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制度与政策
2008-5
世界知识出版社
秦亚青 主编
271
240000
本书的结构反映了研究设计的思想，即在欧盟的实践框架之中提炼软权力的分析框架。第一章梳理了学界对软权力的研究成果，讨论了软权力的基本概念，也试图建立一个软权力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二章的重点是软权力的可操作化。这一章的内容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软权力研究的成果，并且借鉴大部分学者认可的观点，对软权力的资源要素做出可操作性的定义。由于目前在操作层面对软权力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成体系的成果，所以，我们的研究图提出一个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框架。这一部分是设计中讨论和争论最大的部分，也希望这种讨论和争论能够得以扩展，从我们的研究小组扩展到学界有兴趣的同仁。第三、四、五章是对软权力指标的定性分析。观念、制度、政策构成了这三章讨论的主要内容。在文化理念方面，我们希望探讨在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体系得以确立和国家间战争频繁发生的地区，和平、合作和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成为文化的。因为观念只有成为文化，也就是成为社会的共有观念，它才是软权力资源。在制度体系方面，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制度是怎样通过设计而成为软权力的保障和支撑。没有制度的保障和支撑，观念是难以成为社会主导文化的，也是难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实践活动的。第五章则主要讨论政策。政策是软权力的显形资源，政策的合法性、互惠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软权力所产生的影响力。第六章是对前几章的总结，也是对欧盟软权力问题的分析和评估。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外交。著作包括《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权力•制度•文化》译著包括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亚历山
前言 软权力与欧洲一体化道路第1章：软权力理论 一、权力 二、国际政治的变迁与权力性质 三、软权力 四、小结第2章：软权力要素及其测量 一、权力指数与测量 二、软权力要素和测量 三、软权力的可操作化方法 四、文化理念要素 五、国际制度要素 六、政策要素 七、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八、小结第3章：欧盟的新文化理念 一、导语 二、欧洲的和平意识 三、欧洲的合作意识 四、欧洲的共同体意识 五、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影响与局限第4章：欧盟的制度 一、欧盟制度的法理性 二、欧盟制度的网络化：制度共同体 三、欧盟制度的有效性第5章：欧盟内外政策 一、概念范畴 二、欧盟对内政策及软权力评估 三、欧盟对外政策及其软权力评估 四、结论第6章：欧盟软权力的影响与局限 一、欧盟软权力的三种形式 二、欧盟软权力的局限性 三、小结
第1章 软权力理论 一、权力 （一）权力的概念 权力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但从古至今，学术界对于权力的内涵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在其著作《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称“权力在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并专门对17世纪以来的著名思想家关于权力的定义及其纷争做了系统的介绍，作者得出结论：“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确实，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斯·韦伯再到罗伯特·达尔，以至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和约瑟夫·奈都是从作为一种能力的角度来定义权力的。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 从起源上看，英文中的权力——power源于法语pouvoir出自拉]文的potestas或potenia，意指能力。因此，能力是权力一词的本源内涵。 亚里士多德在政体理论中对权力作了间接的分析：主人只是这个奴隶的主人，他并不属于这个奴隶；奴隶则不仅是其主人的奴隶，还完全属于其主人。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其基础是奴隶根本不能获得实现其自身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依附于主人对一切暴力手段的垄断。这种依赖关系的建立，就是权力关系的形成。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经典定义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一般地说，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韦伯的定义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压迫性和反抗性，强调个人意愿对他人行为的影响是权力的核心。 传统的权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权力进行直觉描述。戴维·鲍德温在总结了权力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后，发表感言：“传统的权力定义是基于直觉的、模糊不清的，以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权力和社会》的出版为转折点，其后的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西蒙（Herbert slmon）、罗伯特·达尔以及杰克·纳格尔（Jack Nagel）等在内，对权力的定义则更清晰，更精确。”这些学者将权力视为一种因果关系。根据纳格尔所说，对权力进行因果诠释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不容易陷入同义反复，也使研究人员能将这种权力研究方法运用到更一般的情况中。在这些学者中，罗伯特·达尔的权力概念被引用的频率最高。 达尔将权力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A对B拥有权力就是指A能让B做B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权力是这样一种能力，是使B行为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没有权力的存在，这种行为本不会发生。也就是意味着B行为的变化是权力实际存在和有效的表征。如果B的行为没有发生改变，则无法验证A的权力是否实际存在。 进而，达尔认为一个关于权力的完整表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资源（SOllrCe）或称为基础（base）、手段（means）或称为工具（instruments）、大小（amount）或称为程度（extent）以及范围（scope）即权力对象反应的可选择空间。权力的基础包括各种可以用来影响他者行为的资源；手段是A用来沟通A的资源和8的反应的介质；权力的大小则可以通过概率表示出来。达尔以总统对参议员的权力为例说明了权力关系的这些要素。总统对参议员的权力基础包括总统的支持、宪法否决权、对全国选举的影响、总统本人的领导气质、魅力等；总统对参议员行使权力的手段包括承诺给予支持、威胁使用否决权、召集白宫会议以及发挥领导才能及个人魅力等；参议员的反应则有可能是通过或否决一项法案、召集听证会等。达尔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权力研究模式，不仅从资源和手段方面研究权力，也将注意力放在权力对象对权力行为的反应上，即运用概率的方法，通过权力手段和权力结果——即B的反应之间的关联性来测算权力的大小，以便对行为者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比较。 达尔将权力的资源、手段、影响范围以及权力可比性等权力要素展现出来，克服了传统的权力概念的笼统和含糊不清，并试图运用概率测量权力的大小。作为科学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达尔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确定是否存在权力，而是对权力进行比较”。但是对于权力的大小到底是否可以测算出来，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迈克尔’罗斯金则在《政治科学》一书中声称：“关于政治权力的一个常见错误是把它看作是有限的、可测量的量……政治权力是不可以论斤道两的。”本书作者倾向于认为，就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而言，是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或概率表示出来的，因此我们对权力概念进行界定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行为者之间是否存在权力关系，也即行为者是否拥有相对于他者的权力。 达尔对权力的探讨和分析使权力研究摆脱了以往的模糊性，将权力研究提升到科学层次，有助于权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书部分地借鉴达尔的概念，将权力定义为那种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手段，以促使他人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为预期结果的。 （二）权力分析的要素 通过上述对权力定义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权力的存在必须基于一定的资源，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并最终使权力受动者的行为符合权力施动者的预期来完成的。所以完整的权力概念必须包含三个要素。 1.权力资源 权力资源是指行为体用以影响他人行为的资产。一定的权力行为必定要以某种或某些资源作为基础。达尔在分析美国城市NewHaven市内的权力模式时将这些权力资源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资产包括金钱、财富、信息、时间、政治联盟、政治地位、以及对就业的控制等；无形资源包括个人性格和领导素质。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动用来支持其权力行为的资源更加丰富。汉斯·摩根索也将国家的权力资源分为有形和无形的共九种，包括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当然，一国所拥有的能根据本国目标对他国行为产生影响的资源远不止这些。 拥有权力资源并不等于拥有了权力，权力资源又可以被称作“潜在权力”（potential power），潜在权力能否成功转化为实际权力（actual power）依赖于行使权力的技巧和意志，但更重要的是受限于权力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权力资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权力资源具有历时性特征。拿国家权力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资源对国家权力韵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资源的构成和重要性排序是不同的。奈在其著作中列举了自16世纪以来各个时期主导国家的主要权力资源。比如对于16世纪的西班牙来说，金条、殖民地贸易、雇佣军等是重要的权力资源，而对于19世纪的英国来说，工业、政治凝聚力、海军以及自由主义规范等是主要的权力之源，到了20世纪，美国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其经济规模、科技优势、普世性的文化、军事力量及联盟、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等。 二是权力资源总是具体的。权力资源总是相对于具体政策环境而言的。一种政策环境下的权力资源在另一种政策环境下可能根本毫无用处。这也是决定某种资源能否成功转化成为实际权力的重要因素。如果在某种政策环境下，运用了不恰当的资源，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可能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鲍德温曾将这种情况比喻为抓到了一副好的桥牌的人却在玩争上游。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权力资源的具体性。因此，在判断一项资产是否成为某种权力资源时要结合具体的现实政策框架来考虑。 与权力资源的具体性联系密切的概念是权力资源的可转换性。权力资源的可转换性是指一个具体政策框架下的权力资源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政策框架下的行为结果。在一定的环境下，权力资源是具有可转化性的。比如“在18世纪，一个国库充盈的君主可以购买步兵团，并用之征服新的领地，征服新的领地又可以充实国库”。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权力资源的可转换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时代，权力资源的可转换性正在降低，比如，军事力量在许多领域就无法转换成影响力了。 2.权力行为 权力资源是静止的、被动的，如果想要改变他者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以某种方式对权力资源加以利用，这就是权力行为。权力行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罗伯特·达尔将权力行为大体分为威胁或许诺以某种方式运用资源以及实际运用某种资源两大类。落实到总统权力的具体案例中，达尔列举了总统对参议员行为施加影响的若干种方式：包括许诺提供支持、威胁使用否决权、召集会议以及发挥个人魅力和领导气质。霍尔斯蒂进一步将权力行为的方式总结为六种：劝说、许诺报酬、给予报酬、威胁实施惩罚、实施非暴力惩罚以及武力打击。奈对权力行为方式的区分又不同于这些学者。根据权力方式的强制性大小，奈将其大体分为命今式和同化式。具体来讲，权力行使者可以通过胁迫、利诱、议程设置及吸引等方式达到目的。这些方式按其强制性大小处在从命令式到同化式这一连续体的不同位置上。 3.权力效果 权力的最终完成是权力受动者行为的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符合权力施动者预期的，或者说，权力施动者通过受动者行为的改变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如果施动者在实施了权力行为后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效或者说权力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因此，权力效果是权力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丹尼斯。朗将权力界定为有意的和有效的影响也体现了他对权力结果的重视。“权力的有效性看来如此明显成为检验权力存在的标准，因此不需要作进一步讨论。” 二、国际政治的变迁与权力性质 在国际政治领域，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权力概念显得尤其重要。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变化，权力性质的本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这不仅使围绕权力的各种争论更激烈，也不断催生各种新的权力研究视角。本节主要探讨权力的性质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确定软权力概念的意义。 （一）权力的物质和非物质特征 从权力的基础角度看，权力存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分。由于权力资源存在历时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对物质性权力资源和非物质性权力资源到底何者更重要，学术界也是争论不断，各圆其说。但总体的趋势是非物质性资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对物质性权力资源的强调在现实主义那里逐步发展，直至被绝对化。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摩根索清楚明白地指出“国际政治即争夺权力的斗争”时，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一举击中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所在，这也是现实主义理论历久不衰，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原因。虽然在对权力内涵的解释上，即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权力这一问题，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但是对物质性权力资源的重视在现实主义那里是一以贯之和不断强化的。 摩根索运用历史和哲学的方法推导出权力政治学说。由于人性对权力和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为保证国家的安全，权力不仅是国家维护安全的手段，也成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在摩根索那里，权力指的是“人对他人心灵和行动控制的能力”，包括物质性的权力和控制心理的影响力。同时，摩根索将权力资源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九种。摩根索高度重视物质性权力资源，认为“国家权力对战备的依赖太明显，毋需详细阐述”、“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往往是由战争技术的差别所决定的”。但是，摩根索对权力的整体论述并没有排除心理因素、外交艺术等无形的权力资源。到了结构现实主义沃尔兹那里，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得到了继承，但对权力的解释上有所不同。出于建构科学理论的需要，摩根索的权力九大来源中难以测量的无形权力因素被删除了。权力等同于物质性资源。沃尔兹对于摩根索没有论及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他强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但军事力量仍是最为重要的权力之源。“在国际政治方面，武力不仅是最后手段，而且是首要的和常用的手段”。经济实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构成了军事实力的基础，可以随时转化为军事实力。在沃尔兹的影响下，一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利用权力的结构分析模式建构了一系列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这些理论中的权力主要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权力和多国公司》一书中就坦言，虽然权力可以有很多形式，但武力是权力的最终形式，“只能通过战争的结果来决定权力的分配”。 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等更促使人们在对跨国关系进行深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模式的解释力。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实现国家目标和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奈和基欧汉于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挑战现实主义范式的早期成果。该书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权力观入手，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图式。 （二）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图式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运输与通讯成本的下降使全球市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加速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人员流动和通讯等社会交往在国际社会中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并不受政府的控制；同时，跨国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恐怖组织等非国家组织也成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行为体。这些现象奈称之为“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意指不受政府中央决策机构控制的跨越边界的接触、联盟以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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