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1998年1月1日
教育科学出版社
王丽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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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
——一列喘气的蒸汽车
因为要写论文，第一章节就打算先关注今天语文的一些问题所在，看完觉得挺沉重的，其实这本书没有怎么太多煽情，仅仅是作者王丽收集的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大块的文章也不多，但是就是这么零零碎碎的文章也反映我们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看看还是不错，算是醒世录一类的书吧！
看完此书，我认为语文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各方面对语文的性质、目标没有明确正确的认识，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不能说是个难以思议的问题，全国至少几十万的语文老师靠教授语文为生，可是没有几个学者来专门研究我们语文的实质是什么，目标如何，有的只是一部分教师的无休止的论争，而且对垒的双方各持己见，既没有深厚的学养与理论作功底，也不讲究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论争从而陷入鸡同鸭讲的状态，一直到今天，语文中的语指什么文指什么还是众说纷纭；语文到底是工具性第一还是人文性第一抑或是工具与人文并重相信很多一线的老师也没有分出个所以然；因为前面的两个基本认识都没有一个共识，那么，维持现状似乎成为最好的选择，语文教师们被短暂的喧嚣吵醒又发现没有获胜的一方后又进入了沉默，现实是考什么教什么，教材咋编就咋上。一切与原来的没有两样。
于是，以知识为本位的教学仍然堂而皇之的占据着宝贵的课堂时间，教师上课热衷于介绍作者的背景，分段概括段义，再把文章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让学生做文字猜谜游戏。考试就是这么考的，不然教什么？可是，离开语境的文字还有生命力可言吗？亚里士多德说过“如果把一只胳膊从一个躯体上看下来就不是一只胳膊了”语文教学只满足于分段和概括中心思想，对于文章的特色视而不见，更有甚者歪曲作者本意，不顾学生感受，这样的教学怎么不让学生沮丧。作为教师如果刚毕业出来也许还有些新奇独特的想法，但一旦在现实中碰壁，发现对手实在强大时，不是对盔弃甲举手投降就是另觅出路，早走为妙。久而久之，教师也麻木了，甚至产生了斯德哥尔莫症候群，被绑架者为绑架者开脱，维护绑架者，出现了不考就不教，改了没法教的现象，当课改真的来临之时，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不能理解，无法适应，他们爬了太久，已经忘了该怎么正常走了。
而考试时琐碎的知识考察可以把人逼疯。大学教授甚至是博导做起高考题也纷纷折戟沉沙，徒唤奈何。过多伪能力的客观题把本来应该是气韵生动，首尾完整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直接成大量细碎的语言知识的考察，文章是被成功拆开了，可是该怎么组装回去呢？该怎么去创造新的文章呢？对不起，老师只教你怎么拆，至于怎么装，那不关我的事？我不是已经把规则给你讲了吗？比如，一个句子，最好要主谓宾齐全，句型可以变化，但是要符合规则，文学家的作品是特例，你们最好别学。写议论文的时候，注意论点鲜明，题目不是已经把论点讲的够清楚了吗？论据要支持论点，不能支持的你可以视而不见嘛，至于现实，现实就是考试这样写才不会被扣分，才能保证得高分，这才是最大的现实。学生在大量语言规则的规范下，失去了自己的生动的话语；在作文新八股的指导下，忘记了议论文的写作顺序是以材料为先，从材料中提取观点才是正道，他们不需要思考，因为观点已经定了，你要做的只是证明题。真正的如我的老师潘新和所说的言语能力因为符合用进退废的生物准则而逐步退化乃至于渐渐消失。于是不懂言语不懂文学的学子进入大学进入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又回到我们教育系统继续向下一代灌输八股和标准题的作法。如此恶性循环，怎能不让人痛心。
事情是如此糟糕，终于有一些学者作家看不下去了。王丽采访了众多的学者作家，大家纷纷作痛心疾首状，严厉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只是舆论压力。我曾经以为舆论可以带来改变，可是当我看到一位研究语文的学者在他的书中序言吐露了心声：“语文研究在很多学术机构的眼中是不入流的学科，它不能给学者带来经费、职称和应有的回报”而在今天主导高考改革这样的事看起来光鲜无比，其实个中心酸难以言尽，一不小心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真正的吃力不讨好。所以，骂归骂，大部分学者在发完牢骚之后又转身炮制自己的等身巨著，准备收获下一轮的科研经费和职称晋升，只留下一小部分研究者慨叹当年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黎锦熙等大作家学者参与教育研究的盛况了。只是盛年不重来了，赤子之心在今天的社会，学术界已经无法立足，铜臭味过早地侵入了本来纯洁明净的象牙塔了。当然，还是有值得肯定的是，坚持者们慨叹之余没有怅怅地离开，而是继续躬下腰继续未竟的事业，以自己的单薄的研究拯救还在水深火热的孩子和一些心有不甘的教师，尽管他们的身影是那么寂寞。
课改还在轰轰烈烈的表演，教育观念的演进只能在高考老式蒸汽式火车头的带领下驶向不知名的远方，歧途或者是正路。列车员有的满足于缓慢的速度而打起了囤，车上的货物慢慢变质也无可奈何，路边的人看到了也说：“太慢了，等到了东西都变坏了。”但也仅仅如此，列车继续向前，只有几个不是轻重的还在讨论怎么改良发动机。祝你一路顺风，我的老火车。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这两名可能的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当中一名遭挟持的女性，后来与之前绑架她的一名绑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