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
2010-4
赖玉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04出版)
赖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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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这一脉络既与王朝的更迭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完全随着王朝的变化而变化；既与社会的重大转换构成互动，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品质特性。然而，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潮、学术活动以及学术群体都是我们考察国家、社会与时代的有效视角。清代学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早期章太炎、刘师培对清学的关注，到梁启超提出“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清学“理学反动说”遂成为学术界对清学的一种代表性评价。此后，又有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內在理路说”。学人们或赞成，或反对，人体无出以上几种观点。其实，清代学术体系庞大，內容繁杂，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性。过多地进行简单梳理，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走向空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做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切入更具体、更深入的层面。清初学术，上承明代理学，下启清代考据学，成为明清学术转換的重要关节点。然而，由于社会的变动，学术演进在这个历史阶段呈现一种多元的态势，其走向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甚至捉摸不定的状貌，学术界的评价也因此各执一词。我们无须纠缠于诸如清初学术发展的主流究竟是什么、清初学术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上，而应从不同的侧面去揭示这个时期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囚、路径以及上下对接情形。任何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在发生与演变过程中，都会触及和关联社会的诸多方面，这也便给我们提供了考察问题的诸多视角。随着社会史的崛起，史学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方法的探索与观点的创新。仅以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一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为例，该书融汇学术史与社会史，对于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这一学术转变的外在学术背景与內在学术理路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
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十八年清政府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而增开的一个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与清廷的对抗情绪，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该书从三个大的方面来探讨康熙时期的博学鸿儒及其与清初学术转变的关系等问题。首先，通过考察博学鸿儒群体审视士人与清廷的关系，探寻促成学术转变的外在因素。其次，通过对鸿儒代表的个案研究，论述其学术转换的轨迹和所起作用。最后，综论博学鸿儒在清初学术中承上启下的转换作用。
赖玉芹，湖北荆门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199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又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获得该校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明清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工作。曾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历史教学问题》、《人文论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代表作有《论博学鸿儒纂修〈明史〉》、《经学以经世辨礼为生民》、《好古敏求以友辅学——朱彝尊学术交游论》等，并主持和参与了教育部、国家民委及国家社科基金等研究项目。
丛书总序序绪论一、引言二、研究前史及评析三、概念、思路及方法第一章 康熙年间的博学鸿儒第一节 清初士人风气一、清贫自守，谨慎交游二、恢复传统道德，重孝笃友三、畅饮赋诗，旷达不羁四、潜心读书，致力经史第二节 康熙对士人的怀柔政策一、士人的排拒二、康熙的怀柔政策第三节 群英荟萃的博学鸿儒群体一、鸿儒理学，走向二途二、经济事功，宏图难展三、沉酣经史，游刃有余四、诗赋之葩，争奇斗妍第四节 博学鸿儒的主要文化活动一、纂修《明史》二、典试各省及经筵日讲第二章 个案研究：鸿儒学人的学术走向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多元思潮与主脉凸显一、东林复社倡导由虚入实二、思想学术对明亡的回应三、考据学的兴起四、西学输入引起反响五、对宋明理学的修正与挑战第二节 汤斌：躬行实践，倡导经学一、躬行务实，讲求儒效的理学思想与实践二、倡导经学，勉力修史三、余论第三节 朱彝尊：笃实问学，研经博物一、广泛交游，学兼众长二、保护典籍，致力经史三、余论第四节 潘耒：承亭林学术，宣扬实学一、师从亭林，明经世致用二、“搜采欲博，考证欲精”三、研究音韵，宣扬实学四、余论第五节 毛奇龄：由理学向经学转化之典范一、江南学风和毛奇龄的交游二、渊源王学，回归经学三、余论第三章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第一节 鸿儒学人与清初学术发展一、清初促使学术转变的外在因素二、由经世实学到尊经复古三、治学精神和态度的承袭四、学术规范和方法的确立第二节 鸿儒学人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一、考据学二、义理学结语一、鸿儒是清初有别于明清之际大儒的又一代学人二、鸿儒学人的主要贡献及影响参考文献后记
确为笃论！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受明朝危亡、明清易代、异族入主等时事的影响甚大。那么，由清初恢弘博大的学术到乾嘉考据学的炉火纯青，其间，又受什么时事和人事的影响呢？以往许多学者分析认为是文字狱的迫害和清廷的高压所致。事实上，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戴名世狱”以前），对汉人的思想控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这就有必要对康熙的文化政策作具体的分析。其中，博学鸿儒的征召，是其崇儒右文之文化政策的重大举措，对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步人清代，高度发展的宋明理学逐渐衰落了。在动荡变革的历史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承袭着明末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修正王学的思想脉络，继承和发挥了明末经世致用和实学思潮，着手于崇实黜虚的救亡实学，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层次，由重义理的发挥转向对经典的阐释，开启了经学的时代，将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献典籍。到了乾嘉时期，经史考据，风靡学界。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学问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成为清代最具特色、成就巨大的学派。那么，从顾、黄等大师到乾嘉学者其间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学术转换和承接过程？由哪些人来具体承接？笔者将目光集中到受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深刻影响的学者以及活跃在当时学界的人物诸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等人身上。大致分析顾、黄等大师及阎、胡、万的交游状况就会发现，他们与博学鸿儒朱彝尊、潘未、毛奇龄、汪琬等人往来密切，不断切磋学术。而且，都在博学鸿儒开科期间会聚京师，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纂修。笔者将他们称为鸿儒一代学人，并将之与顾、黄等大师区别开来。因为两者的学术风格、研究宗旨、研究内容既有相同之处，有承袭，更有迥异之处，发生了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变。鸿儒一代的学者，开始注目于经史的考据，致力于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总结，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思潮淡化了。学者们以经学为己任，具有保护文献的高度责任心，其兴趣开始在“道问学”中寻求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博士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就是我逐步成长的历程，从学术道路上的蹒跚学步到今天的艰难跋涉，每一步都是在众多师友的期待与扶助下前行的。在此，我不能不表达我的感想和诚挚的谢意！回想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情景，历历在目，桂子山上桂花的芬芳仍时时沁人心脾。2001年我刚考上博士时，迫于经济的压力和日后找工作的形势，比较浮躁，总想找到一条捷径。导师吴琦教授说：“无论你做什么专业，只要你在这一行做好了，你拿着同行专家的鉴定去找工作，别人一看鉴定书，自然会认可你。”这一句话让我横下决心，从此踏踏实实！以致后来的两年多，我不问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完全实现了对导师这句话的践履。至今，我还用这句话来对我们历史学的学生做专业思想工作。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清朝康熙帝的科技管理政策及举措，对康熙帝学习西学、重视科技及相关的文化政策有所了解，对其驭下之术也有所见识。而康熙帝征召博学鸿儒科这一重大举措自然引起我的关注，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措施，而且是笼络汉族士人、稳定统治的一个政治策略。而这一举措的影响和效果竟出人意料！一是利于平定“三藩”之乱；二是让大部分汉族士人对清廷的抵触情绪消弭殆尽，处于朝廷的掌控之下，转而潜心于考据学。从学术思想而言，明代理学在清初经顾炎武等“由理学人经学”的倡导下，转向考据学。考据学是在乾嘉时期才盛行的，那么清初（康熙、雍正）的情况怎样？是哪些学者在响应顾炎武倡导？把这一问题与博学鸿儒科结合起来，就发现正是该科所聚集的一大批学者和提供的交流环境，在朝廷控制越收越拢的网络中开始了经史考据的研究，从学术研究中找到自由和乐趣，至乾嘉学派而蔚为大观。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国家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种知识背景卜，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国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墩的参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时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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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清王朝思想政策和士人转变详尽且清晰的描述出来，堪称是一部清代重要思想史，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值得业内外人士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