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思想史
2005-3
戴元光
无
这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
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遗憾的是在古代专制主义下，我国传播业发展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特别是关于新闻传播的研究比起西方更为迟缓。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国家，也十分重视“史”的传播。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对传播的深刻认知，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传播的论文，如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世纪初，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传播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播的研究受到重创。“文革”后得到恢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涌现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家。但早期我国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史的研究，有关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研究断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环境，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中国传播业作为文明的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皇威下，但传播思想仍不断出新，传播思想家与启蒙家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并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为我们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了丰富的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
我们写作的思想导向是：
1．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
古代的传播活动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也跟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完全不同于现代传播的概念，因此对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就如大海捞针，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表现中国古代邈远精深而又不确定的传播思想。
2．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舶来品，与古代中国的邸报并无继承关系。习惯上中国近代新闻史，以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第一份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开端。故本书近代卷以此为起点，至1915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终点，共100年。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的方面，主要阐述1815年开端的西学东渐的传播思想，如林则徐、魏源等的传播思想，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的传播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的传播思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传播思想，以及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郑贯公、秋瑾、于右任等的传播思想和民初新闻人士黄远生等的传播思想。横的方面，主要视野是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重点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着力塑造传播思想大师们的“群像”。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
3．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对世界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世纪，也是令人焦虑和惆怅的世纪。对中国来说也如是。最近的一百年，传播媒体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传播媒体的武装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到多媒体，到互联网，到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极致，但却面临精神(思想、哲学、信仰) 的匮乏与缺席。也就是说，传播思想发展滞后于传媒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自由主义传播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给中国人以思想和精神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深刻，职业传播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明清以来，我们落伍了。
当代中国有2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我们应当在传播领域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应当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这些，就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所以，现代传播思想研究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20世纪初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
既然是学术专著，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结算清单”。所以，《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创新观点，甚至对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传播理论都有新的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现当代卷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认为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和传播史都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中国传播思想史》从2000年着手构想，2001年开始撰写，前后五年，数易其稿，终告杀青。
本书所讲的传播专指人类社会信息的流动，传播思想则是关于人类社会信息流动规律的概念、认知、理解和把握。由于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或较少有专职传播机构和专职传播人员，对传播现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鲜见有专门的传播思想家，传播思想散见于不同文献中。因此，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宽泛，一字一句都是爬罗剔抉寻觅出来的。近代以来，传媒发展迅速，专职传播机构很多，专职传播人员队伍很大，传媒成为导引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已较深刻。现代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的公器，也是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考虑不同时代传媒发展和对传播的不同认识，也为便于表述，本书由四卷构成，采用编年史的顺序。古代传播思想部分分上下两卷，上卷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下卷从隋唐到清乾嘉时期。古代部分分两卷并不表示古代传播思想的分期，只是因为容量的关系。而近代和现当代部分则各为一卷，从容量看也较合适。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190余万字四卷本书稿，不仅是我们执笔者的成果，其实更是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企图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的共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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