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2008-1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美] 卡伦·沃恩
237
朱全红,彭永春,宋正刚,王军
无
20年前，我就开始对奥地利经济学产生强烈兴趣。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期间我阅读了一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的著作并遇到了穆雷·罗斯巴德（MurrayRothbard）以及许多纽约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但那时真正吸引我的是奥地利政治学，而不是我知之甚少的奥地利经济学。直到1974年在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S叫th。Royalton，Ve卜mont）举行奥地利经济学学术会议时，我才真正开始对具有奥地利传统的经济学进行研究。
本书考察了新奥地利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直至现在的学术思想发展。现代奥地利学派对许多问题持有严密而非正统的观点，如主观主义、企业家的职能、市场过程以及在经济学中数学的运用等。沃恩教授对这些观点追根溯源，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围绕人类事务中的时间与无知问题构成了理论体系。她还说明了卡尔·门格尔如何描述市场过程并将经济增长与社会中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联系起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就认识到中央经济计划过程的致命缺陷是有限的知识和滞后的时间。 沃恩教授指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开始考察真实时间与无知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另一个前景光明的研究项目。 在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基本议题方面，作者写就了一部出色的作品。
作者卡伦·沃恩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协会主席。其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除了本书之外，还著有《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Economist and Social Scientis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重估奥地利学派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市场经济的解释，以及发展一种亲市场的女权主义观念。
前言致谢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第三章 经济计算与门格尔主题的再发现第四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第五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第六章 界定奥地利学派的范式第七章 市场过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秩序问题第八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何去何从？参考文献附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1950-2000彼得·博伊特奇彼得·莱森译者后记
第二章 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所有分支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卡尔·门格尔（1840-1921）的著作，尤其是他那本《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门格尔在许多方面是开山祖师，但他的著作时至今日才开始完全为人理解。我们读他的著作越多，也就越发意识到他的思想之复杂。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现代奥地利学派中至少派生出两派不同的观点。 20世纪诠释门格尔著作的方法截然不同，这证实了上述的事实。门格尔一方面能够而且已经被看作新古典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则又被奉为挑战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另一派学说的创始人。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寻求支柱，虽然我最终认为强调门格尔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更令人信服，但这亦非定论。 本章的核心就是讨论门格尔著作中模棱两可的篇幅。这些篇幅导致后人在解读门格尔真实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分歧。但是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出现对立的评价门格尔地位之观点的原因在于，不管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在他死后的多年，人们都较难接触到他的著作。 门格尔著作不多，却力臻完美，他后期藉数十年精力修订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第二版，却劳而无功，至死未完成。同时，他还拒绝重印首版，故而更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无缘直接阅读他的著作，以从中获益。因此，尽管自奥地利学派创始以来，众多对奥地利学派信奉程度不一的经济学家便不断地积极参加学术争论；可是直到近来，此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相对而言仍默默无闻，他的观点是经过两位大名鼎鼎的学生，即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有选择的传播，才得以被介绍进入主流职业经济圈中，这两位学生各自阐发其对门格尔的理解。即使在门格尔在世时，在奥地利以外也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拜读过门格尔的扛鼎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的。 因此之故，门格尔在奥地利之外的名声，与其说来自他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倒不如说是出自他日后方法论方面的激情四射的写作。在20世纪初期，门格尔因为这场方法论论战而名声大噪。然而，后来众多经济学家却一致认定，这场奥地利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是在浪费职业精力（Schumpeter，1954：81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作者沃恩教授指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开始考察真实时间与无知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另一个前景光明的研究项目。 在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基本议题方面，作者写就了一部出色的作品。
无
购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写一本《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在中国》。当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奥地利学派的接受，这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作者通过奥地利学派的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学术历程，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详细的叙述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成长历程（其实就是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成长历程）。故事性和学术性俱佳的一本好书。不过对奥地利学派的台柱性人物--哈耶克着墨不多。不知道是为什么。
介绍奥地利经济学派，扩充知识面
奥地利学派的忠实读者，看到这本书果断的买了，还没有看，应该不错，希望有更多的相关书出版。
对了解奥地利学派很有帮助。
研究奥派的入门书籍，好书不解释！
没有教材的奥派，只能这样一本一本地去读，体会思考
了解奥派的好书 精华
这本书书如其名，讲述的是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发展和其对美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当然若提到这个话题，当然离不开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先贤。
将奥地利学派的，应该了解了解。
作者本身就是奥派的自然比较了解，对奥派评价中肯吧，说了奥派一些不足和可取之处
标题来自此书先前一篇书评里“无端”的回应，这正是最近在看奥地利学派相关书籍时我在思考的，也算在选择未来的研究方向。
书评好多是在介绍，没仔细看。
对于书，我觉得翻译的很好，至少看起来很顺畅，凭这个流畅的翻译，足以得五颗星。
对于内容，我觉得作者的逻辑和学识无可挑剔，有机会还要更多的找找她的文章。
对于奥地利学派，最近刚开始研究，只能说很对我的胃口，我们要经济学有什么用？这是个规范性的问题，甚至很难用来对经济学本身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
而说到规范性，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是非常挑剔的，这种近乎纯粹的理性出发点没问题，矛盾的是实际研究依然需要落足于现实的经验研究，而这种研究除了直觉式的理性地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之外貌似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似乎正是一种智者的矛盾。
说到方向，作者似乎也是无奈中只能隐隐给出直觉性的期盼，这种直觉更多的是奥地利学派式的，似乎难以有神马帮助。然而我想说的是，既然从逻辑上，各个流派似乎都不是有用的经济学，那么为什么不能相信直觉呢？
看完就来写书评了，赶时间，有点乱，还是稍微来点正式的总结吧：
1.经济学上道路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经济学内部的问题，无关乎经济学的规范，却关乎自身道德规范。这从奥地利学派成长的曲折中可见一斑。
2.奥地利学派提醒我们关注的，我认为从一个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的直觉中都可以得到肯定；可惜我们要经济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过于宏伟与综合的问题。
3.从最近对奥地利学派的学习中，我觉得本书还是忽略了一项：对心理因素的重视程度的演变。据说门格尔当年曾去研究心理学，而到了米塞斯那里，从认识论一书中开篇就已经把心理学与经济学严格的进行了划分。本书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项重大的疏忽，只是觉得既然奥地利学派出于一种直觉落脚于具体的经济过程，落脚于知识与时间的过程，人类心理的基础是免不了的。而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出发的这种心理基础的追寻，可能会与当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4.关于奥地利学派所谓的“知识”与当代主流的“信息”，一直带着疑问，不知道看到哪本书才能给我一个充分的辨析，有哪位师兄看到希望给我个指引。
对于这本书，自己倒是没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手头还有一本《哈耶克文选》等着看，现在只是想了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历程。图书馆里有的，只有这一本看起来还可以，于是就拿过来了。正如打分，我觉得这本书“还行”。
奥地利学派的关键词：人类行为，文字演绎经济学，特殊的企业家理论，拒绝利用数学，限制使用计量经济学，怀疑宏观经济学，资本和交易波动，货币
在前言里，作者概括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要素：不愿意从时间和无知中进行概括；坚持以市场过程为中心；重新理解市场秩序中的经纪机构；越来越喜欢既把人当作个体又当作社会动物来理解。
奥地利学派认为简单的数学符号无法表达经济运行，这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在古典经济学中，静态分析、比较动态分析，均衡几乎足以概括；但是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动态模型，因此初等代数和几何的解法并不合适。虽然在奥地利学派中，有以科兹纳为代表的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派，和以拉赫曼为代表的全新经济范式派，但是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第一，一门社会科学应当对那些涉及个人行为和思想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第二，由于我们个人只能以自己主观的智慧作为过滤器去感知世界，经济学就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以此作为人们对于他们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主观理解的反应。市场过程可以理解为不同个体的行为与相互交流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活动，这些个体具备不同知识，对未来有着不同预期，并通过相互交流来寻求实现各自的项目和计划。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不能剥离时间和无知；经济学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为什么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奥地利学派的源头，在门格尔和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很有趣，他不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从物理学中寻找经济解，而是从进化论中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虽然在70年代之前，主流经济学对门格尔的认识还停留在“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理论”阶段，但是随着后来奥地利学派的复兴，门格尔的理论逐渐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的“圣经”——不同的解读，不同的门派，同一个起源。门格尔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五条：
第一，只有通过知识和行为才能满足人类固有的需求；
第二，知识权力以及追求经济福利与发展意味结合的重要性；
第三，知识增长产生经济进步，促进真实价格趋近经济价格；
第四，随着市场买卖人数的增多，潜在的价格范围越来越小；
第五，自发秩序理论。
当然门格尔比较悲剧的是，他陷入了长期的“无意义”的方法论论战之中，从而耽误了他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说非常可惜。
书中的一个历史很有趣，奥地利学派中内生了三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诞生了米塞斯这样纯粹的自由主义捍卫者。
关于书中提到的米塞斯，个人概括如下：
第一，早期主要作品《货币和信用理论》，将货币追溯到了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的时刻；
第二，经济危机是一个试图调节由部分准备金银行引起的不均衡状态的市场过程；
第三，社会主义在没有私有财产或者自由市场交换帮助下，是无法进行合理的价值计算，无法反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值，非常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浪费。国有企业的领导们“官僚化”倾向严重，主动性和责任感不强。
关于书中提到的哈耶克，个人概括如下：
第一，资本理论方面有专长，因此即便理解者不多，但是思想足以被广泛传播——这一点和米塞斯不同；
第二，他是凯恩斯的主要对手，二人有长达数十年的论战；
第三，他认为不切实际的价格信号造成了商业周期，形成了“李嘉图效应”，治愈高涨的经济最好的方法就是萧条！？
这第三条，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理解的；只是这样的想法太激进了。关于这一条，自己在后面还有话要说。
书中提到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兰格。兰格认为可以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充当市场交易的“拍卖人”，国企的经理们努力朝着降低平均成本、将边际成本保持在国家公布的价格水平这两个目标上迈进即可。在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无疑很天真，并且是基于静态分析之后的结果，因此属于“看上去很美”的理论，况且还没有考虑技术知识的增进。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者妄想经济运行的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却增加了制度的不稳定性，苏联和东欧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本书花了一章来介绍米塞斯，看得出来米老在美国的日子属于“曲高和寡”的那种。过于坦率而且坚持自由主义的观念，让他和主流的经济学学术圈格格不入；米老到美国的时候都60多岁了，愿意和他平等交流的人几乎没有，大部分的跟随者几乎都是“崇敬”的接受指导，原来在奥地利时期研讨班上的对话变成了教授，可以说是一种寂寞的悲哀。这一时期，米塞斯的大作《人类行为》出炉，其目的是想重构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这本书的缺陷在于，没有能够探讨研究历史或者经验经济学的恰当方法，以至于奥地利学派之后被长期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在这本书中，米塞斯提出了“行为公理”，即边际效用递减、报酬法则、人类劳动作为手段的法则。同时探讨了企业家的功能，认为企业家是与市场数据变化有关的行为人。并且米塞斯认为，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目的是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与芝加哥学派不同在于，芝加哥学派的基础是信仰的稳定偏好和“密集优先均衡”，认为所有观察到的数据都处在均衡状态；自由放任的结论直接来自有关选择、均衡和经济秩序（最新的是理性预期）的假设。
对于米塞斯而言，偏好总是不断被重新评估，离开选择行为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进一步来看，均衡纯粹是一种虚无状态。
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是1974年。在这一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在此前后，罗斯巴德（著有《美国大萧条》）、科兹纳以及拉赫曼（在美国之外的奥地利学派人）为奥地利学派的复兴都做出了不少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巴德对于“大萧条”的解释，和弗里德曼不同，二人的分歧在于：通货膨胀究竟是货币数量增加还是价格水平上升？奥地利人认为是前者，而弗里德曼（几乎是主流经济学）认为是后者。科兹纳发展了企业家理论，这也是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就是解释了“价格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科兹纳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均衡市场价格”，企业家凭借其机敏的素质，注意到了机会并利用这一机会为自己谋利，如此一来企业家就成为了市场的“鲶鱼”，为市场变化增添了活力。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借助物理学和静态机械运动分析的架构来捕捉被感知的经济秩序，并将其理论化；奥地利学派批判了这一路径，但是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论述清楚的替代方法。虽然一直在主流经济学之外游离，但是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以及对于货币发散过程中相对价格效应的调查都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吸收了奥地利学派的批判，并削弱了奥地利学派所宣称的能够对经济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的能力。
综合来看，奥地利学派长期倡导自由市场。首先这是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笃信自由市场所赋予它的参加者众多利益（米塞斯），其次是因为自由市场预先对自由和产权做出承诺（罗斯巴德）；最后是因为它的运作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要好得多（哈耶克），有可能是是三者兼而有之。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奥地利学派有一种“只可远观”的感觉。正如前文介绍哈耶克时书中所表述的，萧条是治愈经济高涨最好的药方，这样的观点虽然很有道理，但是过于激进。在社会成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经济进入一个轻微的低谷期尚可接受，如果长期持续的萧条，极有可能导致专制、集权制度的崛起，而面对这样的情形，奥地利学派的处世之道是“置身事外”。
这就像一个智叟：他已经看透了整个世态炎凉，每日的讲学虽然听众寥寥，但是过路的人在或多或少的听到他的观点之后，都有些启发；只是如果长期的听下去，免不了会有太强烈的厌世情绪而放弃改变的努力。
这个年代需要智叟，因为需要警世的人；但是如果人人都是智叟，无疑也是社会的悲哀。
寒假要看完《哈耶克文选》，个人认为有一点难度；看多少算多少吧。
（原载《文景》2009年第三期）
一、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什么是奥地利学派？这是一个萦绕在我脑海中许久的问题，却从未真正找到过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依稀记得大约四年前，我曾经有过一项思想史研究计划。然而在花费了数月时间搜集、翻阅资料之后，这项计划便宣告夭折，以至于留存在记忆中的这项研究计划只剩下一个名词——奥地利学派。
或许当年有许多原因迫使我终止这项思想史研究计划，但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我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奥地利学派？
因此，当我翻开沃恩（Karen I. Vaughn）教授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读到该书的前言时，便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些似曾相识的疑问唤起了我对于数年前那些困惑的回忆——“到底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是否就是所有奥地利人写的相关作品的总和”，“奥地利学派是否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套特殊理论”。正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让我读完全书。与某些作为奥地利学派拥趸的读者失望甚至恼怒的心情相比，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竟然些微感到某种欣慰乃至愉悦，尽管这不能代表我同意作者在本书中写下的每一句话。
关于那个困扰本书作者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问题，沃恩教授在前言就给出了回答，“从观点表达充分、与新古典主义模式相区分、有着重要不同特征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迄今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沃恩著，朱全红等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页，以下仅标页码）。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论断。
我们知道，当提及“学派”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从一种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问题的，例如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重农学派”、“历史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等。对于这些通常情况是持续数十年后便消失了的学派，我们是在一种“过去时态”的情景下讨论的。所以“某某学派”的称呼有时候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分类标签，其流传至今的思想往往也只具有知识考古的价值而已。
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因为毕竟连哈耶克自己也承认，“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然而沃恩的断言显然走得更远，她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一个“学派”的存在。如此的观点当然会触怒那些至今仍然视自己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翻阅当代奥地利学派的官方网站——“米塞斯研究院”——上对该书的评论，即使不是严厉指责至少也是颇有微词。Ekelund的结论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即便如此本书也毫无新意可言，她提供的解释是对虚无主义的召唤”。
在当代许多学者眼中，“奥地利学派”绝对没有沦落为思想史的分类标签，其不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学术传统，更不是仅供知识考古而用的僵死的“思想化石”。相反，奥地利学派的生命仍然延续着，她是一个绵延一百三十多年并且仍在发展中的思想团体，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充满革命精神的思潮，是一场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道路不断抗争的运动。
显然，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对上述观点的全然否定。然而，如果我们翻到本书的最后，便会发现沃恩教授的论断与其说是一种诋毁，不如说是一种希冀。尽管她“始终不将自己称作‘奥地利’学派的人”（第2页），但她仍然是以一个奥地利学派同情者的身份来写作本书的。所以当她在写下如此论断时，她所持有的实际上是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一派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在于它必须对其经济理论的结构原则进行彻底的重建”（第11页）。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相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对当代经济学的批判中就孕育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种子”（第5页）。对一位诚挚追求真理的奥地利学派学者而言，这恐怕是最真诚的赞誉了。
那么，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沃恩教授这种似乎两相矛盾的观点呢？或者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奥地利学派，这一持续百年却又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边缘的学术传统其价值究竟是什么呢？要真正理解奥地利学派，或许最好的方法依然是沃恩在书中提出的方式，回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源头。
二、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
无论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内外对各类经济理论存在什么样的异见，有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门格尔（Carl Menger）在奥地利学派中的地位和价值。“如果说在过去六十年间，奥地利学派在经济科学发展中几乎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那么，这完全要归功于门格尔所奠定的基础”，哈耶克当年在门格尔的经典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重印本导言中所作的这段评价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共识。用“奥地利学派”的官方介绍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且不说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观点，即便单从主流的思想史视角来评价，门格尔亦是毋庸置疑的大师级人物。1871年，《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的那一年，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之年。由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门格尔三人以不同方式独立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悖论”，从而开启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其中，门格尔的影响在有些学者看来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盛赞《国民经济学原理》，“他将因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为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连杰文斯的那本出众的（更确切地说是语句如格言般隽永的）以及瓦尔拉斯命运不佳、令人费解的著作也不例外”。
维克塞尔是对的。如今当我们再度翻开那本出版于百年前《国民经济学原理》，我们仍然会被这位先贤简洁、明确、坚定的论断所震撼。该书是门格尔计划中的一部系统经济学论著的第一部分，正如沃恩所发现的，其开篇便迥异于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是不应研究经济行为的实际建议的；理论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只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如此一来，这本献给历史学派的奠基者罗雪尔（Wilhelm G. F. Roscher）的著作，却从一开始便拒绝了德国历史学派最根本的经验归纳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强调的，是“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个人的主观欲望出发，研究外在世界客观物与个人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为前提门格尔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经济学体系：依据个人的欲望来定义“财货”（good）的性质，再由此定义主观价值（效用），从而来对消费品与生产要素领域进行界定，进而确定交换、价格、商品与货币起源，最终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内在统一的经济体。
无论门格尔努力创建的这套体系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看起来多么地特立独行，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看，门格尔的思想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例如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等，经过后人的阐释，已经完全被新古典理论吸收了。因此在思想史的教科书中，我们常常见到他被摆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者的位置上。
这一评价当然不会获得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在他们看来将门格尔视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是误解了门格尔。新古典理论仅仅从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所作的三大贡献——主观价值理论、原子式分析方法以及货币理论——中继承了部分不完整的内容，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门格尔的贡献远非只是发现了“边际效用”，而在于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从中提供的种种经济学洞识为后人开辟了无限的研究可能性。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门格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门格尔与作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派创始人的门格尔。就其深邃复杂的思想而言，这并不构成什么矛盾。从门格尔独树一帜的理论中，当代学者总能够解读出种种不同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从门格尔的货币产生理论中找到苏格兰传统思想的精确表述——“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货币的产生过程既不是有意的设计，也不可预测。经过这个过程产生的制度绝非人类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各个个体有意识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无意图结果”（第34页）。然而我们也知道，除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外，刻上苏格兰传统标记的制度理论并没有受到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特别钟爱。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门格尔思想不断地重新解读。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中重新发现了门格尔的主题；希克斯爵士（J. R. Hicks）所编辑《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所著短文《门格尔及边际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献陆续发表，带来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
“门格尔的方法的本质当然是，始终以个人的理性行为为基础，以此建立起复杂的市场结构的模式”，这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内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析理路。然而这还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全部。
对于个人主观能力的强调让后世的学者注意到了门格尔体系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内容：知识和时间。门格尔不同意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财富的增加来源于分工，“……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的不断增加，并不只是分工的结果”，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的数量，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所能支配的权力范围的限制”。所以知识在人类经济进步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人的欲望满足表达为“行动”，而行动与时间不可分，“在高级财货一阶段一阶段地转化为低级财货，以至最后达到人类欲望之满足状态的变形过程中，时间就成为我们进行考察的一个本质要素”。以个人有意图的行动为中心，通过知识与时间理解市场过程的本质，这构成了二战以后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显著特征。
三、理想体系的建构：米塞斯
门格尔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但终其一生却仍未能完成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计划。他的两位直系传人——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各自从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扩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构建宏大完整的独立经济学系统的野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真正成熟归功于米塞斯的努力。
在米塞斯众多的学术成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最终完成了奥地利经济学体系。他首先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完成了门格尔未尽的任务——货币理论；然后建构起了完整的“人类行为学”体系。
《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虽然解释了货币的起源，但货币价值理论一直是其没有完成的空白领域。米塞斯承袭了门格尔晚年的思想，将奥地利学派彻底的主观主义应用到了货币理论之中，运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及其购买力问题。从而，“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然而米塞斯的贡献不仅于此，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战中，米塞斯开始思考为由门格尔首创的经济学方法论打造某种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人的行动》。这是一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感到非常困惑的综合性著作，从方法论到市场、价格与货币，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囊括了太多的一般经济学家所熟悉的资料，但又采用人们不熟悉的表述方式”（第77页）。然而，在米塞斯的崇拜者眼中，《人的行动》是“经济学的极致”，“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
也许如沃恩所言，米塞斯并没有打算将《人的行为》撰写为奥地利学派的标准教科书，也许他本人“从未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77页）。但是显然米塞斯也并没有意图通过本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从而将门格尔的分析方法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相一致。米塞斯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基础的构建，并且最终他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特有的经济学体系，这使得米塞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领袖。
就像Gordon所指出的，沃恩在本书中严重误解了米塞斯的思想，她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把米塞斯当作了极端先验论者。恰恰相反，依照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阐述，米塞斯的方法论不仅不是先验主义的，而且是极端经验的，“远比现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后休谟经验主义更经验主义”。
米塞斯的体系之基础是一个异常简单的公理：作为个人的人的行动。这里，所谓米塞斯的“先验论”仅在于关于“行动”的概念上，米塞斯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认识论来解释行动概念的，即对于“行动”本身的认识是先验的，是“人的大脑的逻辑结构的基本和必然性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所有由基本公理出发的演绎推导和辅助公理均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人从事有目的的行为；选择特定的手段，去达成目标；手段是稀缺的；选择受到知识的约束；行动需要时间；未来是不确定的；等等。通过文字演绎的方式，米塞斯仅凭借极少的基本公理推导出了从个人选择到商业周期的整个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
“人类行为学”的体系是完美的，完美得以至于其至今仍然和主流经济学如此地格格不入。米塞斯在美国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当时所遭遇的孤立。当其他奥地利同行，诸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以及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等人已迅速地融入美国学术圈，并在重点大学拥有显赫地位的时候。作为将奥地利学派思想引入美国的领军人物，米塞斯却被排除在了主流学术界之外，成为经济学边缘人物。沃恩教授解释了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现实原因，然而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也许是：米塞斯的体系拒绝任何修改或者扩展的可能性。既然作为出发点的公理是如此简单且不证自明，那么如果演绎逻辑推导不存在任何问题，所有的结论就是自然而然成立并应当为人们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任何过多的解释和证明，不存在证实或者证伪的问题，更不需要任何实证的检验。所以数学语言被排斥了，经济计量更是一种错误的实证方法。米塞斯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体系，并且将其演绎逻辑闭合了。这样，在拒绝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无论是米塞斯个人还是他的理论均被排斥于主流经济理论之外。
四、新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人类行为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全然拒绝，才使人们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存在。终于，在几十年的坚持之后，这支围绕在米塞斯周围、以纽约曼哈顿下区一个地下室中的研讨班为活动中心的小团体，开始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宣布了奥地利学派最终赢得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胜利；沙克尔（G. L. S. Shackle）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充满敬意；希克斯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被遗忘的时间维度。当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复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第115页）。
沃恩把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时间定在了1974年，定在了那次长达一周时间的南罗约敦会议。然而，从沃恩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从那次会议文章结集而成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中，重生的新奥地利学派却不复再有当年米塞斯殚精竭虑所构建的统一体系。
事实上无需沃恩的叙述，只消翻开《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便可知道谁代表着新奥地利学派。全书十四篇文章中十二篇都是由三人所著，他们是南罗约敦会议的主导者，他们的声音代表了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罗斯巴德，米塞斯思想最坚定的继承者，美国奥地利学派的中流砥柱。他的丰富而高产的成果在很大程度是对“人类行为学”体系的补充与再阐释。他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来解释1929年的“大萧条”，他把“人的行动”运用到政治、历史乃至哲学等现象的分析，他通过亲自对历史经验的再分析来论证在拒绝了经济学实证检验之后如何证明人类行为学体系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罗斯巴德用其犀利的语言更清楚地解释了米塞斯的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跳出过“人类行为学”的框架。因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罗斯巴德或许代表着最正统的奥地利学派，但是“他那个品牌的经济学仍然被学术界认为是落伍时代的错误”（第105页）。
与罗斯巴德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科兹纳（Israel Kirzner），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中另一位杰出弟子。他也许没有前者那种宽泛的研究思路，他更注重那些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细节性命题，从而“尝试在主流学术圈语境内继续米塞斯的学术研究工作”（第111页）。从科兹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那么强烈的抵制情绪，相反他的所有研究都可以视为是将奥地利学派的某些洞见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去的努力。就如同他本人所言，经济学解释有两个任务——探索行动的无意后果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就是“人的行动有目的”，“人的偏好、预期和知识是固有地不确定和不可预测”。如何以奥地利学派的洞见来完成经济学解释的任务，这是经济学家应当关心的内容。由此可见，科兹纳并不过分强调奥地利学派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专注于经济研究的共通性。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对于完美的人类行为学体系的坚持，他更为关心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以及如何运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更好地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沃恩的话来说，科兹纳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不是试图对抗新古典经济学，而是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视角来对传统经济学作出贡献。无论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或者是否为他那些奥地利学派同行所接受。
第三股思潮则来自于拉赫曼，新奥地利学派中一位非直接师承自米塞斯，也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美国圈的人物。与罗斯巴德和科兹纳相比，拉赫曼的思想或许更天马行空。罗斯巴德关注的始终是“米塞斯说了些什么”；科兹纳则在相信米塞斯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更强调如何去解释真实世界。而拉赫曼一方面相信存在一个挑战主流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人类行为学体系就足以代表他心目中那独一无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把奥地利学派理论定位于“市场过程理论”。拉赫曼的“市场过程”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或者用沙克尔的比喻来说，“万花筒般的世界”。这是对“均衡”概念的反讽，是对“知识”和“时间”的无限强调，“市场过程是永不停息的知识流的表现。……在社会中，知识的模式总是不停地变化着，是一个难以描述的过程。知识很难被当作‘资料’，或在时间和空间上可确认的东西”。于是乎，拉赫曼继承了米塞斯体系的一部分内容——支配市场过程的人的因素之重要性，但是他又完全打破了米塞斯的体系，转而尝试用经济学以外的理论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所以在拉赫曼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展开。
很明显，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带来的是由米塞斯构建的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罗斯巴德、科兹纳和拉赫曼，他们至少代表着奥地利学派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新奥地利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成为了一个更让人困惑的概念。
五、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马克卢普曾经尝试以一些共同的信念结构来界定二战以前的奥地利学派，他提出包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边际主义、偏好理论、机会成本以及生产的迂回性在内的六项原则，然而，正如包括马克卢普自己在内的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原则早已非奥地利学派所独有，而是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组成内容。所以马克卢普又加上了两条“极易引起争议”的原则——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个人主义，作为区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关键（第224页）。但这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科兹纳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词条的时候，在马克卢普的前六条原则基础上，加上了新奥地利学派所特别强调的另两大原则——市场过程与不确定性。然而即便如此，以现今的经济学标准来看，这后两项原则也早已成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博弈论制度分析等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主题，不再是奥地利学派的专利。
因此另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更偏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奥地利学派范式”。就像多兰（Edwin G. Dolan）所作的那样，把奥地利学派归结为一门“非常规科学范式”，其包含三项方法论原则：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人有目的的行动；拒绝把确定经济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包括在合理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内；通过文字演绎推理少数几个基本公理的逻辑含义。
但是如果说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其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些学者所希望的那种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的思想传统。通过回顾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奥地利学派诞生至今，也许只有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能够作为奥地利学派最完满的经济学系统，但是其遭到排斥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新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打破了人类行为学的理想体系，回归到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努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沃恩教授最终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这是奥得利斯库（Gerald P. O’Driscoll）和里佐（Mario J. Rizzo）那本著作的书名。也许如一些学者所称这只是对奥地利学派当今发展的肤浅认识；也许科兹纳最终未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拉赫曼始终没有重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结构，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许加里森（Roger W. Garrison）和怀特（Lawrence White）等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对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一种背弃。但是在一位局外人眼中看来，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召唤”可能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
无论罗斯巴德的赞誉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行为学体系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举例来说，米塞斯-罗斯巴德有关商业周期的解释——由于政府和中央银行推动的信贷扩张引起的投资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所造成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对于认识我们当前的金融危机依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更为贴近当前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然而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完美只能意味一种孤立的姿态。姑且不论是否仅凭理论逻辑自身的无瑕疵就能够彻底排除经验数据的检验，单就政策建议层面而言，无论是米塞斯的金本位观点还是罗斯巴德更为激进的废除中央银行建议，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下都没有任何可行性。
在撇除了恪守体系的窠臼之后，人类行为学或许才体现了奥地利学派最为关键的意义：她始终如一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人本身，坚持彻底的主观主义立场。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行为的，但是我们的意图并不是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我们的效用，而是追求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欲求。满足欲望的过程才是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的中心。如果行为人能够以某种方式突破当前限制条件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欲求，每一个人都有如此行动的激励。市场扩展过程中无数的制度发明、金融衍生产品创造，正是个人有意图地突破约束条件而尽可能满足欲望的行为。这种非设计的行为后果会造就市场繁荣，也会促使经济灾难。无论如何，这正是我们现实经济世界运行机制。
由此可见，奥地利学派的优势不在于挑战主流经济学，不在于构造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其提供的理论洞见始终面向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因此，奥地利学派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应是执着于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
认识主观经验下的客观世界，这正是当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所向。拉赫曼当年力图描述的纯经济理论——“主观意义-合成体的客观意义-合成体”，如今已成为经济研究前沿所努力的方向。这样回归真实世界就意味着奥地利学派应当仅仅以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形式参与到共同的经济分析领域中去。所以沃恩教授最后的结论又回到了当年在南罗约敦会议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句惹恼众人的论断上，“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优秀的经济学和糟糕的经济学”（第199页）。
消失了的奥地利学派也许才是最好的奥地利学派。就如当年哈耶克所言，“一个学派，当其消失而不再单独存在时，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它的主要观念已经成为主流一般学说的组成部分了。维也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功”（第223页）。所以我们说奥地利学派的未来应当是一套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
对于那些坚持奥地利学派“正统”而批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或许主流经济学确实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让我们再度回忆当年瓦尔拉斯在《政治经济学与正义》中的那段话：“……从她的诞生到荣耀的顶峰，一点一点地成长，遵循着她的道路，坚持着她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于最新的冠之以‘指导’或‘手册’的工作之中，而是存在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真理集合之中，存在于从其诞生直至今日仍忠实地遵从的传统之中。正是在那里她存在着，因曾经的失败和最终的凯旋而骄傲”。“伟大的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是由于批评、自省与包容，主流经济学才成为“主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亦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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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
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5）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尔（G．L．S．Shackle）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种思路意味着，对系统理论研究结论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义持严重的怀疑。因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一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赞同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立场联系了起来。鉴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闻名，可以想象，这种联系被许多观察家（尤其是主张继承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传统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讽刺，甚或是荒谬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
写得真好。不过，关于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当然，主流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说自己才是好的），这个问题应该回溯到另外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我们要经济学有什么用？
如果没有对后一问题的探讨，我们永远也无法说清什么是好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