性，注定了何、胡思想在现实世界的尴尬与无奈。当旧世界被历史的车轮碾过之后，何、胡思想只能成为历史坐标上的符号。
张礼恒，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1963年6月生于山东省安丘市。1985年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著有《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
第一章 研究综述篇 一、大陆及港台的研究概况 二、日本、美国研究概况第二章 生平篇（一） ——何启 一、非常之世与非常之人 二、纪念亡妻，创办西医书院 三、孙中山的良师益友 四、声名卓著的香港华人领袖第三章 生平篇（二） ——胡礼垣 一、家世与学养 二、谢绝诸侯罗聘，不应国王盛请 三、退隐香港，闭户著书 四、《梨园娱老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五、呼唤友爱，谴责战争——《伊藤叹》 六、弹奏灭清咏叹调——《满洲叹》 七、馨香一瓣祈共和 八、皈佛唱颂送终年第四章 思想篇 一、大同思想 二、民权思想 三、宗教哲学思想附录 1．何启、胡礼垣大事记 2．人名索引 3．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从医术上讲，何启是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优秀的大学教授。从思想观念上说，何启又是一位富有见地的思想家、政论家。作为教师的何启，传授给学生的是精湛的医学知识；作为思想家、政论家的何启，导播给学生的是崭新的思想观念。前者治身，后者医心。作为学生的孙中山，从老师何启身上更多地是学到了医心的本领。在此涉及到何启与孙中山之间的非比寻常的关系。 何启与孙中山的结识，是从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年），谱名德明，乳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载之。 初号日新，后改逸仙。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萃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其父孙达成不惜去做更夫，哥哥孙眉更是在16岁时背井离乡，远至檀香山谋生。孙家的境遇也随之发生转机。初至檀香山的孙眉先是给人做佣工，少有积蓄以后，开设了米店、杂货铺，随后投资牧场开发。因经营有方，事业兴旺发达。到1880年后，孙眉成为拥有占地6000英亩（约合华亩 20000亩）、雇工1000多人的牧场主，人称“茂宜岛主”。源源不断的钱财随之流到了萃亨村。孙眉成了孙家的“救世主”，成为孙中山辉煌人生的铺路人。 1879年5月，孙中山在母亲的陪伴下，乘船抵达檀香山。时年13岁。先人意奥兰尼学校（Lolani School）读书。1882年7月，以本届毕业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后又进入设在火奴鲁鲁的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学习。正当孙中山沿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前行时，哥哥孙眉的横加干涉使其计划夭折。志存高远、倾心西化的孙中山在檀香山的4年问，经历着思想观念的第一次大裂变。仿照西方，改良中国的思想萌芽在此滋生。正如他后来所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眉作为深受传统观念浸染的商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发财致富，对于改良中国的政治问题则根本不予重视。当孙中山决意要剪掉辫子，皈依基督教时，孙眉自然是坚决反对，并以断绝资助为杀手锏，逼令孙中山辍学回国。 1896年11月，孙中山在给翟理斯先生的信中述说了当年的情景：“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 意志坚强的孙中山并没有因此终止西化的步履，并没有停止对改良中国方案的探索。1883年7月，回到国内的孙中山进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读书。同年11月，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在美国牧师喜嘉理的主持下，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并改号为逸仙。1885年4月，孙中山转入皇仁书院学习。一年后又转学至广州博济医院的附属医科学校即南华医学堂学医。该校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始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是亚洲最早的西式医院。1887年9 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何启与孙中山的友谊由此开始。 何启与孙中山是如何相识、相知的，目前尚没有一份完整的记载，但是。答案可以在合理的推测中找到。大致说来，起因不外乎如下几点：两人都有求学海外的经历，同是皇仁书院的校友，同是上帝的子民；何启娶英国名门闺秀为妻的神奇故事，自然是年轻的中国学生们课下议论的热点；何启在香港西医书院拥有的“两个惟一”——管理机构中惟一的中国人，教师队伍中惟一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学子们仰慕的对象、接近的目标。再者孙中山自身也是很优秀的。大学一年级和大学四年级时，孙中山在何启讲授的“生理学”和“法医学”两门课程的考试中，成绩都居全班第一。上述种种原因，二位走到一起、谈到一处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
无
《何启、胡礼垣评传》，对于近代思想史上的何启、胡礼垣进行了客观评价，值得一读。
作者分别介绍何启、胡礼垣的生平事迹，合并在一起评价其思想，说明作者思路清晰，很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