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
2010-9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何子英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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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认为，给民主下定义，需要揭示出民主的质的规定性，即区分出民主与非民主。同样地，回答什么是全球化，必须指出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的本质差异。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汽车不是马车数量的加倍。汽车等新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的削弱和损害，使交通方式的进步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进程。全球化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重要动力，它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迁过程。本丛书以“全球化与治理转型”为名，试图通过聚焦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出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治理的新变化。诚然，全球化是一只大象，每个人摸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尽管如此，盲人摸象对于拼合一张关于全球化的整图仍然是必要的。就此而言，当前对于全球化时代治理转型的研究还显得太少，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是宏观、原则性研究居多，具体、深入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发生了重大转型，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能进行线性理解，即不能将全球化作为影响治理转型的一个常量。它们之间是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了治理转型，而且治理转型本身也属于全球化进程。由此，我们不但要研究全球化，而且要全球化地思考。本丛书期待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实现全球化研究与治理研究的双重推进。盲人摸象这个古老的寓言还可以解读为：如果盲人们能够确立共同概念，他们之间的语言可以通约，他们之间愿意分享、沟通和讨论，那么，一张关于大象的整图就成为可能。全球化与治理转型的研究亦是如此。在今天，关于全球化的任何命题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的确走得太远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走得还不够远。
在充分借鉴与利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上，本书试图通过解读杰索普的著作和论文，系统地研究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揭示出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杰索普国家理论之于当前中国国家转型的启示意义。本书的论述结构依据杰索普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理论演绎逻辑而设计，围绕两个核心主题：一是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建和发展，一是杰索普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与未来的批判性具体分析与预测。
1 导论 1.1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战后复兴与式微 1.2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1.3 杰索普及其国家理论：发展阶段与基本内容 1.4 研究目的与本书结构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批判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 2.2 阶级理论与资本理论批判：还原主义与归类主义 2.3 新葛兰西主义及其接合方法(上)：葛兰西与普兰查斯 2.4 新葛兰西主义及其接合方法(下)：拉克劳与墨菲 2.5 普兰查斯与策略关系方法的萌芽3 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 3.1 积累策略、国家形式与领导权方案：策略关系方法的初步运用和展开 3.2 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 3.3 国家作为政治策略 3.4 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上)：激进自主与自生成系统的启示 3.5 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下)：调节理论与话语理论的意义4 调节、尺度与治理 4.1 作为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 4.2 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与空间尺度 4.3 治理的兴起与元治理的引入5 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 5.1 国家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可能对象 5.2 形式充分性与功能充分性：以马克思的国家形式分析为例 5.3 “聋子的对话”：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争 5.4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重释与规定 5.5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形式与功能充分性6 重构福利国家 6.1 福利国家及其危机的争论：一个简要的考察 6.2 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特征 6.3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诊断 6.4 后福特主义、全球化及其影响 6.5 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7 超越发展型国家 7.1 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危机的争论：两种主要解释范式的简要考察 7.2 市场对国家：批评与反思 7.3 出口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7.4 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与未来8 全球化与国家的未来 8.1 国家转型的趋势与反趋势 8.2 全球化的知识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想象及其影响 8.3 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9 结论与讨论 9.1 理论贡献 9.2 理论局限 9.3 对中国国家转型的启示与意义参考文献后记
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艾伦·伍德愤慨地指责这些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质上同“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任何东西作了告别”。②但是，在西蒙·托米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看来，“政治的理论化，调和不同的、相冲突的利益和观点，根据不同需要、欲望和利益来组织社会生活，承认完全透明的、同质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应该被驱除而不应该被接受的‘幽灵’。正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重申的那样，这并不是否定‘普遍主义’的中心性，也不否定传统上与左翼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的目标和雄心。”④事实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雷诺兹也承认了这一点，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只不过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19世纪的无产阶级，“后马克思主义没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挑战或政治挑战。”④应该说，拉克劳与墨菲所主张的“回归政治”、“激进民主”，并不显然地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概念，毋宁说他们认为人的生存始终处于各种身份的政治对抗之中，这种对抗无论从普遍性还是永恒性上来看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对立范畴，话语的身份建构显然比经济的身份建构更为广泛、更为随机从而也更为普遍，政治对抗的消解显然也并不仅仅是通过消解经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抗就能完全实现。这也意味着社会的非同一性导致消解政治对抗的永恒性只可能是一个未来之诗，也正因此激进民主也就成了周凡所说的一种无法达到的善。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的非同一性根源于经济身份的对立，消除了经济的对立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同一性，从而也就消解了政治对抗的永恒性。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差异，归根结底就在于前者把政治对抗归结为话语性建构的身份冲突，而后者坚持政治对立根源于经济性建构的身份冲突。
百年前梁任公对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无奈叹息，曾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强而前仆后继的“抛头颅、洒热血”；百年后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激发了中华民族在“大国崛起”之路上新的国家想象和政治追求。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与政治理想，持续地塑造着西方世界对国家与政治的想象与设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导师郁建兴教授的指引下，我将最质朴的爱国情怀转变为对国家理论的研究兴趣。国家理论是一个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研究领域，汗牛充栋的文献交织着不同学派的争锋。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整个研究过程可以说是痛苦并快乐着，它让我经历着被诸多“困惑”所折磨的痛苦，也让我体验着突然间“豁然开朗”的快乐。而著书的过程则更像与一个调皮的“小情人”相处，既需要火一般的浪漫激情，又需要绣花式的绵绵耐心。所幸，在一番痛苦“纠缠”之后终于可以收获一份甜蜜的温馨。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何专古先生、朱慧智女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感谢你们多年来在我求学之路上的坚定支持与积极肯定，是你们的辛勤汗水为我撑起了一座大山。而父母额头上一道道的岁月沧桑，则仿佛是我亲手刻划上去的一般让我心痛。衷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宋朝程颢曾说：“古者，白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其德业。”我要由衷地表达对导师郁建兴教授的敬意与感激！是他引领我进入国家理论这个充满诱惑力的研究领域，指导我踏上正规学术研究的成长之旅。本书从一开始的选题立意、草拟提纲、撰写初稿到最后的完稿付梓，无不浸透着恩师的心血与关怀。
《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是全球化与治理转型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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