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
2008-9
赵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09出版)
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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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生存和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发展而改变目前的生存境遇，防止和避免因随时间之矢的流逝、人类文明的变迁而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样可以概括为如何通过发展，在科技、财富与就业之间建立起流畅的联系。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Karl Marx）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1，1995：78-70）“这是一个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1，1995：67）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从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工业实验室在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从内部、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工业实验室的运行机制，揭示了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基础，阐述了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在富民强国中的作用。在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中，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是诸种关系的基础，工业实验室是从建制角度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至今依然是最重要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在内容上兼顾到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管理学与经济学，是典型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主要创新在于： 总结并阐述了早年提出的“运动员—裁判”公理与创新源理论；全面阐述了工业实验室的运行机制；发现了原创性技术创新成就的高峰分布；发现并挖掘了以工业实验室为核心的创新源区域转移的特点；纠正并发现了在20世纪50—80年代企业规模对研发（R&D）产出递减现象；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国际通用专业学术术语如“研发密度”概念，等等。《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适合文理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的管理和咨询决策人员阅读，尤其适合作为科技史、科技政策等专业的参考读物。
理论篇第一章 工业实验室的定位§1.1 实验室的含义与类型§1.2 创新与创新源§1.3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定位第二章 “运动员-裁判”公理§2.1 资源配置的差异§2.2 规制“三性”§2.3 “运动员-裁判”公理“运动员”定则;“教练”定则;“裁判”定则;“运动员-裁判”公理及其意义第三章 科研组织与企业的整合§3.1 对企业的认识职能视阈下的企业;交易视阈下的企业;契约视阈下的企业;组织运行视阈下的企业;动态视阈下的企业§3.2 企业性质与科研组织§3.3 科研组织与企业的关系科研组织与企业的区别;科研组织与企业的联系;科研组织与企业的整合: 研究与发展（R&D）公司§3.4 企业选择创建科研组织的一般因素纵向一体化;完整的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企业;市场机制与竞争力;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3.5 企业与科研组织整合的边际分析 历史篇第四章 科学研究的职业化§4.1 非职业化的科学研究活动§4.2 科学研究成为职业城市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自然科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体制 中的确立;社会对科学研究兴趣的转移§4.3 科学研究活动的职业化科学交流体制的形成;国立科研组织的产生;科学研究活动职业 化的展开;科学研究活动职业化的扩散;结论性评述第五章 企业科研活动的兴起§5.1 企业的起源: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5.2 早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5.3 近代早期的技术创新活动§5.4 企业科研活动兴起的环境物质技术条件: 大工业的激励;社会观念的变革: 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人才准备: 教育的资本化和科学家的民间化;规制的创新: 专利制度和反垄断法§5.5 企业科研活动兴起的表现及其意义第六章 工业实验室的演进§6.1 分析工业实验室演进的基本判据判据的初步筛选;基本判据§6.2 第一波工业实验室大学实验室和独立实验室的出现;科技界的参与和科技型企业家的示范;企业内科技雇员的增长;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工业实验室;工业实验室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6.3 第二波工业实验室美国的工业实验室;日本科研资源的民间化和工业科研的诞生; 基本特征及其表现§6.4 第三波工业实验室原有特征的巩固与加强;基本标志与基本特征;中小企业科研的兴起;工业实验室的国际化§6.5 第四波工业实验室§6.6 趋势: 日本的经验及其启示运行篇第七章 工业实验室的内部运行§7.1 因创新性“生产”而存在§7.2 实验室创新活动的案例分析案例1: 贝尔实验室与磁性录音器;案例2: AKZO公司实验室与嵯┨⒍肆Ｖ舅á§7.3 实验室创新活动的一般过程§7.4 实验室创新活动的基本构成研发主体;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资源;文化环境§7.5 内部运行的结构与规范§7.6 内部运行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以项目为核心的研发运行;科研职业角色的定位、冲突和协调; 对管理者、决策者的基本要求;结论性评述第八章 企业与工业实验室运作§8.1 生产体制与科研组织§8.2 基本结构及其职能§8.3 企业规模与科研组织企业规模的一般决定;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已有认识; 经验检验及其初步分析;推论: 企业规模与科研组织的关系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 §8.4 企业运作与实验室组织§8.5 产业技术复杂程度对企业科研的影响第九章 社会互动中的工业实验室§9.1 科技型企业崛起的影响§9.2 国家创新系统中民间科研的作用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职能;国家创新系统 中民间企业的基础地位§9.3 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区域创新联合体区域创新联合体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区域创新联合体的基本结构;衡量区域创新联合体的原则和向度;区域创新联合体的生命周期与成功经验§9.4 区域环境下的实验室运行实验室的业务运行;案例1: 皮尔金顿财团;案例2: 普列赛有限公司;区域创新联合体下的研发公司结束语 科技资源配置的民间化是强国之本参考文献后记
3.1.4 组织运行视阈下的企业“委托一代理”理论和“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理论，是围绕企业组织运行的成本和激励问题产生的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背景，以契约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以企业已经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一种契约集合为起点的。对委托一代理理论而言，企业为何存在不是问题。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企业运行中的“权、利”分配所引致的监督和激励问题。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所有者是委托人，经理人员是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目标服务是代理人的基本职责。从信息经济学韵视阈看，委托一代理理论是以数学为工具分析，非对称信息下企业的激励问题的理论；也用来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代理人，另一方为委托人（张维迎，1996：401-403）。由于理性有限、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可能完全控制代理人。代理人分享了委托人的部分权威。当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威后，便会偷懒、以权谋私、按亲疏关系有意实行人为分配等机会主义行为。为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人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监督和激励，由此产生了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同时，代理人为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这构成了代理人的自我约束费用。在不考虑这两种费用的情况下，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在决策目标之间所产生的偏差，必然导致委托人损失一部分福利。这三个部分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委托人不得不承担风险。对大企业而言，如果委托人独自承担风险，代理人就会冒险，从而增加代理成本。要把代理成本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必须让代理人也承担一部分风险。因此，对于大企业，委托人一般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渡给代理人，以便约束、限制和激励代理人。而如何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之间建立最大的对应机制，便是委托一代理理论的最优激励机制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书是在1996年年底完成的硕士论文“工业实验室及其技术创新活动研究”和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原稿基础上经过增删修改而成的，是一本拖延最久的著作。其间曾以“现代科技的企业化运行”为题获得过上海市软科学基金博士论文立项资助（编号是10246，000266，KB55512），因一直忙于琐细，没有好好整理。如果可以依本人发表在《中国仪电报》（1996，06-19③）的“工业实验室——企业技术创新的心脏”一文算起，从我发现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一发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反而在后来中国实施“科教兴国”、落实“产、学、研”结合，落实“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中日益显示出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同时在2003年作为博士论文答辩时，以俞源培教授为主席的诸前辈以激励后生的宽宏胸襟给了个“优”字与“国内领先”的评语，这为进一步修改本书提供了动力。这也是激励我重新修改以便出版的基本动力。2005年，本学科点在前辈周昌忠先生的带领下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色学科点，重新立项进行更深入研究，在原来修改的基础和新研究的基础上，又花了近1年的时间重修。在修改时，由于另有已完成的专著侧重于以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整面进行了探讨，因此，本书更集中了对于“科技、经济与社会”结合点的工业实验室本身的研究。撰写本书的初因是1991.年第9期《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发表了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后，该杂志封面副标题“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是引致我最初转向对这个问题思索的根源。此前，于同年《社会科学（沪）》第8期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试论理性的‘三个世界’”。该文的立论前提遭到了学界前辈的善意批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对立志研习哲学者来说也是致命的——思维前提可能是建立在虚拟或误解的基础上，其结论通常宏大但却过于一般、空泛。这是我最初转移到科学哲学领域，并把方向改定为“科技、经济与社会”综合性研究的根源。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