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四卷
197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彭敦文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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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扑朔迷离，变化复杂。本卷分六章梳理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变化，其内容包括“九一八”事变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困境的形成、国民政府摆脱对日外交困境所采取的各种政策、遏制日本进一步分裂中国的外交措施、和战转换与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外交政策、走向长期抗战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苦撑待变与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等。在勾画这些变化的同时，本卷还对每项政策变化形成的外交理念、战略思路、政策前因后果做了具体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以民族自存与国家之间平等的共存为基点，以争取大国援助和建立国际反日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为目标。在外交的具体运筹中，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对日基本立场，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而从发展过程来看，国民政府由“七七”事变前以日本作为主要交涉对象，经过抗战初期在国际上普遍争取支持和援助的政策阶段后，逐渐形成了以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为战略重点的对外政策，并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彭敦文，湖南浏阳人，1962年生。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业，1989年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9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出版专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特权论》（合著）等及译著多部。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抗战时期国民党体制变化与组织状况》、《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政策的形成》、《不抵抗命令与不抵抗政策》、《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等20多篇。
引言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策略及其困境第一节 申诉政策与依赖国联一、不抵抗政策的实施与申诉政策的确立二、国联和英、美处理事变的立场三、国民政府坚持申诉政策第二节 申诉政策与直接交涉一、事变处理初期的中、日直接交涉主张二、申诉政策的困境和中、日直接交涉主张的再度抬头三、申诉政策的继续实施与上海停战交涉第三节 外交的困境与申诉政策的终结一、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二、国际和中国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基本反应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与国民政府申诉政策的终结第二章 国民政府摆脱外交困境的各种方案及其实施第一节 有限抵抗与军事停战一、有限抵抗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二、有限抵抗的失利与直接交涉政策的抉择三、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与停战交涉第二节 退让政策及其影响一、《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的善后交涉二、《敌乎?友乎?》与对日亲善政策三、亲善政策的实施与华北“纠纷事件”交涉第三章 阻止日本分裂和控制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第一节 阻止华北分治的外交运筹一、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对内政策二、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外交运筹第二节 中日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一、“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及其交涉过程二、国民政府应对“广田三原则”的外交策略第三节 推动国际合作以抑制日本侵华的外交举措一、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思想二、华北事变前的中外经济合作三、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中外经济、政治合作的推动第四章 抗战初期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一节 和战转换与外交运筹一、“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的交涉政策二、从交涉政策到积极应战的转变三、积极应战中的其他外交运筹第二节 增强抗战实力的外交举措一、加快发展中苏关系二、陶德曼“调停”前后中立德国的举措第五章 走向长期抗战中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一节 国民政府立足于长期抗战的外交政策一、全球视野下的外交思考二、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诱和、诱降的政策第二节 加强对欧美国家的外交一、争取英、美、法等国的支持与援助二、重点推动国联和英、美、法转变对华政策第六章 苦撑待变与欧战爆发后的对外政策第一节 苦撑待变一、坚持抗战与揭露日本扩张政策的图谋二、外交因应与逐渐以美国为外交战略重点第二节 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一、欧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外交抉择二、困境中的外交筹划与实施三、争取援助与积极推动反法西斯国际合作本卷综论“自存”与“共存”主要征引及参考资料
史汀生此前还在内阁会议上指出了日本轰炸锦州所显示的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还派遣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Prentiss BGilbert）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国联获悉日本在南满的军事行动后，致电中、日两国政府，指出：“在满洲其他各地，正在发生刺激情绪并使事态更难解决之事件，在此情形之下，行政院之现任主席，曾对行政院保证两当事国家将不再有恶化事态之一切行为，故认为对该两国有唤起注意之义务”，“冀望双方当事国共同采取必要之措施，以履行对行政院所作之保证”。①该文电尽管对中、日采取无差别的口吻，但国联已显示出对日本的不满，拒绝了日本代表以组织手续问题阻止美国代表参加国联有关会议的建议。同时，决定比原定开会时间提前一天再次就事变处理召开会议。会议对中日纠纷持更为重视的态度，各国参加会议人员，“其资望实较从前之代表为重”②。此次会议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也表示，国联当以“必要之坚定力”履行责任。③所有这些，显示了此次会议对事变处理的重视。但是，正当人们希望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吉尔伯特在会上表示：“本国政府决不妨碍诸君依据国联盟约所拟采之办法，亦未便参加行政院各会员依据盟约，商讨平息两会员间争议之任何行动。”“对国联谋解决满洲不幸纠纷之努力，并以表明愿为道德上之援助。”但非战公约，“实足以领导世界舆论，对于国际纠纷只用和平解决方法，为之后盾。吾人感觉舆论之势力，不特于各国内政上占极大力量。且与国际社会各员之相互关系上，渐形重要，并具势力”④。仅仅以旁观的态度，强调道德和舆论的作用。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4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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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非常丰富，如《大事长编》，而且非常新，如《蒋介石日记》，同时综合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许多新成果。观点新颖但不失客观，能够实事求是，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不失趣味性的太平洋战争前战时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